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取消不成，蔣介石很快想出第二招。4月22日，在公共租界的天後宮裡發生了一場鬧劇，國民黨培植的救國會和商民協會與總商會為了爭奪辦公室大打出手，救國會人員把總商會的會議室門窗砸爛，總商會宣佈暫時停止辦公。兩天後，一群青幫兄弟帶著辱罵總商會的標語牌闖入天後宮，毀壞器具，搶走文書檔案，還把四個工作人員打成重傷。總商會當即向政府當局提出抗議，並投訴各界。銀行同業公會、紗廠聯合會等組織也致電南京，宣稱如果不處理兇手，將發動罷市。
國民黨市黨部嚴令所有中文報紙均不得刊登總商會的任何聲明和對衝突事實真相的說明，而在黨報《中央日報》上則連篇累牘地發表了救國會與商民協會斥責總商會的聲明和報道，後者被認定是「帝國主義的走狗」，當時具體負責商會事務的兩個常務理事馮培禧和林康侯則是「卑劣和可惡的賣國奸商」。
5月2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調查真相為理由，命令上海一切商業團體一律停止活動。一個月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統一商運」為由，成立上海市商人團體整理委員會，包括上海總商會在內的所有民間商業團體一律停止活動，將一切會務統交「商整會」，國民黨員以及被控制的順從者成了最重要的成員。根據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的改組條例規定，這個新商會「須得遵守上海市黨部的指導和訓令，並且要受上海市行政當局的管轄」。所有商會成員「必須信仰三民主義」，「凡借助於反革命而對國民黨進行過中傷者皆不得為會員」。
5月25日，「商整會」舉行就職會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淞滬警備司令部、上海市社會局、中央工商部成為會議的主角。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張群將軍講話說，「上海總商會是在國民革命軍到達上海以前成立的，那時，總商會的事務操縱在少數人手中，這些人與軍閥勾結在一起」，而救國會和商民協會則是「由上海市商人自己建立起來的，完全建立在孫中山的思想理論基礎上的」。中央工商部代表許建屏則宣稱：「上海商人們曾經是被上海總商會壓制著的。現在好了，上海商界將要遵從中央政府的命令，計劃組織一個新的統一的商會。」
一年多後的1930年6月，一個新的「上海市商會」誕生了。在公佈的理事名單中，原來總商會的代表不到1/3，商民協會的代表成了大多數。一向重視自己獨立性的上海民族商人階層從此被剝奪了自主的代表機構，失去了對地方事務的管理權，並從其傳統的活動中被驅逐出來。在上海總商會被瓦解之後，全國其他城市的商會組織相繼遭遇了完全相同的命運。很多年後，白吉爾在《劍橋中國史》一書中評論說：「自19世紀以來，商業組織的發展得以掌握各都市社區的管理，現在被粗暴地扭轉了。」
如果說蔣介石從組織體繫上成功地將企業家階層打成了一盤散沙，那麼，宋子文則以更為巧妙的手段對企業家階層進行了利益上的「綁架」。
自國民黨軍隊進入上海的第一天起，它就把發行公債當成募資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在一開始，由於缺乏確實的信用保證，公債的發行十分困難，銀行家們常常以此來要挾政府，蔣介石不得不採取了攤派和綁架勒索的恐怖手段。研究金融投資出身的宋子文對銀行家們的心思當然瞭如指掌，從1928年春季開始，他重新設計了公債發行的遊戲規則。
具體的辦法是這樣的：當政府宣佈發行一筆公債的時候，先將這些公債存入認購的銀行，以此從銀行取得現金貸款。一般來說，政府取走的現金相當於存入債券票面價值的一半。根據上海錢業公會留存的資料看，從1928年3月到1931年11月，該公會總共購入債券3060萬元，而實際貸給政府的款項是1562.5萬元。等到公債公開發行後，銀行可以將債券直接投放到上海的證券交易所進行投機交易。這種優惠的貼現政策一下子讓購買公債成了一個十分誘人的生意，公債的平均年利息是8.6%，加上大量的貼現，公債的年收益率達到了20%以上，有的可高達40%。當時，銀行給工廠的年貸款利息一般是6%~8%，貸給商業企業的年利息是10%，與購買公債的暴利空間無法相比。另外，將債券在證券市場上進行炒作交易，還可獲得更大的收益。
這簡直是一個無法抵擋的誘惑，全中國的銀行家們當即進入了宋子文設計好的遊戲圈裡，特別是資本最為雄厚的上海銀行家們紛紛購買公債。此後的10年中，中央政府共發行24.12億元的公債，其中七成賣給了這些自詡為全中國最聰明的人。
「公債熱」導致了三個結果。第一是公債發行從「天下第一難」頓時變成了人人爭搶的香餑餑，政府憑空拿到大筆資金，用於軍事活動和工商業投資。第二是形成了一個狂熱而危險的投機市場，上海金融業超級繁榮，私人儲蓄和民間游資被導入政府行政性活動中。在30年代中前期，上海市民人人炒作國庫券，用美國學者阿瑟·楊格（ArthurYoung）的話說，「投機成了上海人的一種生活方式」。
第三是銀行家們從此被政府「綁架」。由於新公債可以用一部分抵充舊公債，各銀行為了維持舊債，便不斷地購買新債，掉進了一個「循環式的陷阱」，而政府只顧借錢應付眼前，根本不考慮償還。陳光甫、張公權等人在一開始也曾頗為擔憂這樣的做法將動搖銀行信用，但是，在宋子文的強勢推導和當前利潤的誘惑下，終於不能自拔。據民國學者章乃器在《中國貨幣金融問題》一文中的計算，到1932年前後，銀行所持有的全部證券中的80%都是政府公債。因為有那麼多錢借給了政府，他們不得不乖順地坐到同一條船上，平等關係從此終結。台灣的中國經濟史專家王業鍵因而評論說：「上海銀行家的這種合作不僅解決了政府的經濟困難，而且加強了政府對商業界的控制力量。當各個銀行的保險櫃裡塞滿了政府的債券時，也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積極參與了這個政權的表現。」陳光甫、張公權、宋漢章等人一向重視自己的獨立性，可是後來相繼進入政府服務，大半原因在此。
可是，如果政府真的兌現20%~40%的利率，那也算是一個很不錯的生意。在下一個章節中我們即將看到，因政局動盪等原因，政府強行規定償還的公債打折扣，有的甚至藉故不還——那時候要懲戒一個企業家實在太容易，只要從抽屜裡拿一頂「奸商」或「通共」的帽子就可以了。在政局動盪之際，公債的現貨和期貨市場價格每每上演大跌場景，民營銀行損失慘重，從此再不能與國家力量抗衡。這場政府與民間的「貓鼠遊戲」，以後者的鼻青臉腫、投告無門而告終。
除通過改變公債發行規則誘惑銀行家之外，宋子文還同時設法控制了上海的證券交易市場，而整頓的對象就是虞洽卿控股的、幾年前蔣委員長在這裡當過「紅馬甲」的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該所自1920年創辦以來，每一屆軍閥政權都視之為肥肉，要麼揚言取締，要麼層層加稅，可憐虞洽卿玲瓏斡旋，總算慘淡保全，而現在終於還是逃不出蔣介石政權的手心。儘管這是國父首倡，儘管蔣某人當年也曾在這裡廝混，儘管交易所主人是他的恩公兼金主，但是出於「整理金融，牢控財源」的國策，他自然也無法寬容。
1929年10月，國民政府頒布《交易所法》，規定每一地區只准有一個有價證券的交易所，其他的交易所一律合併在內。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中交易量最大的棉紗交易率先被併入國營的紗布交易所。虞洽卿奮起掙扎，在給南京政府實業部的信中，他決絕地聲稱：「一息尚存，誓死必為之保全，任何犧牲所不惜也。」可是，大勢已然不可逆轉，各類交易物品被相繼歸並，證券部分併入證券交易所，黃金及物品交易併入金業交易所。到1933年秋，已成空殼的證券物品交易所被整體併入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面對一個霸道、強大的國家機器，商人虞洽卿徒呼奈何。
這就是發生在1929年前後的上海故事。在短短兩年時間裡，蔣介石政權不但用武力統一了中國，而且將實力強大、很有組織性的企業家階層打得落花流水。自1911年之後出現的民族資本主義繁榮景象到此戛然而止。從此後的中國變得黑白兩色，非此即彼，中間的鴻溝裡血海翻騰。
也許真是宿命所至，在這幾年裡，影響過歷史進程的大思想家相繼凋零。1926年7月，張謇去世。1927年3月21日，維新派頭號領袖康有為病逝於青島。6月2日，國學大師王國維自沉於北京頤和園昆明湖，遺言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王國維之死被看成是中國傳統文化沒落的象徵。晚輩學者陳寅恪在輓詞中曰：「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他為王國維撰寫的墓碑文字是，「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1929年1月19日，57歲的梁啟超去世了。三年前，他因便血入北京協和醫院診治，診斷結果是一側腎患結核壞死，需切除。院長劉瑞恆親自主刀，但劉瑞恆竟判斷失誤，錯取好腎。朋輩悲憤，欲起而訴之。梁啟超曰：「國人學西醫，能夠開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算是不錯，我又何必告他。」遂死。劉瑞恆後來調離醫院，到衛生部做了政務次長。梁啟超死後，溫和的立憲改良派再無精神領袖。
就在梁啟超去世的半年後，6月，國民黨召開三屆二中全會，依據孫中山「軍政、訓政、憲政」的「建國三時期」理論，宣告「訓政時期規定為六年，至（民國）二十四年（1935）完成」。日後的史實是，國民黨一再延緩召開國民大會，直到將近20年後的1948年才宣佈進入「憲政」，而一年後即失去大陸。
史實講述到這裡，我們看到的都是蔣介石政權強勢和恐怖的一面，如果據此認定它的主要經濟工作就是勒索企業和販毒，那麼，它就是一個黑社會組織了。歷史如同硬幣，當然也存在著另外的一面。
我們正在講述的10年，1928~1937年，在經濟史上有時候也被稱為「黃金十年」。在這10年裡，工業經濟增長率平均達到8.7%（也有學者計算為9.3%），為現代中國史上增長較快的時期之一。不過與前16年不同的是，這是國家強力干預經濟的10年，是統制經濟的10年，是國營事業和重工業高速成長的10年，是民營資本飽受壓抑的10年。
國民政府在經濟重建上的建樹也有值得記錄的地方，其中最可稱道的是經濟主權的回收。自1928年底統一了中國之後，政府迅速展開了收回利權的活動。1842年以來，清政府與各國簽訂了一大堆不平等條約，除了眾所周知的巨額賠款之外，還有一個卡住中國經濟「脖子」的關稅限制。國家的海關管理權長期被英國人把持，進口關稅超低，嚴重影響了財政收入。在過去的10多年裡，北洋政府一直想要收回海關自主權和提高關稅，卻遭到列強的集體抵制。蔣介石一改過去跟列強集體談判的辦法，先是派宋子文與美國交涉。1928年7月，經過艱難的談判，中美達成協議，同意中國關稅自立。在隨後的幾個月裡，英、法、日等各國相繼宣佈承認中國的海關自主權。國民政府隨即宣佈從1929年1月起實施新稅則，進口商品的關稅從4%大幅提升到10%，之後又增到25%。這一外交勝利，不但恢復了中國的主權尊嚴，更成為新政府緩解財政危機的主要手段。在1928年，年度關稅收入為1.21億元，到1929年就翻番上升到了2.44億元，到1931年則達到3.85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