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蕩一百年(上) 第47章 第三部·1932救亡的經濟 (4)
    白銀的增值和外流,在短期內竟帶來銀行業的表面繁榮,特別是佔據金融中心地位的上海。全國的白銀洶洶流向這裡,在此交易並通過走私出境,因公債暴跌而十分低迷的投機生意突然又活躍起來,上海幾家主要銀行的利潤在1934年達到了3120萬元的歷史紀錄,還冒出了11家新銀行。當然,這是短期內因投機而造成的虛假繁榮景象。當時就有一個叫漠湮的人在《東方雜誌》上撰文評論:「一方面是內地的國民經濟不斷地衰落,另一方面在城市卻出現了人為的繁榮假象。」

    危機在工業界則呈現得更為直接和慘烈。

    在過去的幾年裡,東北淪喪,華北緊迫,長江中上游又是國共內戰不止,對於經營企業的人來說,大半個中國市場已是無可作為。而如今,白銀外流造成信貸的空前緊張,外貿萎縮和國內消費市場的委靡更使得生產能力大量放空,在兩面夾擊之下,全國工廠頓時風聲鶴唳。

    在生絲業,由於需求減少和絲價降低,上海的絲廠從1931年的107家減少到33家。在麵粉業,到1933年10月,上海所有麵粉廠全部停止營業,企業主們緊急上書南京政府,要求提高進口麵粉的關稅,因為政府對日本麵粉的低關稅造成了民族工業的絕境。在橡膠業,由於價格猛跌,全國30家橡膠廠中有3/5倒閉關門。在商業領域,倒閉風像瘟疫一樣擴散,僅上海一地,在1934年就有254家商業企業倒閉,下一年又有469家倒閉。

    紡織業是當時中國最大、最重要的製造產業,紡織業資產佔全國工業總資本的36%,紡織工人佔全國全部工人總數的56%,長三角又是紡織業的中心,全國127家紡織廠中有80家開在這一帶。危機到來的時候,它受到的衝擊也最為巨大。

    1934年7月4日,就在孔祥熙宣佈對日有利的新稅則的第二天,中國最大的民族紡織企業上海申新總公司公開登報,宣告「擱淺」。榮家兄弟陷入創業以來的最大危機,當時的凶險景象竟與12年前發生在南通張謇身上的那一幕驚人相似。

    就在兩年前,榮家事業還處在巔峰。當時申新紗廠約佔全國民族資本棉紗廠紗錠數的20%,布機數占28%,茂新和福新的麵粉廠規模佔全國同行業的1/3左右,佔上海市的1/2,其旗下企業總數達21家,赫然是當時國內規模第一的民營實業集團。榮宗敬曾很得意地對友人說:「當今中國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1933年是他的60歲大壽,在賀壽堂會上,他很興奮地對濟濟一堂的賓客說:「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吾今已屆六十,紗錠數達到六十萬,我還要活到七十歲、八十歲,紗錠要達到七十萬、八十萬……」堂下,一片歡騰喝彩聲。

    榮家事業的迅猛發展靠的是瘋狂的舉債擴張戰略。就在榮宗敬講那番豪言的時候,申新資產共值6898萬銀元,而負債達6375萬銀元,處在一個十分緊繃的狀態中。轉眼間,市場突變,榮家首當其衝。到1934年初,榮家麵粉工廠全面停產,申新各廠也風雨飄搖。榮宗敬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花貴紗賤,不敷成本,織紗成布,布價僅及紗價,銷路不暢,存貨山積。」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銀行已無一家肯對榮家放款,連榮氏參股的16家錢莊也關上了大門。榮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殺,陳光甫和宋漢章兩人在榮宅陪他一宿,溫言相勸,他才算是沒有走上絕路。在申新宣告「擱淺」前幾天,陳光甫天天都在申新總公司等到深夜一兩點。客觀而言,榮家之所以會陷入如此大的危機,與榮宗敬的激進做法有很大關係。很多年後,陳光甫評論說:「榮宗敬的申新企業是全國紡織企業中最大的,為了增加銀行存款,鞏固我們的地位,我們樂意與他合作;而他當時急需資金來更新擴大,自然也希望與我們合作。結果,沒有充分調查他的實際需要和個人性格,我們就提供了大筆貸款給他,導致我們資金周轉困難,甚至影響了活期存款的運行。」

    好在榮家還有一個稍稍保守的榮德生。6月28日,榮宗敬派人到無錫向弟弟求救,族內有人擔心,去救上海申新會把無錫的產業也拖進泥潭。榮德生執一茶壺在手說:「我與哥哥好比這個壺,一經破裂,雖持半壺在手,亦復何用?」他當夜把家中所有的地契和有價證券全部收羅起來,第二天清晨就趕到上海,在陳光甫、宋漢章的斡旋下,中國銀行和上海銀行聯合借款220萬元,這才稍解燃眉之急。

    但是,區區200多萬元僅夠榮家多吸幾天的氧氣,當時申新總公司每年的通稅和利息支出就在1000萬元以上。一周後,申新不得不登報宣告「擱淺」。

    榮家若垮,中國民族紡織業和麵粉業的半壁江山就塌掉了,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而且,與華商在這兩個市場上競爭最激烈的就是日本企業,它們在棉紡織業擁有1/3左右的市場份額,幾年來的抵制日貨運動和宋子文的反日政策曾經讓它們元氣大傷,但是現在孔祥熙的新稅則及經濟危機卻給了日本企業反撲的大好機遇。很顯然,這裡正進行著一場沒有硝煙的「抗日戰爭」。

    這時候,唯一能救榮家的,只有國民政府了。

    【企業史人物】

    費的眼睛

    1932年1月20日,瘦瘦高高、25歲的哈佛大學研究生費正清乘汽輪到了上海吳淞口碼頭。他原本打算在這裡與新娘費慰梅舉辦一場東方式的婚禮,誰知道一周後爆發了「一·二八」戰事,他倉皇逃到北平,婚禮的規模要比他預想中的小但充滿了更多的神秘氣氛。他在日記中記載道:「我帶著新娘沿著皇宮的路回家,乘車穿過宮殿的大門,黃昏時抵達我們居住的胡同。在燭光下,我們甜美而親密地吃西餐,屋外傳來中國人舉辦婚禮的笛聲和銅鑼聲。」就在這樣的文化交錯中,費正清開始了他命中注定的「中國式人生」。

    新婚後的費正清在中國斷斷續續待了七年。他去了許多地方,結識了很多一流的中國學者,他最喜歡的朋友是梁啟超的公子梁思成和他美麗無比的妻子林徽因。與記者斯諾和政治家司徒雷登不同,學究氣很重的費正清不喜歡輕易地「站邊」,他只想用自己的眼睛來看中國。一開始他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悲觀和懷疑,他甚至認為,如果日本擴大侵略,「農民將會默默地歡迎他們,因為農民的處境不會比現在更壞」。但是,四年後,他漸漸改變了這些觀點。

    在抗戰的相當長時間裡,他主持美國國務院的北京新聞處工作,向羅斯福總統匯報中國動態並提出建議是他最重要的工作。從後來公開的信函中可以看出,費正清一直在梳理自己對中國的觀察。在一開始,他認為中國是美國價值觀與其他價值觀衝突的戰場,因而文化上的改造是最重要的課題。幾年後,他意識到科學與民主的推廣似乎更為迫切。當他接觸到一些左翼人士後,他又認為那些能夠解決土地和農民問題的、受過西方知識分子教育的中國人才是中國未來的領導者。這都是一些交錯在一起的問題,它們從20世紀初就開始呈現在所有關心中國問題的人的眼前,100年來,交織往返、纏纏綿綿,從來以一種混沌的姿態向前寸進。費正清用一個外人的眼睛,時而看得清楚,時而看得模糊,不過由於沒有摻雜過多的情感因素,便比絕大多數的中國人要真實一點。

    1948年,費正清出版了《美國與中國》,自此他被公認是第一流的中國問題專家,他此後的生命便一直站在美國與中國這個接觸點上,左右盼顧。他的觀點越來越趨於務實。他是最早主張美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知名人士。越戰一結束,他就建議美國政府通過旅遊與中國接觸,併力主取消貿易禁運。他說:「意識形態上的偏執,正在損害美國和中國的利益。」即便是在學術方面,他也越來越趨於方法論上的討論。羅德裡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MacForrqua)在1973年匆匆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他把書稿在第一時間投寄給費正清,希望得到這位最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的指教。費正清十分喜歡這個極具天分、對中國問題入迷卻從來沒有到過中國的青年人,他把麥克調進了哈佛大學的費正清研究中心,並在最後讓他接替自己當上了中心的主任。不過他對後者有過一個很有趣的忠告,他告訴麥克:「在中國的黃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彎前行的船,而沒有注意到那些在岸邊拉縴的人們。」也就是說,你必須站得更高更遠,才能看清事實的全部。

    晚年的費正清堅信:「中國和美國可能處在兩條終將相會的道路上,因為我們都在致力於各自的現代化。」

    他在1987年出版的《觀察中國》中寫道:「鄧小平近幾年推行的務實主義,不是使人聯想到毛澤東,而是使人聯想到約翰·杜威於1919年對中國進行的講學以及當時『五四運動』胡適派的改良主義觀點。」這種長跨度的、戲劇性的歷史衍續在費正清的眼中似乎從來沒有斷裂過。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告訴人們:「中國可能選擇的道路,各種事件必須流經的渠道,比我們能夠輕易想像到的更窄。」他之所以說更「窄」,而不是說「更多」或「更廣」,確乎有他自己的判斷,他是位高齡的歷史學家,他應該看到了歷史的某種必然性,否則不會這樣寫。

    費正清致力於中國問題研究長達60年,直到1991年去世。他被公認是西方思想界的「頭號中國通」,甚至是一個「皮美骨中」的西方人。他創建了哈佛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這個機構到今天還是歐美最重要的中國問題研究重鎮,他主編的《劍橋中國史》前後創作時間長達25年,聚集了世界各地12個國家的100多位中國研究專家撰稿,展示了國外對中國史研究的最高水準。1991年9月12日,他把剛剛完成的《中國:一個新的歷史》書稿交給哈佛大學出版社,兩天後去世。

    費正清喜歡用一種俯瞰的視角觀察中國,在成名作《美國與中國》的開篇第一段他就如此寫道:「中國人民生活的根本問題,常常可以從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蝕的棕黃色丘陵、渾濁江河氾濫的平原、小塊小塊的綠色田地,以及攢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簡陋茅屋、錯綜如網狀的銀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無數世代折斷腰背苦力勞動的見證——這一切都是由於太多的人,過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從而使人們為了維持生命,耗竭了土地資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

    費正清的眼睛肯定還在天上瞭望著中國,他看見人民幣正在持續升值,他看到中國貨潮水般湧向全世界並開始遭遇抵制,他看到東亞格局正在朝新的方向演變而美國在尋找更均勢的平衡機制。如果他回到25歲時登陸中國的吳淞口,他會看到那些消失了半個世紀的外國銀行又紛紛搬回原來的大樓,而他回到迎娶費慰梅的西總布胡同,還會看到黃昏下新的婚禮正在舉辦,新人一邊吃西餐一邊聽屋外悠揚的笛聲和喧囂的銅鑼聲。

    歷史在這樣的一雙眼睛裡,似乎沒有懸念而只有必經的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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