張公權是百年一出的金融奇才，早在20年前就因領導中國銀行脫離袁世凱政府而一戰成名。他年富力強、視野開闊，而且很有政治抱負。此時的他不但手擁巨財，而且領導著上海銀行同業公會，辦有《中行月刊》等雜誌，處處展示出銀行家的話語權。他對孔祥熙的赤字財政政策一向不滿，經濟危機爆發後，他再三呼籲政府應該把財力引導到幫助遭受蕭條打擊的中國經濟上，而不該拿去積壓在公債上。他不斷在媒體和股東會上發聲，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銀行界的金融政策必須徹底改變」，「政府立即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和浪費的支出，有成效地厲行節約，將儲備用於建設，以增加國家的建設」，「投資不應再只是限於商業金融的中心城市，而應該指引到內地地區去」。他的這些言論當然被孔祥熙看成眼中肉刺，必欲拔之而後快。張公權在行動上更是讓孔祥熙十分難受。為了表示對中央政策的憤怒，張公權大幅減少公債儲備，從1931年12月的7200多萬元一下子降到1934年12月的2500多萬元，並公開聲稱要抵制不合理的政府公債。中國銀行的資產佔全國銀行總資產的23%，幾乎四分天下有其一。在它的示範效應下，民營銀行對公債的熱情大大降低，孔祥熙的赤字政策眼看著難行其道。
就在經濟危機最為嚴峻的時刻，孔祥熙施展合縱連橫之術，突襲中國銀行。他知道憑一己之力，還很難將張公權擊倒，於是暗中聯合了兩大高手，一是國舅宋子文，一是黑社會老大杜月笙。宋子文在財經界的影響力之大是有目共睹的，他被迫辭職後，不再在政府系統擔任職務，而是發起組建了一家名叫「中國建設銀」的公司——我們不久就將知曉這家公司的主營業務是什麼了。他與孔祥熙的關係很平淡，甚至可以說矛盾重重，不過此次卻為了共同的利益又站在了同一戰壕中。1935年2月初，孔祥熙與宋子文在漢口開秘密會議，確定了突襲步驟，此案得到蔣介石的認可。
2月13日，由杜月笙出面發請柬，邀請上海金融界和實業界的大佬們開會商議應對經濟危機的策略。有錢又有槍的杜老大邀約，誰也不敢不給面子。會上，作為政府代表出席的孔祥熙突然拋出一個動議，他建議由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組成一個「三行小組」，對陷入絕境的上海工廠給予「盡可能的貸款援助」。此議一出，當然引來實業家們的一致歡迎，他們如同久旱逢雨，一呼啦全站在了孔祥熙那邊，杜月笙更是拍桌子大呼叫好。張公權等人甫聞此議，一時間不知如何應對，如果反對，那就將與工廠主們勢同對立，如果同意，卻不知道孔祥熙的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張公權於是提出，貸款是當然的事情，不過要討論細節，並且，所籌資金應全數貸給工廠。孔祥熙當場一口答應。
15天後，實業界與金融界再度開會，還是杜月笙主持。為了形成輿論上的壓力，孔祥熙這次沒有到場，卻通過上海發行量最大的《申報》以電報的方式繼續倡議成立「三行小組」。此時，宋子文則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在上海市商會、地方協會等組織中頻繁活動，還策動一些中小工廠主組成了中國工商業救濟協會，對銀行家集團形成了強大的催逼壓力。就這樣，上海企業家被人為撕裂成實業與金融兩個陣營，孔祥熙一時間成了上海經濟復甦的「大救星」。3月9日，在他的主持下，各方人士第三次聚會，形成決議，由中國銀行牽頭組成援助財團，提供500萬元的無抵押貸款和1億元的抵押貸款。3月20日，孔祥熙鄭重其事地向中央委員會提交議案，決定發行1億元的以海關稅為保證的公債。張公權、陳光甫等人提出，此項公債必須用於援助實業界的抵押貸款，張公權還迅速開始安排貸款的有關細節事宜。
事件如果按這樣的邏輯演進，實業界當是最大受益者，銀行界儘管承擔了金融風險，也是應盡之責任。可是，接下來的峰迴路轉卻出乎所有人的預料。
就在1億元公債被確定後，3月23日，孔祥熙突然宣佈了一條讓人瞠目的決定：政府出於管制的需要，要求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增發它們的股票，1億元公債將不再按原來設想的貸給工商業者作救濟之用，而是要用來購買兩行的股票。孔祥熙給出的理由是，這樣可以增加兩家銀行的信貸能力，以更好地克服蕭條時期的困難。他還以財政部的名義，指定了購買金額的分配，其中2500萬元和1000萬元分別購買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股票，3000萬元作為增加中央銀行的資本，剩餘的3500萬元作為彌補政府的欠債，對工商業的直接救濟貸款則一分錢也沒有。
這個方案最荒唐的地方在於：第一，銀行的定向增發沒有任何的溢價，第二，政府用來購買股票的錢正是它發行給銀行的公債。這好比讓豬吃自己的蹄。當時，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股本分別為2500萬元和1000萬元，孔祥熙的增發購買計劃，讓政府一下子成了兩家銀行的絕對控股大股東。尤為霸道的是，孔祥熙直接宣佈，中國銀行的董事長李銘、總經理張公權一起被免職。張公權「升任」中央銀行第二副總裁——這是一個專門為他設立的職位，中國銀行董事長和總經理之職由宋子文取代。根據中國銀行的章程，這兩個職務的任罷，需由董事會集體決議，孔祥熙身為財政部長，根本沒有這項任命的權限。孔祥熙和宋子文還一本正經地拍電報祝賀張公權升職，張公權以「勞累」為由拒絕到任。他讓人帶話給蔣介石說，如果孔祥熙這麼幹的話，中國銀行的鈔票可能在一夜之間變得一錢不值。蔣介石當然置若罔聞。
有意思的是，對於張公權的「升職」，在政府系統內唯一表示不同意的是時任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而他不同意的理由是，這麼大的事情，孔祥熙居然在之前沒有跟他有過任何的商量。斯人跋扈可以想見。
孔祥熙的最後一個難處是，他的任命最終還是要在董事會上進行表決。一些董事公開表示反對。張公權日後回憶說：「既然股東們對這兩家銀行在私人管理下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滿意，那麼，除了採用極端手段脅迫之外，政府是無法使股東們屈服的。」但是，孔、宋和杜月笙還是用各種明暗方式讓股東們屈服了。在3月30日的新董事會上，宋子文、宋子良兄弟和杜月笙都被增補進董事會，而代表私股的張公權、榮宗敬和周作民等人則出局。孔祥熙僅有的讓步是，答應由宋漢章出任總經理，而董事長還是由宋子文擔任。
在強行清理了張公權之後一個月，交通銀行董事會改選，孔祥熙的親信如法炮製地再下一城。就這樣，中國、交通兩大銀行盡入官家之手。
事態演變至此，孔祥熙的棋居然還沒有下完。當時上海金融界，除了兩大行，還有中國通商銀行、四明商業儲蓄銀行和中國實業銀行三家較為重要的民營銀行，它們的資產都在1億元左右。孔祥熙繼續鏖戰。他拿下這三城的手法就要簡單多了，在三個月中，他挾央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資金實力，大量囤積通商等三行的通貨，然後突然一下子拿出來要求兌現，此舉形同擠兌，原本已陷入困境的三行當然無法抵抗，於是只好乖乖投降。
中國通商銀行是近代中國的第一家銀行，創辦人是盛宣懷，此時的董事長是盛家親信、幾年前因拒絕「捐款」而被蔣介石通緝過的傅宗耀。杜月笙親自找他談話，後者很知趣地讓出了董事長職務，杜月笙取而代之。四明商業儲蓄銀行是蔣介石老鄉「寧波幫」的資產（以寧波的四明山為銀行名），董事長為孫衡甫，實際控制人是「四·一二」事變中出過大力的虞洽卿等人。孔祥熙照樣不留情面，新任的董事長是財政部國稅局局長吳啟鼎。三行中資產最多的是中國實業銀行，董事長是當過北洋政府國務院總理的龔心湛，孔祥熙強迫他辭職，由國民黨人傅汝霖接替。此三行中仍有一些私人股東，在後來的10年時間裡，孔祥熙控制的董事會竟然長期不分紅利，在最多的年份裡，每1萬元股本也就分300元利息，隨著通貨膨脹，私人股東的收益幾乎為零。
在這場大收編中，唯一漏網的重量級民營銀行是陳光甫的上海銀行。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劍橋中國史》給出的解釋是：「陳光甫和孔祥熙在美國留學時是同學，有人說兩人是親兄弟。」另外更具說服力的解釋有兩點。其一，在1927年蔣介石進上海的時候，陳光甫的「募資首功」實在太大，他與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私交非同尋常。其二，陳光甫與美國政府和金融界的關係十分密切，時任華府財政部長摩根韜是陳光甫的密友。1936年，陳光甫曾率中國財政代表團訪美，與摩根韜簽訂《中美白銀協議》。他是中美財經交往的最可靠的渠道，於是他被當成一枚「外交棋子」保留了下來。
半年之內，孔祥熙利用經濟危機的「大好機遇」，一舉收編上海五大民營銀行，張公權等人潰不成軍。中國金融格局陡然乾坤逆轉，國營資本在全國銀行中的資產比例從不到12%猛增到72.8%。孔祥熙的「手術」做得十分徹底。10月，一直是中國金融界最重要的社團組織和喉舌的上海銀行同業公會改選，領導權從職業銀行家手中被剝奪，杜月笙、宋子良等人被選為理事，公會徹底變色，從此淪為政府的一個附庸。
於是，到11月3日，孔祥熙宣佈進行法幣改革，規定從次日起，全國的貨幣統一為法幣。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一，統一貨幣發行權，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的鈔票為「法幣」，這三大銀行擁有印鈔權，其餘所有銀行都不得再自印鈔票；二，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均用法幣；三，廢除銀本位制，禁止白銀流通，三個月內，無論個人或企業存有的白銀都要兌換成法幣，全部白銀歸國有以充法幣準備金；四，法幣與英鎊、美元掛鉤，實行外匯本位。從此，中國確立了統一的現代貨幣體制和金本位制。
還有一個要記錄的細節是，就在啟動法幣改革的兩個月後，孔祥熙又匆匆宣佈新增第四家印鈔銀行——中國農民銀行。這也許是中國商業史上最奇特的銀行，它的直屬上司是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實際控制者是大家聽到名字都要筆直立正的蔣委員長本人。很多資料顯示，這家銀行的業務並不是為農民服務，而是收取鴉片煙稅的主要渠道，它有無限量的印鈔權，其資金主要用於軍事活動。更離奇的是，從來沒有人清查過它的賬目。有一次，英國顧問李茲·羅斯爵士提出要看一下賬目，他在回憶錄中記載了蔣介石當時的反應，後者很生氣地說：「難道我有這麼一點自由都算是過分的嗎？」
在民國金融史上，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並稱「四大行」，通商、四明、中國實業和陳光甫的上海銀行並稱「四小行」，國民政府和孔宋家族控制其中七家之後，民間再無話語。在1936年，「四大行」在全國164家銀行中，實收資本占42%，資產總值占59%，發行鈔票78%，純利潤占44%。其後，國營力量有增無減，到1947年，全國銀行存放款總額的90%以上已為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