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國內販售，杜月笙的鴉片生意還融入了全球市場。在這方面，他得到了上海法租界當局的暗中支持。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Seagrave）在《宋家王朝》中描述了這條通暢的「全球銷售網絡」：杜月笙的很多海洛因都是通過官方渠道進入法國大城市的，由於上海法租界由河內管理，而不是直接由巴黎管理，這就構成了一個從上海到河內、西貢進而直到馬賽黑社會的陰暗交通網，這個網由科西嘉人強大的「科西嘉聯合會」所控制。這個聯合會有一個更通俗的叫法是「黑手黨」。伊洛娜·拉爾夫·休斯認為：「杜月笙是強大的國際販毒集團的中方夥伴，這個集團的活動範圍已擴展到太平洋沿岸加拿大、美國和拉美各國。」美國警方曾經收繳到來自中國的毒品，「五盎司一聽的海洛因盒子上，都打著全國禁煙局的各種官方印記」。據西格雷夫的記錄，有人甚至計算認為，當時全球的八包海洛因中，就有七包出自杜月笙之手。
靠蔣介石慷慨的毒品專營，杜月笙賺到了最多的錢，他以同樣的慷慨方式回報前者。在1935年，他出資向美國柯蒂斯–萊特公司（Curtiss-Wright）訂購了120架軍用飛機，全數捐贈給國民政府。1936年，為了慶祝蔣介石50大壽，杜月笙送飛機一架，並將之命名為「上海禁煙號」。
天下之事，皆有因果。虞洽卿及中國商人階層的商運沉浮，都可從1927年春季的那次「交易」探出端倪。
後世很多史家往往把上海商人與蔣介石的結盟，看成是一種害怕和膽怯的心理——與其面臨革命的威脅，莫如求助於獨裁者的庇護。不過，事實未必這樣簡單。正如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中已經描述過的，在「四·一二」事變發生前幾年，企業家階層出於對軍閥統治的失望，已經對強權政治採取了一種明顯遷就的態度，並對專制產生了一種懷念之情。他們並不是單純地由於害怕或走投無路，而投靠蔣介石集團並聽從他的任意擺佈，而是因為他們對蔣介石和國民黨充滿了希望。與此同時，新崛起的勞工階層又讓他們感到陌生和恐懼，這更加增強了他們尋求國家強權保護的願望。
上海企業家在「悲劇之月」的集體抉擇再次證明，喪失商業力量的自主權，對政治權力的投靠是危險的，與權力結盟的結局將導向一條必然的被奴役之路。虞洽卿、張公權等人自以為與時俱進，其實是在大踏步地倒退，先是退到出發的地方，最後退至懸崖的邊緣。白吉爾評論說：「這些人是資產階級中最擁護民族主義，也最現代化和較具有民主理念的分子……在1927年，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僅是對無產階級的背叛，同時也是對其自身的背叛。由於他們放棄了一切政治權利，便很容易受到國家權力的打擊，而這種權力又正是由其幫助才得以恢復的。」斯言悠悠，可謂泣血之論。「理想落空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終於成為笑談。」民國詩人穆旦的這句詩大概可以概括那一代有公共理想的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們的共同心境。
1927年的中國企業家，很像杭州詩人戴望舒在那年夏天寫的《雨巷》中的那個結著愁怨的女子：「她默默地遠了，遠了/到了頹圮的籬牆/走盡這雨巷/在雨的哀曲裡/消了她的顏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悵。」
自清王朝覆滅之後的自由時光，對企業家階層來說，宛若一場被暴風雨驚醒的春夢。他們不會料到的是，歷史只給了他們這一次機會。僅僅16年，「中央」又騎著高頭大馬回來了。它是被呼喚回來的，它被歡呼、鮮花和金錢所簇擁，這一切都是自願的，儘管這些人中的一大半不久後就開始後悔了。
在被徹底「征服」之前，他們也曾經試圖反抗。
【企業史人物】
菊生印書
1927年10月17日，五條大漢持槍闖進上海極司菲爾路（現名萬航渡路）的一處民居，綁架了正在吃晚飯的張元濟（1867~1959）。綁匪索價30萬元。有一個綁匪看見張元濟穿的毛衣上面有一個破洞，覺得很奇怪，就問：「你這麼有錢的人也穿破衣服呀。」張元濟真的不是有錢人，被綁架後，全家變賣了股票、首飾，僅湊足5000元，綁匪的贖金從30萬元降到15萬元，再降到10萬元、5萬元、3萬元，六日後只好以1萬元放人。
穿著破洞毛衣的張元濟確實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出版商人。20世紀20年代，上海的文化產業曾經創造過一個驚人的奇跡：上海一年的圖書出版量竟大於美國全年的圖書出版量。奇跡的創造者就是張元濟和他領導的商務印書館。
張元濟是浙江海鹽人，號菊生。他是光緒年間的進士，曾任刑部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為官期間，他與比他小一歲的翰林院編修、同年同省進士蔡元培共憂國事，頗為交好。1898年，張元濟的官房走進一個剛剛獲得任命的新章京，他就是名動天下的維新派魁首康有為。張元濟、蔡元培積極參與康梁變法，戊戌政變後，張元濟被朝廷「革職永不敘用」，於是受盛宣懷之邀到上海南洋公學（現在的交通大學）擔任譯書院主事。蔡元培同樣立志教育，後來也到南洋公學擔任總教習。1902年，張元濟突然辭教到閘北一個小小的印刷工廠——商務印書館當主管。
也是在這一年，朝廷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張元濟深感新式教育缺乏一套新型而統一的教科書，於是就與蔡元培一起設計新的教育方針。兩年後，《最新教科書》國文第一冊出版，一面市就銷售一空。就是這一冊薄薄的教科書把當時只有一個石庫門房子的商務印書館推上了成功的天梯。幾個月內，《最新教科書》銷售10餘萬冊，成為全國各地學堂代替四書五經的唯一新式課本。到清廷滅亡的1911年，張元濟出齊了各年級、各學科課本共375種，共801冊，也就是每個月要編出8冊，完成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工程。商務印書館的經濟收益自然十分驚人，它一躍而成為全國最大的出版印刷企業。
民國成立後，張元濟順勢推出113種《共和國教科書》，從1919年到1937年，他動用國內外50餘家公私藏書影印出版《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3種叢書共610種，近2萬卷。張元濟幾乎以一己之力留存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所有精華。這個工作之前只有下令編著《四庫全書》的乾隆大帝曾經嘗試過。為了普及新知識，他投資編輯出版大型百科全書式的低價普及系列書《萬有文庫》，前後出版了2000卷，還主持編撰我國第一部新式辭書《辭源》，開了現代工具書的出版先河。這些出版物對國民人文精神的甦醒起到了難以估量的啟蒙作用。同時，他創辦編譯所，編著和翻譯海內外作品，1925年時會聚各路專家達286人，群星璀璨，幾乎囊括了當時文壇的半數豪客。極盛時的商務印書館佔地80畝，資產規模2000多萬元，擁有1200台機器、4500名員工和43家分館，每天都有新書出版。商務印書館還編輯出版了10多種發行量很大的雜誌，如《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婦女雜誌》和《學生雜誌》等，形成了圖書與雜誌兩大關聯互動產業。
自1919年之後，北京被軍閥統治，大量文人南下上海，造就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文化景象。20年代的上海文化界，湧現了多位抱負豪放、精於經略的文化商人。除了張元濟之外，還有經營「中國第一大報」《申報》的史量才，拍攝了第一部武俠電影《火燒紅蓮寺》的張石川和他的明星影片公司，創辦了全國發行量最大畫報《良友》的伍聯德（《良友》創刊於1926年，一直到10年後，亨利·盧斯才創辦了全美第一份類似的大型生活類畫報《生活》）、經營全亞洲最大遊樂場「大世界」的黃楚九等等。正是在這些人的推動下，上海代替北京成為新的文化中心，而它的文化特徵又是「對傳統文化和外國模式的雙重背叛和繼承」。到抗戰爆發前，上海有30多家廣播電台，36家電影院，200多種雜誌——幾乎相當於全國雜誌總數的95%——還聚集了全國86%的出版社。張元濟還建成了遠東最大的公共圖書館東方圖書館，藏書46.3萬冊，其中8萬冊是外版圖書。
張元濟出身傳統的文人世家，在經營上卻完全借鑒西方企業的管理模式。商務印書館有十分健全的管理規章制度。張元濟在廠裡一貫不苟言笑，對任何人都十分嚴肅。在日常管理中，他對兩件事情抓得最緊：一是技術，二是人才。當時的全球印刷業正處在技術革命的週期裡，為了提高效率和競爭力，張元濟對印刷技術的每一個細節都非常重視，每次股東開會，討論最多的就是如何更新設備。他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就是每個管理高層都要出國考察學習。對於人才，他更是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有一次，一個20出頭的練習生給他寫信，指出新出版的《辭源》裡的一些錯誤。張元濟認為他是人才，就破格提拔他擔任《小說月報》主編，這個叫沈雁冰的年輕人後來以「茅盾」的筆名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退休的時候，張元濟選中的接班人王雲五沒有任何學歷，是一個自學成材的奇才。作為國內最大的出版機構總經理，張元濟數十年提攜年輕人無數，日後很多文人在回憶他時都稱其為「恩公張元濟」。
張元濟數次謝絕出仕為官，一生專注於出版一事，這跟遊走在教育和政界之間的老友蔡元培頗為不同。他曾在一封致蔡元培的信中說：「蓋出版之事業可以提撕多數國民，似比教育少數英才為尤要。」當年的青年章京和翰林院編修，一南一北，分別造就中國最大書局和最重要的高等學府，真正是美事一樁。
張元濟一生所嗜唯有圖書，他在極司菲爾路的居家門口掛了一個小木牌子，上寫四字：「收買舊書」。1932年1月28日，中日軍隊在上海閘北交戰，商務印書館寶山路總廠被投擲六枚燃燒彈，工廠全部化為灰燼。日軍還放火燒燬了東方圖書館。據當時報紙記錄，當時，濃煙遮蔽上海半空，紙灰飄飛10里之外，火熄滅後，紙灰沒膝，五層大樓成了空殼，其狀慘不忍睹。據統計，商務印書館資產損失1630萬元，占總資產的80%。
東方圖書館的全部藏書，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共3.5萬冊，與全國最為齊備的各地方志2600多種，共2.5萬冊，悉數燒燬，這成為張元濟一生最大痛事。已65歲高齡的他痛不欲生，但很快振作起來，提出「一息尚存，仍當力圖恢復」。半年後，印刷工廠就恢復了正常生產。抗戰時期，商務印書館遷至四川，日軍抄走上海工廠裡的460萬冊圖書和50噸鉛字。張元濟留居「孤島」，拒絕與日本人和汪精衛政府合作，生活窘迫之際，他寧可以賣字為生。某次，有兩位日本學者求見，他在對方的名片背後寫下八個字：「兩國交戰，不便接談」。又一次，汪精衛政府的浙江省長傅式說送來一幅畫卷，請他題字，還附有11萬元的支票。他退回支票，修書一封曰：「是君為浙省長，禍浙甚深……以是未敢從命。」
新中國成立，張元濟受邀參加了開國大典。他跟蔡元培都見過光緒皇帝、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此時，蔡元培已經在1940年去世了，唯有他身歷三朝更迭，目睹五任首腦，無意中留下了一項無人可及的紀錄。
張元濟逝於1959年8月，時93歲。晚年，有後生問他：「你是文人，還是商人？」張元濟面如枯色，不作一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