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盧作孚是救國會重慶分會的核心成員之一。他在民生公司輪船的臥鋪床單和職工宿舍的床單上都印上了「夢寐毋忘國家大難」的字樣，以此激勵國人的愛國之心。另外，他還特地制定了一套針對日資輪船的服務標準：「招待乘客和藹周到的精神要超過日船；保護客貨的辦法要超過日船；保護船身，節省費用的精神要超過日船；清潔整飭調理秩序的精神要超過日船；對於乘客要隨時提起抗日救國的精神」。靠這樣的精神和服務質量，民生公司的輪船大受歡迎，許多人寧願多等幾日也不願搭乘日本輪船。
吳蘊初（1891~1953），是這段時期湧現出來的最出名的愛國企業家之一。20世紀初，日本科學家從海藻類植物中提取出了谷氨酸鈉，發明了可以使菜餚更為可口的「味之素」調味品。在20年代，中國的味精市場被日本「味之素」完全壟斷。1922年，化工專家吳蘊初摸索研製味精成功，建成上海天廚味精廠，以「純粹國貨」的口號與日本「味之素」競爭。他的出現引起了日商的警惕，生產「味之素」的鈴木商社向中國專利局提出抗議，認為「味精」兩字是從「味之素」廣告當中的「調味精品」轉化而來的，要求取消「天廚味精」的商標。
吳蘊初把這個事件演化成了一場民族產業的保衛戰，他發動國內的食品企業聯合請願，媒體更是大力支持，最後，日商只好不了了之。吳蘊初積極參與了中華國貨維持會的工作，他是很多反日組織和抵制活動的主要捐助者。1926年，天廚味精獲得費城國際展覽會的金獎。「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讓吳蘊初再次得到了打擊日本企業的機會。在洶湧而來的抵制日貨運動中，天廚味精及其他冒出來的國產味精工廠成為市場的主導者，「味之素」撤離了絕大部分的中國市場，最後只在日軍控制的東三省銷售。天廚味精的成功讓國人士氣大振，被認為是國貨戰勝日貨的經典案例。1934年3月，吳蘊初捐贈一架轟炸機給國民政府，3萬人參加了在上海虹橋機場舉行的捐贈儀式，在飛機的機身上印著兩個很大的字：「天廚」。
在過去幾年，國民政府對於抵制日貨運動持一種很曖昧的態度。一方面，它很希望借此形成一股可以凝聚的民族力量，緩解叢生的國內矛盾。此外，決策者也將抵制洋貨看成是鼓勵民族工業以及貿易保護的一種戰略。在1928年，蔣介石在參加一個國貨展覽會的開幕式時便曾經宣稱：「國民政府是要提倡國貨，要振興實業，要挽回利權，使外國貨在中國沒有銷路，大家都用國貨來打倒帝國主義。」而另一方面，為了維持與日本的外交關係，政府也曾經多次強行解散反日團體。
「九一八」之後，中日雖未正式宣戰，但是已形同仇國，政府開始走到前台，國民黨的各地方黨部都公開地參與到了抗議和抵制活動的組織工作中。抵制活動開始形成制度化，與仇日有關的「五九」、「九一八」都成為固定的抵制日貨活動日。在1932年底，國民政府宣佈下一年為「國貨年」，1934年為婦女國貨年，1935年是學生國貨年，1936年是市民國貨年，而提倡國貨的最重要主題之一就是呼籲民眾堅決反對日貨。
對於政府來說，「九一八」的另外一個結果是，關於經濟增長模式的討論變得別無選擇。在過去的幾年裡，自由經濟模式與國家主義模式的爭論不絕於耳。自日本佔領東三省後，幾乎所有人都明白，中日之間，必有一戰，於是，國家存亡成了一個超乎一切的命題，國家主義的戰略成了政商共識。蔣介石在這一年的講話中多次強調，「中國之工業發展，應偏重於國防方面」，「中國經濟建設只有在軍事建設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目前中國最緊迫的任務是「建立一支規模雖然不大，但卻有統一裝備、第一流的、機動性強的武裝力量」。譚熙鴻主編的《十年來之中國經濟》（1948）記錄道，當時「建設國防經濟，發達國營工礦事業的呼聲，遍於全國上下」。在這樣的大環境中，一個新的名詞「統制經濟」出現了。它強調國家力量對經濟的干預，優先發展軍事工業和重工業，國營事業的擴張和整合速度大大加快。
1932年11月，洋務運動的僅存碩果之一、國內最大的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再度收歸國營。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在呈報行政院的報告中稱：「茲與滬上各界領袖協商，均謂非借眾力不足以恢復信用，非收回國營不足以根本規劃。」
南京政府自成立以來就對私營化的招商局窺視已久。1927年11月，政府成立了招商局監督辦公處，由交通部長王伯群親任監督，「督促董事會自動改組，刷新整理，除弊固本，以盡扶持之責」。當時，招商局董事會的會長是李鴻章之孫李國傑，號稱「皖省首富」，因為身份特殊，宋子文等人對其下手還是頗有忌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李國傑請來同盟會的老會員趙鐵橋擔任公司的總辦，趙鐵橋在1907年就加入了同盟會，曾經被孫中山任命為中華革命黨的四川支部長，是一個老資格的革命家。1930年7月24日晨，趙鐵橋在上海招商局的總部大門口被刺客槍擊，當場身中數槍，不治身亡，這一血腥事件在國內引起很大轟動。據稱，實施暗殺的是當時人人聞之變色、連杜月笙都要花錢「孝敬」的「暗殺大王」王亞樵。然而王亞樵到底受誰所托，為何實施暗殺，動機一直不明。三個月後，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就作出決議，「招商局應收歸國營，關於股權債務之處理，由該局整理委員會妥擬辦法，呈請國民政府核定施行」。
到了1932年，國事緊迫，招商局的收歸很快提速。在很多人看來，戰爭時期，航運事業涉及軍力運輸等國防任務，收歸國有已是題中之義。招商局國有化後，正式更名為國營招商局，隸屬於交通部，取締了董事會制度，成立理事會、監事會和總經理制度，一切經營重回國營體系。
在《招商局收歸國營令》中，政府明確宣示，現有的私人股份將「由國家現款收回，以示優惠股東之意」。事實卻是，中央銀行為購買股權一共花了212.63萬兩白銀，而招商局當時的賬面資本就為840萬兩，實際資產遠遠高於此數。據《招商局史》記載，當時企業僅抵押給匯豐銀行的五處房產就價值196萬兩，漢口等地的房產價值367萬兩，上海與武漢兩埠局的資產合計2336萬兩，加上江海輪船及其他資產，招商局的總資產超過5000萬兩，扣除債務1700多萬兩，實際資產為3300萬兩。
也就是說，國民政府以不到1/10的價格收走了全國最大的航運企業。在過去的60年裡，招商局幾度公私易手，其產權輪迴、經營者命運跌蕩，堪稱中國企業演化的一部「教科書」。
在一個強敵虎視的時期，一國之經濟要欣欣向榮，是不可能的事情。「九一八」之後的中國便是如此。隨著東三省淪喪、對日貿易萎縮、民眾驚恐、消費低迷以及大量資金用於軍事工業，中國經濟出現了恐慌性動盪。
恐慌首先表現為債券市場的暴跌。在日軍9月18日入侵東北的一周內，上海五種主要債券的平均市價急跌到票面值的60%以下，到12月，所有公債只有在低於票面值40%的條件下才能成交，跟戰前的9月1日相比，它們的價值跌掉了一半。上海的銀行家們在這次恐慌中損失幾億元，有兩家銀行因此倒閉。
1932年1月初，財政緊張的國民政府突然宣佈停止支付所有政府債券的本息，這如同火上澆油，13日，上海各銀行出現了擠兌情況。當時銀行的儲備金中，60%是現金，40%是保證債券，而且絕大多數是之前被認為一本萬利、如今大大縮水的公債。擠兌一旦成為風潮，中國金融將瞬間崩盤。於是，在2月18日，政府與銀行界展開談判，宋子文提出「削減一半償付、降低公債利率和延長還本期限」等三個建議，這三條等於把公債的償付腰斬一半以上，四年前那個無比誘人的公債投資現在看上去更像是一個巨大而可笑的騙局。銀行家們欲哭無淚，如果接受宋子文的條件，損失可想而知，然而如果不接受，就可能被擠兌風潮淹死。無奈之下，銀行家同意了這三個條件，不過他們也希望政府作出承諾，從此以後，這個條件一定不能再變更了，同時，四年內不得再發行新的公債。宋子文一口答應。後來的事實是，僅僅一年後，他的這個承諾就又隨風而逝。
這場金融恐慌，最終以銀行家付出慘重的損失而得以緩解，這是上海銀行界遭遇的一次新的災難。根據變更後的約定，宋子文每年可以減少8000萬~1億元的公債償付款項——在1932年，政府的年度總收入為6.83億元，宋子文靠一個協議就「減少」了將近15%的支出。於是最戲劇性的事情發生了，到年底，宋子文十分驕傲地宣佈：「中華民國建立後二十一年中，政府第一次能夠平衡它的預算。」在他講話的同時，銀行家們卻只有苦笑而已，此消彼長，他們已經徹底喪失了與政府博弈的能力。
宋子文靠壓搾他昔日的金融界朋友們所取得的財政勝利，並沒有持續多久。蔣介石頑固秉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在日軍洶洶壓境的情況下，仍然堅持要先消滅江西的共產黨部隊，軍費開支像一個無底洞一般越來越大。1932年秋季，他調集50多個師的兵力對江西、湖南和廣東等地的共產黨根據地實施第四次大「圍剿」，誰料還是被擊敗。他自認「唯此次挫失，淒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1933年5月，他集結100萬兵力捲土重來，展開第五次大「圍剿」。這一次，共產黨領導人博古放棄了非常有效的運動戰策略，而與國民黨軍隊展開面對面的陣地戰，紅軍遭受重大損失，中央蘇區大部喪失，被迫於1934年10月向西進行「長征」。蔣介石調集軍隊，一路上圍追堵截，必欲全殲而後快。中共中央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把博古換下，之前被冷落的毛澤東重新掌握了領導權。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紅軍轉戰十一個省，歷經無比艱巨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最終鑽出了蔣介石的包圍圈，於1936年10月到達陝甘寧邊界，建立了新的延安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