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張寒暉：《松花江上》，1932年
1931年6月22日，美國《時代週刊》以《在輪胎上》為題，報道了瀋陽兵工廠製造出中國第一輛載重卡車的新聞。文章稱，卡車的發動機、齒輪及其他複雜部件均從美國進口，中國工人能生產鋼材、車架和散熱器。工廠負責人對記者說：「這是100型的，計劃建立一條生產線，每月生產5輛，每輛車的輪胎載重量為1萬磅（約5噸）。我們還將每月生產10輛75型的，每輛車的輪胎載重量為7500磅。」
僅僅三個月後，這家中國最大的兵工廠和正在建設中的卡車生產線就落入日本關東軍手中，同時被「接收」的還有數百架自製的軍用飛機。
進入1930年之後，戰爭的幽靈一直如展開翅膀的黑色巨鳥，籠罩著苦難的中國大地。
翅膀的一翼是內戰。1930年春夏之交，全國所有反對南京政府的軍事勢力集結在一起，閻錫山、張學良、馮玉祥、李宗仁以及武漢汪精衛結成同盟，與蔣介石一決雌雄，史稱「中原大戰」。戰事從5月打到11月，雙方投入兵力逾百萬，戰線綿延數千里，是自太平天國之後最大規模的內戰。戰事幾度膠著，反覆詭異，最終蔣介石取得勝利。此後，國內軍閥再無人敢於與他正面較量。中原大戰剛剛打完，蔣介石迅即將槍口對準江西井岡山的共產黨部隊。從11月到下一年的6月間，他前後動用60萬兵力對蘇區發動了三次「圍剿」，誰知竟全部以慘敗告終，他終於遇到了一生最大的對手毛澤東。
翅膀的另一翼是外患。正如盧作孚在東北親眼所見，日本對資源豐富的東三省早已「食指大動」。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在瀋陽北面約7.5公里處，離東北軍駐地北大營800米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炸毀了小段鐵路，然後嫁禍東北軍，出兵進擊北大營。正在北平城裡夜宴跳舞的少帥張學良採取「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時間，東三省100萬平方公里失陷，張家父子在東北苦心打下的工業基礎，成為日本日後發動全面對華戰爭的主要動力源。關東軍遊說已經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北上建立傀儡政權「滿洲國」。這就是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
1932年1月28日，日軍以保護日僑為由進犯上海，日機轟炸閘北華界。中日軍隊激戰閘北，600多家工廠、4204家商號和1.97萬座房屋被毀。5月5日，中日在歐美各國調停之下簽署《淞滬停戰協定》。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讓中國再次處於危急的存亡關頭。一曲《松花江上》，刺痛四萬萬國民。反日情緒空前高漲，各地學生紛紛遊行請願，各地再度爆發勢不可當的抵制日貨運動。
1931年10月26日的美國《時代週刊》第二次以蔣介石為封面人物，在新聞中，抵制日貨成了重要的報道內容。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賣日貨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協會」自己任命的中國「警察」的嚴厲懲罰，哭哭啼啼地被關進臨時設立的監獄。
這些不愛國的商人嚇得說不出話，跪在反日協會審判者面前不停地磕頭求饒。「審判員」處以罰款，懲罰他們賣日貨的罪行，「罰金」達1萬墨西哥元（2500美元）。凡是被處以罰款而稱無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進反日協會的監獄，在裡面挨餓。這種怪異的審判，以各種方式出現，公然違法的行為卻在各地得到中國公眾輿論的支持——人類1/4民眾的輿論。成千上萬的城市與鄉鎮，愛國者匯成一個整體，發出如下神聖的誓言（由中國首都南京的全部師生宣誓過）：「對著青天白日，對著我們的祖國，對著我們祖先的陵墓，我們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發出莊嚴宣誓，只要我們活著，就永不使用日貨。如果違反誓言，老天可以懲罰我們，別人可以處死我們！」
全世界的唐人街紛紛抵制日貨。在安大略省溫莎市的白人，吃驚地看到400名加拿大華人採取與波士頓茶葉黨同樣的舉動，把價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葉、絲綢和海鮮集中在一起，澆上汽油，由溫莎德高望重的李楓（FongLee，音譯）發表鄙視日本的演講，然後點燃貨物。在太平洋彼岸，美國航運公司高興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則多了生意機會。
正如《時代週刊》所描述的，此次抵制日貨運動的激烈和全面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期，並出現了新的運動傾向：一是民族主義熱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積極參與的制度化。
「九一八」之後的第十天，北平就舉行了20萬人參加的抗日救國大會，人們燒燬日本商品，要求對日宣戰，收復失地。同日，南京、上海的2000多名學生上街請願，衝擊國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長王正廷被學生打傷，後被迫辭職。其後一月內，超過100個以上的城市都舉行了萬人聚會抗議活動。在商業和銀行業，抵制日貨被嚴格地實施，上海、廣州等地的銀行斷絕與日本的一切交往，搬運和碼頭工人拒絕裝卸日本貨物，日資企業的僱員被強烈鼓勵辭去他們的工作，否則，就可能遭到毆打。據當時的《申報》報道，「在上海買賣日本產品事實上已是不可能」。
目睹了當時情景的美國記者埃德納·李·布克記載說，1931年的抵制運動「對中國這樣進行抵制活動的老手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她看到一個與日本商品有關的商人被扔進木籠，「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就好像是一隻銷售了日貨而背叛他祖國的奇異野獸」。人們對那些採取了過激行動的人持寬容態度，甚至將之視為民族英雄。在武漢，有人因把一枚炸彈扔進一家被認為銷售了日本衣物的商店而遭逮捕，他僅僅被處以緩刑就釋放了。各地的日本僑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襲擊。1931年1月18日，上海三友毛巾廠的激進愛國工人毆打了幾個日本僧人，導致一人死亡。兩天後，日本僑民放火燒了這家工廠，這成為「一·二八」日軍攻擊上海的直接導火索。
在此次抵制運動中，民眾表現出超乎尋常的高道德標準。日貨被定名為「仇貨」，也就是仇人生產的商品，是寧可餓死也不能使用的東西。抵制活動到了「逢日必反」的地步，上海市商會收到來自廈門的商人來信，要求澄清朝鮮人參該不該抵制。商會隨即展開調查，發現日本三井貿易公司壟斷了朝鮮人參的貿易，因此，認定「朝鮮人參是日本產品」。商會當即給廈門的商人團體以及各港口發送電報，並在市民大會上號召大家不要再買朝鮮人參。在天津，一個叫宋則久的商人把自己的「天津工業售品所」更名為「天津國貨售品所」，發誓商店只出售國貨商品。當地的《庸報》報道說，有人發現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紐扣，宋則久當夜查驗所有的女大衣，沒有發現日本紐扣，第二天他下令再徹查一遍，結果在法租界的一個分所裡，真的找到幾件使用了日本紐扣的女大衣，宋則久當即開除了分所的主管，並公開登報向市民道歉。
人們還重新定義了「奸商」的概念。在傳統意義上，這是指「卑劣、詭計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機的語境裡，它被升格為「叛國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國者，而這是「人人得而誅之」的。在鄭州，一個銷售日本香煙的中國商人被迫「頭頂一張巨大的香煙紙板盒，在一場大型示威中遊街示眾」。婦女被要求一定要使用國貨，否則就形同妓女。在一篇題為《國貨與妓女》的文章中，作者以女性的口吻寫道：「我認為穿國貨是一件最高貴和榮耀的事情，相反，如果讓自己全身穿著舶來品，不僅會被認為身體下賤，也是件無比難堪的事情。」
在其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對日貨的抵制已經成了一種全民性的情緒，在某種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範疇。在1932年發表的中篇小說《林家鋪子》裡，作家茅盾形象地描述了當時抵制洋貨的某種現實：「小夥計們夾在鬧裡罵『東洋烏龜！』竟也有人當街大呼：『再買東洋貨就是忘八！』……大家都賣東洋貨，並且大家花了幾百塊錢以後，都已經奉著特許：『只要把東洋商標撕去了就行。』他現在滿店的貨物都已經稱為『國貨』，買主們也都是『國貨，國貨』地說著，就拿走了。」
跟以往歷次運動的情況完全相似，企業家階層是抵制日貨的積極參與者和得益者。
在堅決的抵制浪潮下，在華日資工廠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日本最大的對華實業投資在棉紡織產業，當時有43個日本工廠，其總投資額為1.49億美元，而重要的華資工廠有81個，總投資額為1.3億美元，日企占紡紗生產總額的38%、占織布生產總額的56%。「九一八」之後，這些工廠相繼陷入停滯。
作為紡織業重鎮的上海，在抵制運動開始的前幾個月，一些華資工廠曾經因為原料短缺而陷入嚴重的困境。1932年2月的《申報》報道，全市113家絲廠只有20家仍在開工，針織企業有1/3被迫關閉。從日本紡織工廠主動離職或被辭退的數萬工人成了危險的失業群體。但是不久，情況得到了控制，日本工廠失去的市場份額被華資企業搶走。
在天津，一個叫趙子貞的企業家創辦了東亞毛紡織有限公司，生產羊毛製成的布料。當時市場上最暢銷的同類產品正是日本貨，趙子貞給產品起的商標是「抵羊」，也就是「抵制洋貨」或「抵制東洋貨」的諧音，商標的圖形是山海關、長城和兩隻爭鬥的公羊，一看就知是中國人製造的布料。在上海，還有一家章華毛紡廠索性將自己出品的毛織品起名為「九一八」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