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場前後長達三年半的對共產黨的「圍剿」中，蔣介石政權遭到國內輿論的強烈反對，停止內戰之聲不絕於耳。早在1932年8月，全國商界就組成了一個「廢止內戰大同盟」，並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大會。有將近500人參加，他們代表了全國72個商會、10個銀行公會、9個錢業公會、104個同業行會，此外還有11個婦女聯合會、11個同鄉會、50個科學團體和42個工會組織。大會由上海企業家王曉籟擔任主席，提出了「反對內戰是中國人民自救之路」的口號。
對於宋子文來說，他不得不為蔣介石募集更多的軍費，從第四次「圍剿」開始，每月的軍費開支就達到2670萬元，比預算中的1500萬元要多出一大截。因為宋子文已經承諾四年內不得再發公債，於是，錢只好從其他渠道去弄。唯一的辦法是貸款，他一方面對銀行家們的反內戰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則千方百計地壓迫他們把錢拿出來。在1933年度，他就貸款8780萬元，這相當於以往四個財政年度的總和，剛剛持平的財政又一下子傾斜了。
在這一年裡，企業界仍然表現出了共濟國難的覺悟。1933年1月，日軍從東北進攻山海關，繼而佔領熱河省，華北門戶大開。當時在北方抗敵的是張學良的東北軍，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正專心「剿共」的蔣介石根本無心支持東北軍。2月中旬，北京和上海兩地的銀行家開會協商，決定暫時放棄不買公債的決定，向國民政府認購2000萬元的「愛國庫券」，並且不需要政府以任何關稅作保證。不過，他們唯一要求於宋子文的是，這筆錢必須「專用」於華北防務。
宋子文在這一時期也表現得像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他反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和對日本的軟弱態度，日軍入侵熱河後，他帶著支票飛到北方說服張學良堅決抵抗，並聲稱：「日軍如來侵，我決以全國力量應付。」為了遏制日本勢力，他在1933年5月提出了兩個針對性的經濟政策。一是大幅提高日本進口商品的稅率，其中，棉庫綢的稅率提高800%，毛織品提高200%，紙品提高8%~20%，人造絲、魚類、煙草和煤的稅率也有大幅提高。在這個政策的影響下，短短半年內，日本相關商品的在華銷售就降低了一半或2/3。這當然大大有利於國內的民族企業。二是倡議組建一個由英、美、法等國參與的國際協商委員會，對這些國家的在華投資提供更為優惠的政策。他的計謀是，刺激英美企業對中國的投資，從而增加日本侵華的國際阻力。宋子文的這兩項建議受到國內企業界的廣泛歡迎，儘管在過去的這些年裡，銀行家們一再上宋子文的當，吃足了他出爾反爾的苦頭，可是在整個國民政府的決策層裡，他還是唯一的「朋友」。到10月份，銀行家們再次放棄不買公債的決定，認購了6000萬元的關稅庫券，並再借給政府1500萬元。
可是，宋子文的反日、親英美策略與蔣介石的既定想法顯然格格不入，日本人更是對宋子文恨得牙癢癢。據《申報》的報道，1933年8月，宋子文訪美返國，海輪在橫濱中轉，日本政府公開聲稱他是不受歡迎的人，不讓他上岸。他們還想盡辦法向國民政府施加壓力，一定要把宋子文趕下台。10月25日，就在企業界認購了關稅庫券的半個多月後，宋子文被迫宣佈辭去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的職務，公開理由是「健康不佳」。據胡漢民日後回憶，宋子文在私下對他說：「當財政部長和做蔣介石的狗差不多，從今以後，我要做人不再做狗了。」宋子文辭職後，上海的公債市場再次爆發恐慌，用《時事新報》在當時的報道描述是「垂直暴跌」。
在這部企業史上，宋子文是一個左右搖擺和難以定義的人，把他與前朝的盛宣懷放在一起比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們正是兩個時代的官商典範。宋子文對西方的經濟制度非常熟悉，有時候表現得很開明，對企業家階層十分理解和同情，有些西方觀察家甚至認為他是國民黨中的「資本主義靈魂」。可同時，他又是專制經濟制度的執行者，他高超的財政技巧實際上比強盜還有殺傷力。他反對暴力，拒絕用恐怖的方式管理財政，可是同時，他又往往是暴力集團最有效率的合作夥伴。他是一個毋庸置疑的愛國者，可同時他總是不由自主地把私利擺在任何理性選擇的第一位。他善於制定秩序，但他自己則每每置身於秩序之外。他的這些個性在日後將繼續清晰地呈現出來。
蔣介石用來接替國舅宋子文的，是他的連襟，山西人孔祥熙（1880~1967）。如果說，宋子文當年是因為性格上的怯弱而成了蔣介石的「狗」，那麼，這個被稱為「哈哈孔」的票商後人則天生是一條「哈哈狗」。
孔祥熙的英文名是H.H.CONG，所以時人叫他「哈哈孔」。他常以笑面示人，看上去庸庸碌碌，哼哼哈哈，但實際上，他一手抓權，一手抓錢，遊走於各派勢力之間，實則精明到了骨子裡。其斂財才能之高，堪稱民國第一人，因此有「無孔不入」的「美譽」。他出生在山西太谷縣一個小票商的家庭，自詡是孔子的75代裔孫，早年在基督教會的資助下赴美讀書，先後在歐柏林大學和著名的耶魯大學就學，獲經濟學碩士學位（他後來獲得歐柏林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頭銜，因此也被稱為「孔博士」）。1914年，他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與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靄齡結為夫妻，就此攀上高枝。
他有天生的經商才幹，以他的名字註冊的祥記公司長期包銷美孚石油在華北的總代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把老家山西所產鐵砂出口美國，大獲其利。秉承山西票商的傳統，他還創辦了裕華票號，並投資於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928年3月，他被任命為工商部長。與宋子文和蔣介石若即若離的關係不同，他鐵了心死跟蔣介石。當初蔣介石向宋美齡苦追求婚，宋子文和宋慶齡曾表示反對，他則一力撮合。蔣介石被孫科等人趕下台那陣，他辭去部長職務，與之共進退，更是深得蔣介石歡心。1933年4月，他被任命為中央銀行總裁。宋子文辭職後，他旋即接任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兩職，同時仍兼中央銀行總裁。從此，他掌握中國財政金融大權長達11年之久，也是在這期間，他讓自己成了全中國最富有的人之一。
孔祥熙對蔣介石可謂亦步亦趨。當上財政部長後，他當即改變了宋子文堅持的反日政策。1934年7月3日，國民政府突然宣佈一項大大有利於日本的新稅則，一年多前被大幅調高的棉布、魚類等商品的關稅率一律下調，有的甚至還低於之前的水平。此外，國民政府還提高很多中國工業必需、主要由歐美國家提供的商品稅率，其中，原棉提高43%，金屬產品提高20%~25%，礦石類提高4%~55%，煤油提高28%。
這簡直是一個親痛仇快、臭不可聞的「狗屎政策」。中國銀行研究部在當年的報告中便直率地認定，「這種新稅率的根本目的不是發展或保護中國的工業，而是倒退到1933年之前奉行的歧視中國資本並阻撓其發展的方針上去」。在所涉及產業中，以民族資本最為集中的棉紡織業受害尤大，原棉關稅的提高造成了中國工廠的採購成本大增，而從日本進口的棉成品則關稅大降，這無疑讓中國的紡織工業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從數據上看，「九一八」之後，在洶湧的抵制日貨運動下，日本進口商品占中國總進口的比例逐年下降，到1933年已降到9.9%，可是在新稅率執行後，這一比例竟又在三年後反彈上升到了16.6%。
與宋子文竭力主張減少軍費開支不同——這也是他最讓蔣介石惱火不已的地方——孔祥熙則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提出的任何一項財政預算，原本計劃投資於經濟項目的款項被大量地挪用。台灣學者王業鍵的觀察是，「計劃經過調整，首先考慮的是軍事目標，強調經濟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為了宣傳」。
另外一個很不同的做法是，孔祥熙把企業家階層全然排除在決策圈之外。宋子文時期曾經組建過一個40人的中國經濟委員會，張公權、虞洽卿等10多位商界領袖受邀擔任委員。孔祥熙上任後，這個委員會的決策機制完全變形。《國聞週報》曾經作過一個統計，從1933年10月到1934年3月的半年裡，委員會沒有開過一次會，而由孔祥熙等五個政府官員組成的常務委員會則開了八次會，企業家階層被完全遺忘。
從1934年開始，中國經濟陷入了一場空前的大蕭條。
一切大的危機都是內外交困的結果，此次也不例外。內因是已經描述過的種種亂世景象，外因卻非常奇特，竟然是受了「羅斯福新政」的影響。當時的中國人中知道羅斯福這個美國總統的大概不會超過500人，他卻影響了至少5000萬人的生計。
美國經濟從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開始崩塌，其後四年慘不忍睹。1933年4月，富蘭克林·D·羅斯福接替焦頭爛額的胡佛擔任美國總統。他以「看得見的手」推出了眾多強勢的國家干預政策，包括禁止私人儲存黃金和黃金證券、使美元貶值40.94%以及加大重工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等等，把美國經濟拉出了泥潭，這就是著名的「羅斯福新政」。新政中很重要的一項是暫時放棄金本位，這直接導致了世界白銀市場的價格大漲，白銀每盎司價格從1932年的0.27美元上漲到1933年4月的0.45美元，到1935年更升至0.67美元。羅斯福的政策刺激了美國經濟的復甦，卻「意外」地傷害到了大洋另一端脆弱的中國經濟。白銀漲價讓中國的銀元快速增值，直接導致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頓失，商品出口大幅減少，而在國內則誘發了金融和工商業動盪，大量白銀外洩、原材料價格跌落、消費市場陷入低迷。
民國經濟學家劉大鈞提供的數據反映了當時的景象：中國商品的淨出口從1931年的14.17億元猛降到1934年的5.35億元，棉紗出口從1929年的34萬擔降到1935年的24萬擔，生絲從42萬擔降到18萬擔，茶葉從94萬擔降到63萬擔。出口萎縮首先影響到農產品價格，從1931年到1934年，全國國民生產總值中的農業產值竟下降了47%，農村一片哀鴻蕭條。
白銀危機在中國的金融業和工商業兩個領域造成了不同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