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卞之琳：《斷章》，1935年
很多年後，法國學者白吉爾評論國民政府在此次經濟危機中的表現，她寫道：「大量事實證明，國民黨政府對於發展私人企業的態度是相當冷漠的，在工商業蕭條的年份裡，南京政府竟然不願為瀕臨絕境的民營企業家提供任何支持，以幫助有關企業克服和度過危機。」
榮家遭遇即是一例。榮宗敬因此很悲憤地說：「上天不令中國人做第一等人。」
「救榮」的一波三折，實在耐人尋味。1934年7月4日，就在申新宣告「擱淺」的當夜，上海棉紡織業和金融界的大佬們聚集在榮宅召開緊急會議，榮宗敬身患重傷風，言辭之間涕淚縱橫，哪裡還見一年前那個「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壽公風采。眾人均感棋局棘手，唯有政府出面施援才可能渡過難關。於是，大家公推榮德生赴南京向中央政府求援，具體的方案是准予申新發行500萬元的公司特別債券，由政府予以保息。
當時的實業部部長是陳公博，他隨即派人赴滬調查，不久就端出了一份《申新紡織公司調查報告書》。報告大意是，認定申新的資產與負債相抵已經倒掛，並指責申新「無組織、無管理」，非速行清理債務和「改換經營組織」不可。因此，報告提議組成臨時管理委員會，由政府供給300萬元為營運資本，六個月結束，所有盈餘或虧損，併入公司債務債券內計算。報告最後認為：「倘今日仍以榮氏為中心，則外間已無信仰，中心無法可以維持。」
榮家對實業部給出的方案大吃一驚。明眼人一看，這就是要用300萬元收走榮家數千萬元的資產。陳公博還在報紙上公開表態，認為申新唯一的出路就是「收歸國有」。這一幕宛若兩年前的招商局案重演。
榮家兄弟當然不肯束手就擒，榮宗敬給蔣介石寫信，指摘實業部「不言救濟而言整理，不言調查而言估計，此中消息，實足令人寒慄」。在給財政部長孔祥熙的信中，他更是哀歎說：「民商何罪，申新何辜？」榮氏的同鄉老友吳稚暉也幫著反抗，他在給陳公博的信中諷刺說，「中國吃豆腐者多，故冒險者少，弟雖個人決不敢效，實崇拜之至」，指白了說陳公博是趁火打劫。他進而說：「即如榮先生者，一個莽金剛，難免跌倒在眾小鬼之社會也。」吳稚暉是國民黨最資深的建黨元老之一，陳公博是共產黨「一大」代表，後來投靠汪精衛做了貳臣，因此，雖然對吳稚暉的辱罵惱怒已極，卻也只好唾面自乾。與此同時，全國棉紡織業也對實業部的提議群起反對，大家都知道唇亡齒寒的道理，申新一旦歸公，很快就會輪到自己了。無錫、天津、河北等地的紗廠聯合會紛紛通電行政院、財政部和實業部，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輿論。到8月，陳公博只好畏難止手，不得不將「由實業部整理」改為「由榮氏本人大加整理」，但是，發行特別債券等等，一概莫談。
這就是「救榮」的第一出鬧劇，榮氏想請個救援，沒有料到卻差點招進一個強盜。驚魂未定，第二出鬧劇接著上演了。
榮宗敬為了擴張事業到處舉債，其中曾向英資匯豐銀行貸款200萬元，以申新七廠為抵押。到1934年12月，這筆借款到期，榮家無力償還，於是，匯豐提出公開拍賣七廠，這是一個擁有5.6萬紗錠、3000多工人的大廠。環顧國內棉紡織業，所有華商紗廠個個自保不暇，如果拍賣，申新勢必會落到日商手中。榮宗敬大急，他沮喪地對來訪記者說：「中國實業到此地步，前途實不堪設想。」接著，他說出了那句無比悲情的感慨，「上天不令中國人做第一等人」。
在這裡，有一個疑惑需要說明，在危機驟然到來的時候，為什麼華商紗廠均陷困境，而日商紗廠卻會活得不錯？除了資本雄厚、技術和管理先進之外，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稅負上的差別，這也是榮宗敬等人對政府至為不滿的地方之一。學者嚴中平在《中國棉紡織史稿》中舉例說，如果華商紗廠要用進口棉花，每擔先得交14~15銀元的進口稅，當棉花紡成紗後，每擔又要交8.5~11.63銀元的統一稅，這樣華廠的生產成本加起來就比日廠每擔要貴22~26銀元。據他的研究，華廠所承受的稅負和利息將近有日本人的5倍之多。
1935年3月26日，申新七廠被匯豐公開拍賣，果然華廠無人應拍，日本豐田紗廠以225萬元一舉競走。消息一見報，頓時掀起軒然大波，國人痛恨日本已久，大有寧可燒掉也不入敵手之慨。第二天，匯豐和日商前來貼接收封條，被工人用高壓水龍頭沖走。又一天，工會召開救急會議，推舉10個代表向政府請願，表示「廠存與存，廠亡與亡，不惜任何犧牲，誓死抗爭到底」。
全國實業界再度聲援，華商紗廠聯合會、上海市和南京市的商會、上海總工會等紛紛表示抗議，上海的中華國產廠商聯合會更通過決議，「通告全市國貨廠商，即日起，對外商銀行實行斷絕往來，凡吾國上任，各須以身作則，切實履行」。國內各大媒體也連日發表社論，一致反對。在這種情況下，英國駐滬領事館出面協調，匯豐被迫同意解除拍賣，榮氏所欠抵押借款延期到1940年底全部還清。
榮家再逃一大劫難。七廠之困緩解，斷血之虞猶在。接下來的第三劇，出場的則是一個更強的人物。
到了1935年4月，國內銀行界天地突變——具體情況將在下文細敘——宋子文重新出山，執掌國營化後的中國銀行。宋、榮關係一向不錯，榮宗敬多次登門求援，甚至寫下口吻極其卑微的信函曰：「宗敬有心無力，不能有所主張，請於公暇賜一電話，約定地點與時間，俾得趨前領教，以便遵行。」宋子文諾諾多時，一直不置可否。
轉眼9月，兩人再次面談，榮宗敬一如既往地大倒苦水，宋子文傾耳聽著。突然，他用十分輕描淡寫的口氣說：「申新這樣困難，你不要管了，你家裡每月2000元的開銷由我負擔。」榮宗敬當場目瞪口呆。
數日後，宋子文終於拿出拯救計劃，這竟是一個比陳公博的辦法還要苛刻的方案：中國銀行將申新所有九家紗廠全部收下，然後發行企業債券，以新債券還舊債務，所有債務分為營運貸款、不動產抵押借款、銀行錢莊無抵押借款、個人儲蓄存款和榮家存款五等，依次進行償還，並內定中國銀行總稽核霍寶樹為申新總經理。宋子文給出的唯一誘惑是，申新所欠銀行和錢莊的借款利息均由1分減為5厘。此案等於把榮家從申新一腳踢出。
這是申新「擱淺」以來最大的危機，也是榮氏創業30多年來最凶險的時刻之一。宋子文的政商勢力遠非陳公博之輩可比，他蓄謀半年，赫一出手，榮家倖存的機會已經渺茫。當時擔任榮宗敬助手的是榮德生的大兒子榮偉仁，他在一封信中披露了家族擔憂：「政商合辦之事，在中國從未做好，且商人無政治能力策應，必至全功盡棄。事關股東血本，生死問題，非努力理爭不可。」
榮宗敬四處找人說情，竟沒有人敢於出面得罪宋子文。時間很快到了1936年2月12日，宋子文在自己的家裡召集申新的三家大債權人開會，決定申新的命運。與會五人，分別是浙江興業銀行的徐新六，上海銀行的陳光甫，中國銀行的宋子文、汪楞伯和霍寶樹。這時，榮家兄弟已如盤中之物，頹頹然而任人分食。
會議開時，陳光甫居然稱病沒有到，替他來的是往來部經理李芸侯。宋子文在桌上特地擺了個大蛋糕，是為慶祝時用的。
70多年後，榮家後人對歷史學者傅國湧追憶當時情景：會議是下午2點開始的，宋子文叫霍寶樹把打印好的整理申新的英文文件逐段念，念一段，問大家有沒有意見。最後，李芸侯發言，他講話有點結巴，但是意見卻表達得很清楚：「這個辦法，敝行不能同意。」宋子文驚問：「光甫已同意了！」李芸侯說：「這筆款子是我放的，所以歸我負責。照這辦法，我行肯定要虧本，還望宋董事長大力幫助我們渡過難關。」李芸侯所謂的虧本，是指申新欠上海銀行1200多萬元，年息由1分降到5厘，每年要虧至少50萬元。宋子文說：「那麼如何辦呢？中國銀行也是同意的。」李芸侯說：「或者把上海銀行借給申新的款項轉給中國銀行，中國銀行是發行銀行，問題不大，我們行就承擔不了。」眾人聽了，臉色驟變，宋子文說：「這樣就不能再談下去了。」會議不歡而散，桌上的蛋糕沒有人碰過。
就這樣，靠著陳光甫的仗義，榮宗敬從宋子文的虎爪下悚然逃生。其後的半年裡，申新各廠時開時停，苟延殘喘。榮家兄弟如同兩個溺水之人，日日拚死撲騰，全靠本能求活。1936年10月1日，榮家與中國、上海兩行訂立《委託經營簽約書》，保住了所有權。到秋天，委靡了兩年多的市場終於發生變化，棉花豐收，價格下跌，紗、布價格上揚，市場轉暖，停工的申新各廠先後開工，到年底，公司居然扭虧為盈，榮家終於熬出生天。
榮家顯然是幸運的，在此次經濟危機中，國營事業集團通過接收、控股等手段進入原本以民營資本為主的大量輕工業領域，如煙草、麵粉、糧食加工等等。僅中國銀行一家就控制了15家紗廠，約占華商紗廠錠子總數的13%。
1935年的某日，「火柴大王」劉鴻生因從事多元化經營而導致資金困難。他向多年交好的宋子文求救：「最近銀根越來越緊。我有幾筆到期的押款，銀行追得很急，希望中國銀行接受抵押，幫我渡過難關，您看可以嗎？」宋子文冷冷地問：「你用什麼作抵押呢？」劉鴻生答：「我全部企業的股票。」宋子文以嘲笑的口吻說：「O.S．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紙了！」「O.S.」是劉鴻生的英文名字，他日後回憶說，這是他終生最難忘的一刻。
白吉爾說國民政府在危機爆發的時候沒有對民營企業施以援手，她其實只說出了事實的一半。事實的全部是，政府居然在這種危急情景下，完成了對民營資本集團的致命一擊，這是一場十分殘忍而精妙的戰役，數十年後復盤，仍讓觀者手心出汗、欷歔萬千。
在1935年3月之前，中國金融業的主動權仍牢牢握在私人銀行家手中。政府直接控股的銀行只有中央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兩家，它們的總資產只佔全國銀行總資產的11.7%，其餘資產中的九成集中在上海銀行同業公會的成員手中。其中，資本最雄厚的是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這兩家銀行的總資產分別為9.75億元和4.25億元，佔到全國銀行總資本的1/3，是中央銀行規模的3倍。儘管官股在這兩家銀行中各有20%的股份，但是經營權仍掌握在私股一邊。中國銀行的大股東、46歲的總經理張公權儼然是銀行業的魁首，他也因此替代虞洽卿成為滬上企業家的新晉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