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新政的成功進一步增強了人們對國家干預主義的信心。也是在1936年，英國經濟學家J·M·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主義因此成形。這位曾經服務於英國財政部的經濟學家批評了以前的工資和就業理論，提出有效需求是預期可給企業主帶來最大利潤量的社會總需求，而為了增加有效需求，必須由國家實行干預。羅斯福的新政模式與凱恩斯主義互為配套，成為主宰日後幾十年西方經濟思想的主流。碰巧的是，與凱恩斯主義背道而馳的另一個歐洲經濟學家弗裡德裡克·A·哈耶克也在這一年發表了《經濟學與知識》，他提出了「知識分工」的概念，並一如既往地反對計劃經濟，他相信自由主義經濟本身有一種自行趨於穩定的機能，反對國家對於經濟生活的干預。哈耶克的聲音在當時遭到了譏笑，一直到半個多世紀後的1988年，他寫出了《致命的自負》，人們才認同他的觀點：對高度計劃經濟的追求是理性主義者的一次「致命的自負」。
在歐洲，戰爭的陰霾開始出現。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崛起成最強國家，8月份在柏林舉辦的第十一屆奧運會成為希特勒展示國力和倡導雅利安人種優勢的最佳舞台。他違背國際公約，出兵強行吞併了非軍事區的萊因蘭地區，英、法兩國居然視而不管。7月，西班牙爆發內戰。德國與意大利簽訂聯盟協約，不久後日本加入，從此形成了一個邪惡的「軸心三國」，它們將改變歷史和自己的命運。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很悲觀地寫道：「在那些決定時代命運的巨大運動剛開始的時候，恰恰是歷史本身阻礙了那些同時代人對它們的認識，這仍然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法則。」兩年後，他的國家被希特勒第一個吞併。在中國，偏據西北一角的毛澤東是最早看到這一歷史可能性的中國人之一，他在7月15日預言，希特勒將在歐洲發動侵略。
美國和歐洲經濟的復甦，也影響到了1936年的中國，自入秋以後宏觀經濟漸漸走出了大蕭條的泥潭，開始呈現轉暖的跡象。但是，工商業元氣大傷，除了投機活躍的上海公債市場之外，其餘乏善可陳。
在這一年，最讓人擔憂的還不是經濟，而是越來越惡劣的戰亂局勢。日本在華北虎視眈眈，隨時有南下入侵的可能。而蔣介石卻還在全力「剿共」。9月，他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親任總司令，命張學良為副司令，調東北軍入陝甘「剿共」。12月4日，蔣介石親抵西安督戰。9日，北京、西安等城市舉行紀念「一二·九」的示威遊行，學生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收復東北失地」等口號，張學良向群眾表示三日內以實際行動答覆學生要求。12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扣留蔣介石，是為震驚天下的「西安事變」。在中國共產黨、美、英、蘇及其他社會力量的斡旋下，蔣介石於兩周後得釋。他承諾與中共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國共內戰暫告一段落。
1937年1月，胡適為《大公報》撰文《新年的幾個期望》。他寫道，「多年夢寐裡害怕的一九三六，居然度過去了。我們在全國歡呼的喊聲裡送出了舊年，迎進了新年」，因此他的第一個期望是「今年必須做到憲政的實行」，第二個期望是「蔣介石先生努力做一個『憲政的中國』的領袖」。
與樂觀的胡博士相比，剛剛被趕出銀行界的張公權則作出了一個悲觀的預測。他把1936年的經濟現象稱為「螺旋形的通貨膨脹」，他預言說，沒有節制、不計後果的赤字政策將可能讓國家在幾年內破產。
不過，他們兩人的期望或預言都沒有變成事實，因為日本人的侵華戰爭很快就要全面爆發了。
【企業史人物】
嘉庚助學
1934年2月19日，在新加坡的一個米店裡，東南亞地區最大的華人實業集團陳嘉庚有限公司宣告在兩天後收盤。公司旗下的橡膠廠、餅乾廠、鋸木廠、磚瓦廠以及菠蘿罐頭廠等盡數關閉，造成大量工人失業，波及13萬工人及其家屬的生活維持。
陳嘉庚（1874~1961）是過去10年裡最成功的海外華商。閩南及廣東潮汕地區自古就有下南洋求生的傳統，很多人因此成為當地的富商。他們成為華人企業家群體中很獨特的一支，一直到今天，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和新加坡等國家的首富仍然是華裔企業家。他們對東南亞各國經濟的崛起，有不可取代的功勞。新加坡的英國總督瑞天鹹（F.Swettenham）就曾說：「政府收入十分之九，皆出華僑之手，對此勤勞耐苦守法之華僑之謝意，非言語所可表達。」陳嘉庚出生在福建南部海濱同安縣的一個小漁村集美，他17歲時南航7000海里，到新加坡協助其父經營米店，後因族人舞弊和嗜賭，米店破產。陳嘉庚兩手空空，替父還債，先是開辦菠蘿罐頭加工廠，後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投身風險很大，利益也很高的航運業。他的兩艘3000噸級的海輪先後被德國軍艦擊沉，卻從法國政府那裡收到了巨額的保險賠償。1918年，他拿著120萬元保險賠款，傾全力於新興的橡膠種植業，先後購進數千英畝橡膠園。1922年，歐洲爆發經濟危機，股市委靡，橡膠市價連續下滑，陳嘉庚逆流而上，出資收購了近萬英畝橡膠園和10家橡膠廠，建成東南亞地區最大的綜合型橡膠製造工廠。
三年後的1925年，市道果然翻轉。隨著經濟復甦，橡膠價格從年初每擔30多元暴漲到年底的200元，陳嘉庚一舉成為「橡膠大王」。事業鼎盛時期，他開辦30多家工廠，100多家商店，墾植橡膠和菠蘿園15000多英畝，僱用職工3.2萬人，公司總資本達1500萬元。
陳氏的「橡膠王國」僅僅維持了四年。1929年10月，紐約華爾街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災害迅速延及全球。美國是新加坡、馬來亞橡膠的主要買主，需求的萎縮導致市場崩塌，橡膠每擔僅值七八元，與幾年前的搶手光景相比恍若隔世，一雙過去賣1元多的橡膠鞋，現在竟跌至2角。1930年3月，陳嘉庚橡膠製造廠發生火災，如同雪上加霜，遍設各地的商店不時發生倒閉或經理卷款潛逃的事件，所有不動產急劇貶值。到1931年8月，陳嘉庚欠銀行債款近400萬元，被迫接受匯豐銀行等八家債權銀行提出的改組要求。在其後的將近兩年時間裡，銀行家們急於減少虧損，將陳氏集團的工廠關停並轉，分敲零賣。陳嘉庚萬分痛心卻無可奈何，終於在1934年宣告解體收盤。
陳嘉庚的經營敗局，與他刻意擴張的激進戰略有關，當時輿論對他就有「孟浪」之譏。此外，龐大實業缺少金融體系的支持也是敗因之一。據華商陳維龍的口述回憶，陳嘉庚的企業發生危機時，華人銀行竭盡全力只貸給他100萬元，遠遠不能解渴，陳嘉庚只好被迫接受英資銀行的苛刻條件。1933年5月之後，全球經濟危機已經得到緩解，歐美訂單開始增加，英國人控制的董事會突然作出決定，將陳氏企業所產膠鞋全部歸一家英國貿易公司單獨包銷，陳嘉庚激憤抗辯，不肯在合同上簽字，董事會最終竟強行履行此約。一位英國董事說：「我英國之權利不容他國人染指。」
收盤後的陳嘉庚，日後再無大作。他之所以被視為企業家的楷模和海外華人的精神偶像，卻是因為他數十年持之以恆的助學熱情。他認為：「國家之富強，全在於國民，國民之發展，全在於教育，教育是立國之本。」他在教育上的持續投入可用「癡狂」兩字形容。
跟南通張謇一樣，陳嘉庚發誓改造家鄉漁村。1914年，他創辦集美高初兩等小學校，此後又相繼創辦女子小學、師範、中學、幼稚園、水產、商科、農林、國學專科、幼稚師範等，並逐步發展，在校內建起電燈廠、醫院、科學館、圖書館、大型體育場，在昔日偏僻的漁村裡建設起聞名遐邇的「集美學村」。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集美與張謇的南通、盧作孚的北碚是國內知名度最高的三大新式城鎮模範。在建設集美的同時，他還在同安縣創辦40多所小學，先後補助福建20個縣市的73所中小學。在新加坡，陳嘉庚竭力倡辦華文學校，先後捐資創辦崇福女校、南洋華僑中學和南洋女子中學。
1919年，在四處收購橡膠園的同時，他就發起籌辦廈門大學。在募款會上，他直言自己助學是「為愛國愚誠所迫」，並當場宣佈認捐400萬元，其中開辦費100萬元，其餘300萬元分12年付清，而當時他所積存的資產也僅400萬元，相當於傾家辦學。
1929年，陳氏集團開始陷入困境，但他仍按時支付集美和廈大所需經費。他的長子陳濟民勸他減資自保，他慨然說：「我吃稀飯，佐以花生米，就能過日，何必為此擔心？」極困難時，他將三幢大廈抵押給銀行借款，作出了「出賣大廈，接濟廈大」的驚人決定。1931年，匯豐等債權銀行改組公司的時候，英國董事們對陳嘉庚自陷絕境仍助學不止的行為難以理解，他則很明確地說：「寧可企業收盤，絕不停辦學校。」雙方拉鋸，最終議定對廈大和集美兩校的經費支持，限定每月為5000元。
隨後，陳嘉庚採取化整為零的辦法，將幾家尚有利潤的企業租給自己的女婿和親信，約定年終分紅時，對方所得的一半或三成充為學校經費。他還向族內富商募捐11.5萬元，加上自己的16萬元，購買橡膠園400英畝，作為廈大的基金，月可入息2000元。到1936年5月，陳嘉庚實在無力接濟下去，只好給國民政府寫信，懇請政府將廈大收歸國立，他願將所有產業無條件奉送，並自請取消董事職位。在信中，他十分自責地說：「每念竭力興學，期盡國民天職，不圖經濟竭蹶，為善不終，貽累政府，抱歉無似。」兩個月後，國民政府批復同意，此時的廈門大學已發展到文、理、法商3個學院9個系，是當時國內科系最多的5所大學之一，魯迅、林語堂、顧頡剛等著名學者都曾在此教學。
抗戰爆發後，陳嘉庚在南洋積極募捐支持抗日。1938年10月，香港、馬來亞、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華僑聯合成立「南洋華僑籌賑傷兵難民總會」（簡稱南洋總會），統一領導海外華人的抗日救國活動，陳嘉庚當選總會主席。在其後幾年間，總會先後組建702個基層救亡組織，為募兵集資起了很大的作用。據軍政部長何應欽1939年的報告，全年軍費18億元，華僑賑款佔了1/5。1940年3月，陳嘉庚率南洋華僑慰問團返國，先後考察慰問了重慶和延安，大大鼓舞國民士氣。一年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侵佔東南亞，出賞100萬元緝拿陳嘉庚，他輾轉避禍於印尼的爪哇諸島。他把一小包氰化鉀藏在懷裡，隨時準備殉國，當時多有傳聞說他已蒙難身亡。1945年，日本戰敗，陳嘉庚重返新加坡，消息傳回國內，竟成一重大喜慶新聞。當年11月18日，重慶舉行了「陳嘉庚安全慶祝大會」，郭沫若、邵力子、黃炎培、陶行知等500多人與會，遠在延安的毛澤東也送來單條，題「華僑旗幟、民族光輝」八字。與會者都深度認同黃炎培的感歎：「發了財的人，而肯全拿出來的，只有陳先生。」
1949年5月，陳嘉庚受毛澤東的邀請歸國定居。1961年8月12日，他在北京去世。逝前他留下遺言，遺產334萬元全數捐於學校及鄉社建設，其子女，男子無職業者，每月供給生活費20元，女子每月15元，如有職業或出嫁就不得支取，每人如逢結婚或喪事，各給費用200元。他去世後，北京喪儀極為隆重。周恩來總理、朱德委員長親自執紼送葬，東南亞各地華僑自動分設靈堂祭奠。在新加坡，300個社團、近萬人與會追悼，大會掛一對輓聯，上聯「前半生興學，後半生紓難」，下聯「是一代正氣，亦一代完人」。
1991年1月，中國科學院將一顆小行星命名為「陳嘉庚星」。所謂與日月同輝，陳公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