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整頓國內金融秩序上的作為也有成效。在北洋政府時期，軍閥各立徵稅門類，釐金制度無比混亂。更糟糕的是，貨幣沒有統一，金塊、銀元寶、「袁大頭」以及各種成色不等的銀元、紙幣都在流通，而且沒有統一的貨幣標準和兌換制度。1928年7月，國民政府召開全國財經會議，提出以銀元為基本單位、最終實現金本位制的改革方案，10月，成立中央銀行。一開始，宋子文想把前身是大清銀行的中國銀行就地改組，遭到張公權的反對，於是另組央行，這也為七年後孔祥熙突襲中國銀行埋下伏筆。金融改革的推進很艱難，1931年廢除了流弊深重的釐金制度，1933年取消了銀兩單位制，同年成立票據交換所，擔負起銀行間賬目結算的職責，之前這一功能由英國匯豐銀行承擔。最終到1935年11月，國民政府正式宣佈實行「法幣改革」，從而確立了統一的貨幣體制。
在經濟增長模式上，國民政府推行的是堅定的計劃經濟模式和優先發展國營企業的戰略。
國民黨政府的計劃經濟思想來源於「國父」孫中山。他歷來主張大力發展國營經濟，使國家資本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在《孫中山全集》中處處可見類似的表述：「如欲救其弊，只有將一切大公司組織歸諸通國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國際發展實業計劃，擬將一概工業組成一極大公司，歸諸中國人民公有」；「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呢？就是發達國家實業是也」；「中國國民黨的民生主義，就是外國的社會主義」；「趕快用國家的力量來振興工業，用機器來生產，令全國人民都有工作」。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奉行的正是這一孫氏主張。
不過在1928年前後，在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曾經發生過激烈的爭論，畢竟在過去的16年裡，民營資本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如今改弦更張，事關重大的國策變更與利益調整。在當年6月份的那次全國經濟會議上，各項產業議題的討論都出現了分歧。當討論到鋼鐵、鐵路、礦產等重大產業的發展思路時，有人主張「遵總理（孫中山）計劃，將鋼礦油礦及各特種礦收歸國有，以實謀利益均沾政策」，「厲行收歸官辦，實為治本辦法」。有人則認為「欲鐵路發達，政府宜放棄國有政策，除個別重要干路外，悉委諸商辦」，「實施礦業自由主義，併力行監督保護政策」。還有一種妥協的方案是，「由政府韌辦，一旦辦有成效，再行售歸商辦」。
在討論設立中央銀行的議題時，當場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在存檔的《全國經濟會議專刊》中，記錄了當時的爭論景象。姚詠白說，「籌設國家銀行，須先籌官股，辦有成效後，再改商股」。葉熏說，「國家銀行應與人民合作，則股本可由各團體分任」。陳行說，「無論官商合股或純粹商股，苟政府有力干涉，則無所不可」。李鳴說，「自大清銀行以來，均系中央集權制，因政治不良，故其實際不能表現，是政治不良並非銀行制度之不良，現在總以國家銀行制度為原則」。周亮說，「反對官辦，不得已則宜官商合辦，取董事制」。還有一個戴靄廬委員索性「掏糨糊」，說「組織股份公司自由買賣，不必表明官商合辦」。各人觀點之差異，於此可見。
在政府決策層，對國家主義的堅定已經成為一個國策。蔣介石便認為「中國經濟建設之政策，應為計劃經濟」。全國經濟會議兩個月後，政府發佈《訓政時期施政宣言》，其中明確寫道：「若夫產業之有獨佔性質，而為國家之基本工業，則不得委諸個人，而當由國家經營之。此類事業，乃政府今後努力建設之主要目標，並將確定步驟，以求實行。以國民急切之需要而言之，必須首謀開發社會經濟所賴以為發動之基本工業。」在這段文字中，由國營資本控制重要產業，並進行優先發展的戰略已經描述得非常清晰。那麼，所謂的「基本工業」又包括哪些產業領域？在與《訓政時期施政宣言》配套的《建設大綱草案》中有詳盡的列舉：「凡關係全國之交通事業，如鐵路、國道、電報、電話、無線電等；有獨佔性質之公用事業，如水力電、商港、市街、市公用事業；關係國家前途之基本工業及礦業，如鋼鐵業、基本化學工業、大煤礦、鐵礦、煤油礦、銅礦等，悉由國家建設經營之。」所列領域，均為能源、資源型的上游產業。很顯然，國民政府的思路與晚清盛宣懷的國營理念如出一轍，其未來軌跡及命運竟也毫無意外。
在這樣的決策下，理論與口號迅速被文本化為一個個看得見摸得著的發展計劃與運動。在《建設大綱草案》之後，政府又先後擬訂「基本工業建設計劃」（1928）、《實業建設程序案》（1931）、《國家建設初期方案》、「實業四年建設計劃」（1933）、「重工業五年計劃」（1935）、《中國經濟建設方案》（1937）以及發動新生活運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等等。眾多大型的冶金、燃料、化工、電氣及軍工企業在這段時間創建，形成了一個國營工業高速發展的高峰期。
除了種種內因之外，蔣介石的國家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為主流選擇，還與當時的世界形勢頗有關係。
在20世紀20年代，處在戰後復甦期的歐洲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各國經濟出現可怕的大滑坡，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遭到嚴峻的挑戰。特別是德國，該國經濟在1928年前後近乎完全崩潰，全國失業人數高達600萬之多，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0%，希特勒的納粹黨迅速崛起，在四年後很輕易地奪取了政權。希特勒在國內取消民主自由，煽起排猶運動，加強國家對大型企業的控制，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產業政策上，優先發展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和基礎產業，「熟練的工人進兵工廠，不熟練的工人修築高速公路」。在這種「大炮代替黃油」的政策下，重工業畸形繁榮，失業人口銳減，一個超級軍事強國十分恐怖地誕生了。相比較，新成立的蘇聯也以強勢的國家力量干預經濟，大力發展重工業，同樣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經濟成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國家主義漸成歐洲政商界的主流意識。
大洋另外一端的美國，也在1929年前後陷入了空前的經濟危機——這一年在任的美國總統就是30年前與英國人聯手騙走開平礦務局的那個赫伯特·胡佛。在過去的將近10年時間裡，沒有受到世界大戰波及的美國一直處在一個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也正是在這個階段，美國開始確立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到1929年，美國家庭已經每戶擁有一輛汽車，電冰箱、電扇、洗衣機、烤箱、收音機等家用電器迅速普及，股票市場空前繁榮。在不到4年時間裡，道瓊斯股票指數上漲了3倍。可是就在這一年的10月24日，紐約證交所突然爆發可怕的大崩盤，史稱「黑色的星期四」。從此，美國進入持續4年的經濟大蕭條，8.6萬家企業破產，5500家銀行倒閉，失業人數從不足150萬猛升到1700萬以上，佔整個勞動人口的1/4，整體經濟水平倒退至1913年，道瓊斯股票指數從1929年9月最高的381點到1932年7月的最低點41點，下跌了89%。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遭到空前質疑。
發生在德國、蘇聯以及美國的這些景象，無疑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變革思潮。在晚清40年，強調國家控制的官商邏輯是主流，而民國最初的16年，則是管制寬鬆的民營經濟黃金年代。到1929年前後，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轉變，國家主義再次抬頭，中國經濟從此進入另外一個新的成長時期。
在對這一國營企業建設熱浪的觀察中，一個讓人很好奇的問題是，國民政府的投入資金是從哪裡來的？
一個大規模的工業振興運動需要巨額的資本金投入，這是一個常識。在130多年的中國經濟史上，國家在干預經濟的初期，資本之匱乏是一個共同的難題，而不同的決策人採取了不同的策略。晚清的洋務運動靠的是對外大舉債和鼓勵民營資本的參與，因此有了官督商辦的體制。1949年之後的新中國，毛澤東靠的是蘇聯援助、對農業收入的吸取轉移和「勒緊褲腰帶」。1978年的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起初也曾寄希望於引入600億美元的歐美資本，建設120個重大工程，在初衷落空後，被迫轉而在南方開放「特區」窗口，試圖引進香港華人資本以及扶持鄉鎮企業的體制外崛起。對於1928~1937年的國民政府來說，資本投入同樣乏力。
根據《劍橋中國史》的記錄，在這10年中，政府的實際財政收入為57.29億元，僅佔其實際支出總額的79.4%，其餘部分不得不舉債度日，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入不敷出的政府。即使這為數不多的財政收入，也絕大部分用於軍事及債務支出。數據顯示，10年間政府的軍事及債務支出高達53.22億元，相當於其實際收入的92.9%——在這個意義上，蔣介石政權實際上是一個如假包換的「軍政府」。據此可見，財政對國營企業的投入十分可憐。
在外資引進方面，政府的成績也十分糟糕。在整個30年代，西方世界陷入嚴重經濟危機，根本無力東投。10年中，國民政府中央一級機構僅借外債17項，實際債額1.61億美元，年均1600餘萬元，比晚清及北洋政府時期所借外債少許多，與其計劃利用外資目標相去甚遠。
在內財政不足，在外引資乏力，那麼，數以千計的國營工廠是靠什麼建起來的？國民政府的經濟領導者到底有怎樣「以小搏大」的財技？秘密埋在下面這些地方：
第一，發行高利率公債，把民間資本圈進來。10年間發行的20多億元公債成為軍事和經濟建設的重要血源。用陳光甫的話說就是，「年來國外無新投資，自中央政府成立以來，全恃內債抵充，預算不敷」。
第二，大量接收「逆產」。這又是一個「無本生意」。政府出台《處理逆產條例》，規定將北洋政府所有的國營企業全部收歸國民政府所有，連北洋軍閥在企業中的個人投資也予以沒收充公。據此，政府相繼接收江南造船廠、上海兵工廠、漢冶萍鋼鐵聯合體、中原煤礦等眾多企業，晚清及北洋政府的所有國營成就全部收入國民政府囊中，一個所謂的「戰地政治委員會」還把黎元洪、張作霖、張勳等老軍閥在棉紡、煤礦等企業中的私人股份也一一沒收。一些已經實現民營化的洋務企業，如輪船招商局也被迫再度國營化。
以零成本的方式收到一大批工礦企業，可還是要有投入才能擴大再生產。這時候，政府又想出一個好辦法，那就是把企業再抵押出去，從銀行套出資金。如此循環往復，國營資本當然越來越大。國民政府有一個中央直屬的「建設委員會」，委員長就是當年捐錢給孫中山的張靜江。該委員會在1928年成立的時候，只有不到10萬元的資本金，到1937年竟已擴張到5000餘萬元，其採用的辦法就是「接收——抵押——入股」。
第三，利用經濟危機，大量收編民營企業。1934年前後，國內爆發金融危機，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乘機把手伸向民營工業，先後入股或收編眾多知名企業。這些「事跡」，在後面的章節中有詳細的描述。
第四，出現特殊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國民政府在名義上統一中國，實際上，一些省份仍然由軍閥控制，他們出於「自治建設」理念，也在這10年中取得了很大的經濟成就。其中最突出的是閻錫山在山西的建設。閻錫山是近代中國政壇上的一個「不倒翁」，他從辛亥革命起就開始統治山西，前後38年，因而得了一個「閻老西」的外號。他奉行的是「三不二要主義」，即「不入黨、不問外省事、不為個人權利用兵，要服從中央命令、要保衛地方治安」，總之，管好山西事，關門當大王。他幹的最誇張的事情是，把山西的鐵路修得跟其他地方的鐵軌規格不一樣，山西境內的正太（河北石家莊正定到太原的鐵路，後名石太線）和同蒲（大同到蒲州的風陵渡，後來風陵渡劃歸芮城）兩條鐵路幹線採用的是法國型1米窄軌，而不是全國統一的1.435米寬軌，這造成省外的軍事勢力和商品無法直接通過鐵路進入山西。他還在省內發行一種獨有的地方貨幣「物產證券」，山西商家或企業主生產多少物資就發多少券，然後又以券換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