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
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
那一聲珍重裡有蜜甜的憂愁。
沙揚娜拉！
——徐志摩：《沙揚娜拉》，1924年
1924年4月12日上午10時，一艘輪船沿黃浦江緩緩駛進上海匯山碼頭。船上，一位戴著紅帽子，銀鬚白袍、宛若神仙的老者揮手向歡迎的人群致意，他就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文豪、印度詩人泰戈爾。在隨後的兩個月裡，泰戈爾掀起了一場甜蜜的中印文化交流熱浪。一群年輕的、操著嫻熟英語的中國詩人圍繞在他的身邊，彷彿重新燃起了東方輕靈文化的篝火。其中，最狂熱的崇拜者是從劍橋大學留學歸來的詩人徐志摩，他每天陪著泰戈爾四處演講，還隨同去了日本。在那裡，他寫出一組溫婉嬌羞的新詩，在每一個段落的最後，他都以「沙揚娜拉」為結束。徐志摩的新詩顯然比幾年前胡適的口水詩要精緻得多，卻沒有了咄咄的時代氣息。
沙揚娜拉，日語「再見」。具有諷刺意義的是，1924年並不像徐詩人所描述的那麼甜蜜，卻真是一個「再見」的年份。
短暫的和平在這一年被打破了，軍閥們再次開戰。尤其糟糕的是，此次戰火居然燒到了商業繁榮、過去數十年裡一直沒有重大戰亂的江浙一帶。1924年9月3日，江蘇直系督軍齊燮元為奪取上海，向盤踞上海和浙江的皖系督軍盧永祥、何豐林開戰，雙方相持於嘉定、太倉、瀏河一帶，江浙工商業頓時風聲鶴唳。緊接著，東北奉系軍閥張作霖以援助皖系為由，與直系吳佩孚在山海關開戰，雙方投入30萬人，為那些年來規模最大的戰事。吳佩孚因為馮玉祥部臨陣倒戈而戰敗，奉皖聯手，組成臨時執政府。張作霖入關後，粗暴對待知識界和持不同政見者，政局一直動盪不安。人們對北洋軍閥終於徹底失去信心，在南方偏據多年的國民黨再次成為被期待的力量。1924年11月，孫中山受邀北上共商國事，不料，他的身體狀況突然惡化，在第二年的3月12日因肝癌病逝於北京，終年59歲。在遺言中，他告誡全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那年的天災也是不斷，長江、漢水並漲，武漢三鎮江堤多處漫潰，京漢鐵路被大水沖毀，地方志記載，「各項商業無不停頓，蕭條情況實為從所未有」。中原和西北一帶受氣候影響，農產品已經連續多年歉收，河南等省份還發生了饑荒。
在產業經濟方面，歐洲各國進入戰後復興，中國再成被爭奪的市場。日本勢力仍然強勁，再加上連年農產品歉收，各種原材料大漲，脆弱的民族產業受到嚴重衝擊。其中，景象最慘的是此前發展最快的棉紡業。從1922年10月到1924年6月，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價格上漲了73%，廠家不堪其重，爆發了紗廠危機，到1924年初，1/3的上海紗廠停產歇業。在經濟寒流到來的時候，民族工業抵抗風險能力的羸弱畢現無遺，與同在上海的英資、日資企業相比，本土紗廠的管理水平明顯落後，生產效率低下，流動資金太少，金融體系的支持也十分不足，因此，在經濟繁榮的時候可水漲船高，而危機到來時，則會率先出局。從數據來看，就在紗廠危機期間，英資怡和紗廠仍然有30%的股息可以分配，而日本紡織株式會社的年度利潤率也高達25%。華資的華豐、寶成等大廠相繼被日商兼併。
在這場危機中，最轟動的事件是商界精神領袖、「狀元企業家」張謇的破產。
晚年的張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於政治事務和南通模範城的建設，他到底有多少時間花在生產經營上不得而知。大生集團在1919年創下贏利380多萬兩的最高紀錄，到1922年就因棉花漲價而出現了虧損，該年虧掉70萬兩，其後更是江河日下。到1924年，大生已欠下400萬兩的巨額債務，直奉戰爭爆發後，東北和華北市場已慘不忍睹。更糟糕的是齊燮元與盧永祥居然還在家門口開火，江浙市場一動搖，大生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到1925年，大生集團已經資不抵債，光是大生一廠的債務就已經高達906萬兩。張謇被迫把苦心經營將近30年的全部企業交給債權人接辦，在陳光甫的安排下，中國、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銀行和永豐、永聚錢莊組成債權人團全面接管大生企業。已年過72歲的張謇晚年居然遭遇如此劫難，他不由感歎「不幸而生中國，不幸而生今之年代」。
張謇商業王國的陡然衰落，除了棉紗產業的危機外，還有三個很重要的原因。一是理想主義的沉重包袱。為了南通的公益事業，大生紗廠常年無償「獻血」，已超出企業正常的負擔。到1924年前後，大生一廠僅為企業和公益事業的墊款就有70多萬兩，對其他企業的借款超過112萬兩，以往來名義被其他企業佔用的也接近這個數字，三項合計超過了全部營運資本的45%。企業辦社會，最後拖累大生。二是多元化經營失控。張謇晚年反省失誤時承認「本小事大」、「急進務廣」，其中失誤最大的投資是墾牧產業。墾牧業帶有很強的社會公益性，投資大，週期長，而且受海潮、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影響。張謇先後創辦了近20家墾牧企業，圍海400萬畝，累計投入資金達2119萬銀元之巨，10餘年中，所圍海堤三次被特大颱風襲毀，墾牧項目先後全數失敗，紗廠資金被迫去填了大黑洞。三是企業管理混亂。大生雖是中國最早的股份制企業之一，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張謇的光環太大，晚期更是近乎於「神」，集團內各實業公司都沒有基層負責的規定，事無鉅細，表面上都要向他請示。而他的大部分精力又在企業之外，對於經營實情並不完全瞭解，因此，管理弊端叢生，一旦發作，便無藥可救。
晚年的張謇從雲端上墜下，在最後的歲月裡竟飽受煎熬。自企業虧損之後，種種流言四起，每次開股東會他都不得不面對指責，好幾次會議不歡而散。在一份寫給股東的信中，張謇十分無奈地說，自己已70多歲了，為人牛馬30年，也可以結束了，他欠大生的債務，可以從股息和退隱費中分年償還。他還給自己在狼山之畔選了一塊墓地，自擬對聯：「即此粗完一生事，會須身伴五山靈。」墓上不銘不志，只簡單地刻著「南通張先生之墓闕」，沒有頭銜，沒有裝飾。在生命的最後一個月，他還去視察江堤，為鹽墾事業作最後的努力，因勞累過度，他發起高燒。1926年7月17日，一代「狀元企業家」在無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他的陪葬品是：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折扇，還有一對金屬的小盒子，分別裝著一粒牙齒，一束胎發。
春與人俱老，花隨夢已空。張謇的破產和去世，意味著士商時代的一去不返，此後中國商界再沒有出現如他這樣具有重大公共影響力的全才型人物。胡適為他的傳記作序，稱他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毛澤東則說：「中國的民族工業有四個人不能忘記……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其實，張謇之應該被記憶，何止「輕工業」而已。
在1924年前後的中國社會，社會矛盾的糾纏和複雜讓人不安。1923年底，文學家魯迅在對北京學生的演講中，流露出了他的悲觀：「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而且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裡來，怎麼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在這段話中，讀得出部分知識分子因絕望而產生的對「血」的革命的渴望。在當時中國，正出現了一個十分微妙的景象：人數日漸龐大的勞工階層與同樣新興的企業家階層出現了利益和價值觀上的矛盾，這種矛盾隨著經濟危機的爆發漸漸變得尖銳起來。
在洋務運動之前，中國並不存在工人階層。隨著近現代工業的成長，勞工人數迅猛增加。在1913年，中國產業工人約60多萬，到1919年達200多萬，1924年前後人數已經超過500萬。跟所有進入工業社會早期的國家一樣，中國工人的生存現狀是悲慘的。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描述道：「微薄的工資、超長的工時，罕見，甚至根本不存在休假。醫療救助或保險總是緩不濟急，工人通常住在工廠或礦區所提供、居住條件惡劣到令人作嘔的宿舍。工人均被以號碼而非名字來稱呼。工廠內，管理人員欺凌工人的惡狀司空見慣。工資總是會無故被扣減，要求回扣的現象時有所聞。女工的人數多過男工，有些紡織工廠，女工比例高達65%，然而她們的工資甚至遠低於同工廠男工。僱用童工的現象非常常見，特別是紡織廠。年僅十二歲的女工赤手在接近沸騰的大水桶裡撿拾蠶絲，這類工作經常讓她們感染可怕的皮膚病和受到傷害。」
在當年的報章、文學作品中時時可見類似的描述。客觀地說，他們不是當時中國社會最悲慘的人——跟農民相比，他們有相對穩定的收入，不必驚恐於匪徒和戰亂，但是不人道的遭遇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反抗性的罷工事件屢見不鮮，可查的數據顯示，從1914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全國工人罷工108次，尤其是1916年後，罷工次數逐年增加。僅1919年1~5月，罷工即達19次。特別是在過去10年的抵制洋貨運動中，居住於城市而最容易被集中發動的工人群體是一股最主要的抗議力量。
然而，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是，在1920年之前，工人階層從來沒有被看成是一支完整而獨立的力量。一味沉醉於歐美或日本憲政經驗或文化的公共知識分子對其非常陌生，甚至可以說是與其完全絕緣。他們所津津樂道的「好人政府」在工人們聽來虛無縹緲，不知所云，不但跟他們的生計毫無關係，而且顯得非常虛偽。企業家階層對工人也非常不重視，他們最多也是出於利用或提高勞動效率的考慮，如虞洽卿與他的「短檔朋友」們，或榮德生之創辦「工人自治區」。自晚清允許商人結會以來，全國已經出現了數千個大大小小的商會。他們的勢力非常強大，上海、廣州及武漢等城市的商會甚至擁有自己的武裝團體。他們高高在上，根本不會彎下腰來跟衣衫襤褸的勞工們進行平等的對話。即便是孫中山的國民黨人，也主要活動於士紳、官吏、知識分子、軍人乃至華僑之中。
真正把工人當成一股獨立力量來倚重的是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1921年8月，就在組黨成立的一個月後，中共在上海迅速成立了領導工人運動的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曾經參與領導「五四運動」的北京大學學生領袖張國燾出任主任。書記部設立五個分部，其中湖南分部主任為毛澤東，在法國參加過工人運動的李立三成為張國燾的得力助手。這個專門機關成立後，馬上創辦機關刊物《勞動週刊》，其宗旨是「為勞動者說話，並鼓吹勞動組合主義」。每期發行最多時為5000份。同時，中共還在上海紡織工人最集中的滬西小沙渡，開辦了第一個工人補習學校，通過刊物和工人學校喚醒工人的自主意識。張國燾在一篇題為《中國已脫離了國際侵略的威脅了嗎？》的文章中如此寫道：「我們只知道我們每年所繳納的租稅，一半是外國政府和銀行家強奪走了。因而我們的子弟受不到教育，我們當兵的兄弟拿不到軍餉，我們百餘萬勞苦兄弟在外國資本家的鞭策下做工，洋貨深入窮鄉僻壤，弄得做手藝的沒有生意了……上海市等處公園，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些痛苦和恥辱已使我們受夠了。」這樣的文章充滿了簡單而明快的邏輯，它像手術刀一樣，一下子把工人階層從眾多的社會集團中切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