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胡適：《嘗試集·老鴉》，1919年
1918年春夏，袁世凱死後兩年，軍閥勢力一度氣餒。在梁啟超等人推動下，控制了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決定進行國會議員選舉。這是百年近現代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帶有普選性質的全國性政治選舉。倡導暴力革命、缺乏兼容性的國民黨此時被趕到廣東，徹底被排斥在外。有趣的是，三個參與角逐的派系分別代表了三種力量：一是軍閥，一是公共知識分子，一是企業家。
代表軍閥的是安福系，頭面人物自然是段祺瑞，自袁世凱稱帝未遂而身亡後，他成了北洋軍閥的「大哥大」。跟袁世凱一樣，段祺瑞是一個善於謀劃的行政長才，他曾留學德國學習炮兵，信奉威權主義，卻對現代政治理念一無所知。所謂安福系的名稱來源，是段祺瑞的謀士和下屬們經常在北京安福胡同的一個大宅子裡打牌下棋，互通氣息，因此得名。這個派系握有槍桿子，勢力強大，無比霸道。
在三大派系中，研究系的政治理念最為清晰，其魁首是早已名揚天下的梁啟超。後世史家定論，梁啟超的議會政治論大大超越當時所有人。他早在1910年就著有《中國國會制度私議》，對議會的組織、選舉、投票、政黨等均進行了論述，認定「議院為今世最良之制度」。他先後寫過《論立法權》、《各國憲法異同論》、《立憲法議》等文章，它們後來都被收在《飲冰室文集》中。他倡導政黨政治，謂議會的成功運作有兩大條件：一是「大多數人有批判政治得失之常識」，一是「有發達之政黨」。在他的心目中，最好的倣傚對象是英國政體。
交通系的領袖是梁士詒（1869~1933）。他時任交通銀行董事長，因此圍繞在他周圍的人便被稱為「交通系」。梁士詒也是廣東人（他的家鄉是廣東三水），曾與梁啟超在佛山書院做過同學，1903年參加科舉，在殿試中赫然名列一等第一，也就是中了狀元。當卷子和名單送至慈禧御批時，老太后正恨康梁黨，見梁士詒是粵人，又姓梁，懷疑他是梁啟超的弟弟，一筆把他劃成了第三名榜眼。袁世凱看中他能辦實務，便將之攏入帳內，後世流傳的《袁世凱兵書》多出其手。他被任命為鐵路總文案，參與締結中日的東三省條約，以後又設置督辦五路總公所。自此，梁士詒開始涉足交通部門。
1906年春，朝廷設郵傳部，以盛宣懷為大臣，梁士詒任提調，統管全國鐵路。他在任內先後督辦京漢、瀘寧、道清、正太、汴洛、京奉、廣九以及津浦、吉長、株萍等鐵路，為幹線建設立下大功。另外，他於1908年創辦交通銀行，屬官商合辦、股份有限公司性質的商業銀行，總資本1000萬兩，其中官股四成，商股六成，有發鈔權。在清末民初，交通銀行的規模超過了盛宣懷創辦的中國通商銀行，地位僅次於中央銀行大清銀行。以鐵路實務和銀行金融為核心，梁士詒日漸形成了一個勢力龐大的交通系，他本人有「梁財神」之稱。細數交通系中的主力，大多均為梁士詒的同鄉、北方企業家以及與前朝有千絲萬縷干係的「官商」，滬浙一帶的民間企業家少有參與。
本次國會選舉，棋局微妙，宛若當年三國。安福繫好比曹魏，兵力最強且居於中樞，研究系和交通系則如劉漢和孫吳，合則可分庭抗禮，分則被各個擊破。其中，交通系的角色最為微妙，因其理念模糊，可左可右，而財力雄厚，不可小窺。它若與研究系結合，就能組合為一個很有聲勢的政黨力量，兩黨對峙格局或可形成，反之，則天平大傾。
令人無比感慨的事實是，交通系幾乎是沒有猶豫地選擇了與安福系結盟。其原因大抵有三：一是企業家階層所固有的投機心態，在筆桿子與槍桿子之中，官商情結深重的他們十分輕易地選中了後者；二是現實利益的交錯，在1918年前後，交通系與安福系的很多重要人物有糾纏不清的利益關聯，其中，交通系的曹汝霖、吳鼎昌與段祺瑞都是天津裕元紗廠的股東，而另一個大實業家周學熙跟段祺瑞的政治盟友徐世昌是天津華新紗廠的股東；第三則是兩大派系領袖梁士詒與梁啟超的私人關係，二梁既有同省之情、同學之誼，卻也有莫名「奪魁」之幽恨，其心結糾纏，不足與外人道。
台灣學者張朋園在《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一書中曾詳細記述了當時選舉的景象。據他記述，安福系為了拉攏梁士詒，許之以參議院議長，交通系則暗中捐錢為安福系助選，其中，梁士詒捐200萬元，曹汝霖和葉恭焯分別捐70萬元。段祺瑞還挪用國庫資金及鹽稅為選舉之用。相對比，研究系的選舉資金則十分有限，僅有與段祺瑞不和的直系軍閥馮國璋給了梁啟超40萬元，其他一些地方督軍出了數十萬元。安福系捧著錢派人到各地賄選，據當時《申報》報道，很多屬於研究系的人經過運作之後，都一起投到安福系旗下。一些軍閥更是端著槍桿子搞選舉，《盛京時報》記載，東北軍閥張作霖把初當選人集中起來，宣佈推薦名單，「不准選舉限外人員」。而《順天時報》報道，河南一個趙姓督軍索性宣佈，某五人為中央指派必須選出，「若不在指派之列者，即使當選亦屬無效」。除了安福系的軍閥明目張膽地賄選之外，商人賄選的「事跡」也見諸報端，《申報》刊文《蘇州：眾議員初選舉之怪狀》稱，蘇州一商人買動四百餘人。投票前以酒席招待，席開五十餘桌，投票人衣衫襤褸，類似乞丐者約居十之六七。
安福系鴨霸，交通系投機，研究系清高，棋局至此已無懸念。
6月20日全國投票。結果，安福系大勝，在參議院和眾議院兩院中占335席，研究系得21席，交通系為5席，派系不明者111席。
企業家階層在此次選舉中的表現令人失望。從當選數據來看，如果交通系與研究系結合，加上被安福系用錢挖去的選票，再算上那些派系不明者，其力量足可與軍閥一搏，中國世局或有別樣天地。當然，百年後進行這樣的「復盤」，徒余一場歎息而已。
1918年11月7日，快要過60歲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員外郎、學者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教授的兒子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濟說罷離開了家。三天之後，梁濟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留萬言遺書說：「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後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並將喚起新也。」
梁濟試圖以死喚醒人們繼續變革的決心。半年後的1919年5月4日，他的兒子梁漱溟所在的大學爆發了一場驚天的學生抗議活動，史稱「五四運動」。
抗議的導火索還是跟四年前的《二十一條》有關。這年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在對德和約上，和會竟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中國作為戰勝國受此凌辱，而北洋政府的代表居然同意在和約上簽字，一時舉國嘩然。5月4日，北京大學等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雲集天安門廣場，打出「還我青島」、「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等口號。學生遊行到交通總長曹汝霖住宅時，火燒曹宅，還痛打了駐日公使章宗祥。軍警予以鎮壓，逮捕學生32人。北洋政府頒布嚴禁抗議公告，激起進一步的抗議，到5月下旬，全國主要城市先後宣告罷課。6月11日，曹汝霖、章宗祥等人被免職，總統徐世昌辭職，月底，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五四運動」後來被認為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始，5月4日被定義為「青年節」。
一部《二十四史》讀下來，有一個現象很耐人尋味：當一個中央集權強勢出現的時候，往往會帶來經濟的高度繁榮，而在集權喪失的亂世，卻往往是思想和文化的活躍期。中國思想史上的三個高峰時間，分別是春秋戰國——誕生了老子、孔子等諸子百家，奠定了中國哲學的基石；魏晉南北朝——出現了最絢爛的書法、雕塑和詩歌藝術；我們正在講述的民國初期——爆發了「五四運動」，出現了燦如星河的思想家、文學家。
民國初年是思想至為活躍和自由的時期，對於所有的中國人來說，那是一段很像青春期的日子，明亮、躁動而充滿了無邊的憂傷。各種思潮在中國交錯激盪，新刊物、新思想層出不窮。當年跟吳樾搶著要去暗殺「五大臣」的陳獨秀此時已是北大教授，他主編的《新青年》（創辦於1915年）舉起「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兩面旗幟，號召打倒「孔家店」，猛烈抨擊舊文化，提倡新文化。以胡適為代表的青年留洋學者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提倡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在國之青年中，他們很快成為新的思想領袖，當時正在長沙求學的毛澤東日後對美國記者斯諾回憶說：「《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雜誌。
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在飽受欺辱的黑暗年代裡，這個古老東方國家的年輕人最終決心打碎老祖宗的一切罈罈罐罐。美國史學家威爾·杜蘭（WillDurant）——他與胡適同為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Dewey）的門下弟子——在《世界文明史》中很精闢地論及：「今天中國人最強烈的感情是痛恨外國人，同樣，今天中國最有力的行動是崇拜外國人，中國知道西方不值得這樣崇拜，但是中國人卻被逼得不得不這樣做，因為事實擺在眼前，工業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選擇。」這種矛盾的國民情緒在「五四運動」中呈現得非常清晰。
「五四運動」的劃時代意義，當時便被人敏感地預測到了。就在學生運動爆發的那幾天，大哲學家約翰·杜威正好在北京訪問。他在寫於6月1日的信中說：「我們正目睹一個國家的新生，而出生總是艱難的。」
不過，從來沒有人從企業史的角度審視「五四運動」。
它的引爆點在北京大學，它的發生地在天安門廣場，日後為人們所記憶的先驅者都是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我們可以輕易地報出他們的名字：陳獨秀、胡適、蔡元培、魯迅、傅斯年、段錫明、羅家倫、許德珩、周恩來等等。然而，正如後世的日本紀實攝影家小川紳介（1936~1991）所說的，在一起重大歷史事件爆發的時候，「那些生動的故事、人物，一定在廣場的背後」。事實上，在1919年的5月、6月間，如果沒有商業團體及工人的支持，「五四運動」僅僅是一場激動人心的學生抗議而已。在青春激盪的天安門廣場的背後，以工人和企業家為主體的商業力量就是那些起著重要的作用，卻不被人注意到的「廣場背後」的人。
早在2月份，上海的商人就行動了起來，他們以同鄉會的名義致電北京和巴黎，反對將德國權益轉讓給日本。3月，朱葆三等人以上海商業聯合會為組織，集合滬上53個會館公所，協調工廠的抗議活動。5月4日，傳來北京學生遊行並遭鎮壓的消息後，商業聯合會當即與復旦大學和江蘇教育總會聯繫，一起籌劃抗議大會。5月7日，大會在老西門體育場舉行，主題是聲援學生，抵制日貨。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其後三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參與工廠43家，工人總數約6萬，他們顯然得到了工廠主們的支持、默許或容忍，這是開埠以來上海發生的最大規模的罷工活動。
在上海的示範下，抗議很快席捲全國。6月12日，武昌、九江等地商人罷市，京漢鐵路、京奉鐵路工人及廣州的工人相繼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罷工浪潮波及全國22個省的150多個城市。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記錄這段歷史時認為：「工人發動罷工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象徵中國的歷史發展邁向新的轉折。」正是在工商力量的洶湧援助下，「五四運動」才演變成了一場全民參與、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
企業家階層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為，並不僅限於聲援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