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張國燾和李立三深入工人中間。他們選中的企業是安源路礦，該礦隸屬於著名的漢冶萍公司，由萍鄉安源煤礦和株萍鐵路局組成。之所以選中這裡，主要是因為煤礦勞工集中，生產條件惡劣，反抗情緒容易激發。還有一個原因應該是，張國燾正是萍鄉人氏，而李立三的家在附近的湖南醴陵縣。張國燾、李立三在安源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們創辦平民學校和工人補習學校，發展黨員，建立中共安源支部。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創立，7月，成立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
於建嶸在《中國工人階級調查》一書中生動地描述了李立三動員工人與企業主對抗的情景：「李立三當時對工人講，你們很苦啊，你們很窮啊。那些工人說，我們很好啊，比家裡好多了。李立三說，不對，你們苦得不得了，你們不應該這樣生活的。李立三說西方有個馬克思，這個人說你們創造的財富都叫資本家拿走了。工人說，我們在家裡得不到現在這麼多錢啊，這裡比家裡好啊。李立三說，我們可以把錢拿回來。那麼怎麼拿回來呢？李立三動員工人團結起來，如果你每天創造十塊錢卻只得到五毛錢，你通過鬥爭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錢。」通過這樣的教育，9月14日，安源路礦工人舉行了第一次罷工活動。安源很快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搖籃」，到1924年，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為977人，其中安源路礦就有270多人，佔了將近1/3。
除了在安源扎根之外，工人運動的全國性聯盟及行動綱領也漸漸形成。1922年5月，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代表173人，代表12個城市、110多個工會、34萬有組織的工人。大會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的政治口號。代表們一致贊同在中華全國總工會未成立以前，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總通訊機關。8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佈《勞動法大綱》，提出勞動立法的4項原則：保障政治上自由、改良經濟生活、參加勞動管理和勞動補習教育。文件中還提出承認勞動者有集會結社、同盟罷工、締結團體契約、國際聯合的權利，實行8小時工作制，保護女工、童工，保障勞動者的最低工資等具體要求。這些嚴密的組織與綱領的形成，讓中國的工人運動上升到了理性的層面。在張國燾、李立三以及從莫斯科歸來的劉少奇等人的領導下，各地的礦場、棉紡廠、印刷廠及鐵路公司出現了數百個工會。
工商決裂的標誌性事件是發生在1923年的京漢鐵路罷工事件。1923年，在共產黨人的策動下，京漢鐵路工人決定成立工會，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會的共產黨員林祥謙被選為工會委員長。京漢鐵路的路權當時控制在軍閥吳佩孚手中，是他最重要的財源之一。2月1日，京漢鐵路總工會在鄭州召開成立大會，吳佩孚派軍警到現場驅散集會的工人。三天後，總工會宣佈全路總罷工，京漢鐵路線上火車一律停開。5月7日，吳佩孚抓捕林祥謙，將他綁到漢口江岸車站的月台上，要求他下令工人復工，林祥謙決然拒絕，軍隊隨之將他當眾砍頭示眾，頭顱被懸掛在車站旁的電線桿上。在這場衝突中，35名工人被殺，傷者不計其數。5月9日，工人被迫復工。
當林祥謙的頭顱被懸掛在電線桿上的時候，工商決裂的事實就無比血腥地發生了。
1924年2月7日，鐵路工人在北京秘密召開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並發表了《成立宣言》。1925年5月，由中華海員工業聯合會、漢冶萍總工會、全國鐵路總工會、廣州工人代表會共同發起，在廣州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正式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人階層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出現了。
面對工人階層的這種崛起，企業家階層的反應是不知所措。
1924年，上海的商人們還在熱衷於內部的權力鬥爭。這年初，上海總商會第五屆會長改選，之前沒有列入預選的虞洽卿竟「意外」當選。
初選之際，對壘雙方是現任會長、上海中國銀行總經理宋漢章和通商銀行行長、招商局總辦傅宗耀。宋氏為人仗義，根基頗深，得很多老派人士擁戴。傅氏為新晉翹楚，是前朝商業鉅子盛宣懷的螟蛉義子，還跟當時控制上海政局的皖系軍閥何豐林打得火熱。雙方旗鼓相當，各不相讓，報章駁訐，相互揭短，律師出場，法庭相見，鬧得滿城風雨。
在沸揚局勢中，虞洽卿再展火中取栗的絕技。他先是找到76歲的同鄉前輩，也當過上海總商會會長的朱葆三，竭力挑撥他與宋漢章的關係。朱葆三在報紙上發表函電，洋洋數千言，把宋漢章罵得狗血噴頭。後者聲望一落千丈。緊接者，虞洽卿又以「調解人」身份，在寧波同鄉會禮堂召集總商會的甬籍會員「茶話」，充分放大傅宗耀與軍閥的密切關係，引起許多不願與軍界人物過從甚密的同行的不滿。甬籍會員佔到總商會會員的四成，其臨陣倒戈讓傅宗耀元氣大傷。
宋倒傅臭，躲在幕後的虞洽卿竟水落石出，受眾人「擁戴」，候補參選。8月21日選舉當日，到會會董35人，虞洽卿獨得19票。矯情之極的是，虞洽卿故意在此前遠遊天津，得知當選後，還特意發回「辭職電」，稱「互選之前，曾一再聲明，凡為調解人，概不應選，鄙人亦調解人之一，更應踐守前言」。在會董們的再三苦勸懇請下，虞洽卿才勉為其難地答應下來。其做作氣派，與袁世凱「勸進」稱帝一幕十分相似。
上海總商會在當時中國商業界實力最強、會員最多、影響最大，舉國上百家商會唯其馬首是瞻。虞洽卿登頂，儼然已是全國性的商界領袖。
就在他當選會長10多天後，9月3日，江浙爆發軍閥大戰。佔據上海的盧永祥、何豐林部被孫傳芳趕走，上海的行政體系全數癱瘓，幾萬殘兵敗將流竄在上海及周邊地區，打家劫舍，商民驚惶，局勢一時無比動盪。甫為商首的虞洽卿臨危行令，以總商會會長的身份，自行代表上海全體商民向直系、皖系軍閥分別發出函電，敦請他們停止進攻，切勿闖入租界作亂。同時，他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募捐活動，用以接濟那些亂軍的軍需給養。市民生怕戰火燒身，積極響應，數日募得100多萬元。那些願意離隊回鄉的遊兵都領到了遣散的盤纏，兵禍為之稍解。
由於戰火蔓延，各地通往上海的水陸運輸頻頻受阻，市區糧食即告緊缺，可怕的饑荒眼見將至。那幾天，虞洽卿因此急得眼睛紅腫，口舌生瘡。他得知有一大批經上海轉口外銷的大米正滯留上海，當即領人將這批大米全數扣壓，並迅速分發到各個米店。他又召集米界的老闆們開會，稱「哪位敢在這時哄抬米價，可不要說我虞某不夠朋友，勿謂言之不預，切記，切記」。各米店均森然遵令。
兵禍、米荒化解後，虞洽卿提出建立上海非軍事區的新倡議，宣稱「上海乃全國商業中心，為保護上海商民利益，軍方不宜侵擾」。基於此，他明確而大膽地提出「廢使、撤兵、移廠」三項主張。這三項主張都可謂膽大包天。所謂「廢使」，是指當時有兩個軍事機構常設上海，一為護軍使，一為鎮守使，其勢同水火，為兵禍之源。虞洽卿提出「廢使」，便如同要一併砸掉兩個軍閥的「金飯碗」。「撤兵」和「移廠」則是要求所有軍隊和兵工廠都撤出上海，使之成為一個非軍事的中立地區。虞議一出，響應之聲四起。他還一本正經地給北京的段祺瑞政府發電，敦請「均座俯順民意」。
為了展現決心，虞洽卿甚至敢於利用軍閥矛盾，出手撩撥虎鬚。這一年底，他得悉直系孫傳芳部從漢陽兵工廠運送了一批軍械彈藥停泊上海港。他馬上報告上海稅務司，要求予以扣押，稅務司不敢得罪軍方，搪塞稱其有北京陸軍部的護照。虞洽卿以總商會會長身份帶領他的體操會會員親自登上軍火船，不許輪船駛離港口，雙方兵刃相向，險些走火。押運軍火的人把陸軍部護照拿出展示，虞洽卿機敏地發現，這張護照竟是已經推翻的曹錕政府所發。大喜之下的他當即直奔電報局呈報段祺瑞，後者為皖系領袖，很快回電同意所請。孫傳芳因此視虞洽卿為死敵，卻也無可奈何。
1925年元月，段祺瑞任命曾擔任國務總理的孫寶琦為淞滬商埠督辦，虞洽卿為會辦。孫寶琦長期留駐北京，虞洽卿一時成上海最高行政首腦，不久他又當選為全國商會聯合會候補會長，此時的他已經達到了商人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在他的居中斡旋下，直系孫傳芳與奉系張宗昌簽署了江浙第二次和平條約，直軍退淞江，奉軍退昆山，上海永不駐兵，兵工廠交上海總商會接管。
如果說，上海商人在與軍閥的較量中暫時取得了勝利，那麼在南方的廣州，商人們在與國民黨政權的較量中則遭到重挫。
1923年1月，孫中山與廣東地方軍閥陳炯明鬧翻。他策動雲南和廣西的地方軍閥進粵，將陳炯明擊敗並逐出廣東。一時間，桂軍、滇軍及其他「討賊軍」雲集廣東地區，形成了一股很難控制的「兵禍」。為了給這些軍隊發軍費，孫中山的大元帥府不得不向廣東商人不斷地攤派。1923年4月，廣州市政廳要求各商會和慈善機構5天內分別籌集50萬元軍費；要求絲綢、當鋪商人分別捐贈緊急軍費20萬元和10萬元；要求廣州電力公司上交20萬元軍費，並批准該公司向用戶加收2%的電費。
在隨後的一年裡，為了想方設法增加稅源，大元帥府採取了下述迫不得已的政策。一是放開賭禁、煙禁，收取「鴉片專賣捐」。二是通過舉報，清理「不合格」企業。政府規定，凡未能交驗合格契約的產業一律充公拍賣，並獎勵舉報人。由於連年戰亂，並非每人都能提供「合格」契約。此辦法一出，社會上「有產業在市之業主，無不奔走駭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產權在何時陷入恐怖浪潮之中」。三是由商人承辦厘稅，就是把一些政府很難收上來的稅種「承包」給地方勢力。這是晚清劣政，此前已取消多年，承包者均為地方惡霸或「皇親國戚」，種種苛捐雜稅頓時叢生，普通商人苦不堪言。
四是擴大徵收房屋租捐，如廣州為租價的15%，佛山為20%，比例之高為全國之最。五是強行徵收商業牌照稅，規定向全省所有商業公司、店舖一律按其資本額一次性徵收1%的商業牌照稅，以濟軍餉。六是以「護商」為名，在水、陸兩路設立各種名目的「護商機關」，商旅一過必定徵收「保護費」。僅韶關到廣州，途中便有20餘處這類關卡。除了這些明令新增的稅種之外，大元帥府更是不時以「應軍事急需」為理由，發行沒有任何抵押、缺乏信用保證的「軍用手票」、「國庫券」、「地方短期抵納券」、「廣東省金庫券」等向企業商賈攤派款項，而且往往要在幾天內上繳，否則不是重罰就是查封關門。
苛政如此，政府失去信用，當然引起民眾和商人的強烈不滿，抗稅、罷市之風此起彼伏。1923年6月，廣州米行商人集會，抗議政府在無抵押情況下向米商借軍糧。9月，當大元帥府宣佈實施《徵收廣東全省爆竹類印花稅暫行章程》時，很多煙花爆竹廠或停產或將工廠遷出廣東地區。10月，廣州總商會許多會董因不堪多方索款要求紛紛避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