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開打後，日本乘機爭奪中國利益。1914年8月，它出兵佔領德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山東半島。第二年1月，日本駐華公使晉見袁世凱，遞交了有二十一條要求的文件，並要求「絕對保密，盡速答覆」。《二十一條》霸道無理之極，它要求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准許日本修建自煙台（或龍口）連接膠濟路的鐵路；要求承認日本在南滿和內蒙古東部的特殊權利，日本人有居住往來、經營礦產等項特權；旅順、大連的租借期限及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延長至99年。其他要求還包括，把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體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中國不得自行處理；要求所有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租借或讓給日本之外的他國；中國政府還要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軍事、財政等顧問；中日合辦警政和兵工廠。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政府對他當皇帝的支持，居然同意與日秘密談判。5月7日，日本發出最後通牒，限令於兩日內答覆。5月9日晚上11時，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大部分條款。
《二十一條》在1月份就被曝光，立即遭到國內各界的強烈抗議。隨之，各地紛紛爆發了抵制日貨運動。
3月16日，上海商會組成「勸用國貨會」，推舉虞洽卿、董少嚴、王正廷為正副會長。18日，紳、商、學各界聯合發起，在張園召開了反對《二十一條》的國民大會，到會者近4萬人。大會通過提倡國貨、設立公民捐輸處等項決議。到22日，上海抵制日貨聲浪日益高漲，福州路、南京路等處日人所設商店一律閉門，暫停營業。捕房以「恐人眾滋事」為由，加派探捕分頭梭巡，「以資彈壓」。與此同時，城廂內外街巷各處牆上以及電桿木樁上均貼有抵制日貨傳單。4月，一個叫「知恥會」的組織在上海設立基金，宣佈將徵募5000萬元，用於建立兵工廠，並向國內工業供應資金以「確保民族得以生存」。基金會在短短三周內，就籌集到25萬元，到5月，全國出現了70個知恥會的分部，很多政府官員、警察和公司職員自願捐出一個月的薪水，很快捐款數額超過了1000萬元。
5月9日，當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消息傳出後，舉國視為奇恥大辱，這一天，被定為「國恥日」。上海、廣東等10多個省份的商會通電反對，農商總長張謇憤然辭職。抵制運動更是到了白熱化的地步，抗議集會此起彼伏。商人拒賣日貨，人人要用國貨。不少學校規定，文具一律用國貨。一些大城市的報紙，天天刊登《國貨調查錄》，鼓動人民選用國貨。上海、天津、廣州等地，出現了以反日愛國為題材的戲劇和歌曲。學生走上街頭，散發傳單，發表演說，進行鼓動。愛國的女學生穿著表示悲痛色彩的白色衣服，她們還號召不要在前額上方高束頭髮，因為那是日本式髮型。
在抵制運動中，中華國貨維持會等組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在5月9日之後迅速發表宣言，並印發10萬份廣為散發。宣言中寫道：「如果中國希望像一個人那樣生活，我們就絕不能忘記5月9日的羞辱……這些紀念應該被傳遞給我們的孩子和孫子，代代相傳，直到永遠。自5月9日之後，我們4萬萬中國人必須全心全意地奮鬥，幫助我們的國家。」在維持會的指揮下，各地學生遍查當地商店，尋找日本商品，如有發現，當場沒收或砸毀，全年共進行了383次這樣的檢查。維持會在前一年只有100多個企業家會員，到年底就增加到了688個。美國參議員沙斯伯雷（Saulsbury）當時正在中國訪問，他在回憶錄中表示，十分驚訝地看到中國的抵制日貨運動有著非常完善的組織。
《洛杉磯時報》則注意到，中國的民族工業打出了「中國人用中國貨」的口號，抓住機會進行發展。數以百計的工廠湧現出來，生產中國貨以替代流行的日貨，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傘等等。一家名叫生生煙廠的煙草公司還推出了「5·9」牌香煙，在包裝盒上赫然寫著：「真正國貨。請大家激發熱忱，用國貨挽回權利。請國民每年挽回4500餘萬之權利。」也是在這一年，國內出版了兩種新刊物《國貨調查錄》和《國貨月報》，刊登各類國產物品的清單，宣導「不用國產貨，就是不愛國」的理念。
抵制日貨運動對袁世凱政權和日本政府顯然造成了巨大的壓力。日本外貿也遭到重挫，當年上半年，對華出口同比下降1790萬美元，銳減幅度相當於1914年出口總額的6%。美國學者的研究認為，《二十一條》對日本經濟來說是個虧本買賣，其從中國抵制日貨所遭受的巨大損失，或許並不亞於從《二十一條》所得到的好處。更為嚴重的是，此後每年的5月9日「國恥日」都成為抵制日貨的動員日。抵制日貨成為中國社會的常態，中國將日本牢牢地定位為頭號敵人。
1915年的反日貨只是一個序幕，一場更猛烈的抵制風暴正在醞釀中。
【企業史人物】
棉花天王
1916年11月，上海的中華書局出版了一本名為《工廠適用學理的管理法》的小冊子。在出版之後的10年裡，這本書一共只賣出了800本。不過，它讓翻譯者成了中國企業界的知名人物。這本書就是全球管理學的奠基之作、美國人弗雷德裡克·泰勒（FrederickW.Taylor）出版於1911年的《科學管理原理》。泰勒在本書中提出的科學管理理念，讓管理成為一門建立在明確的法規、條文和原則之上的人文科學。翻譯者穆藕初（1876~1943）是一個年近40的留美學生，他曾為此幾次拜訪過泰勒，是唯一跟這位偉大的管理學家有過切磋的中國人。更有意思的是，穆藕初的中文版竟比歐洲版出得還要早。
穆藕初出生在上海浦東一個棉商家庭，19歲就進了棉花行當學徒，終其一生，都與棉花糾纏在一起。他在南洋公學讀過書，在赫德的海關就過職，還被張謇請去當過江蘇鐵路的警察長。33歲的時候，他深感中國棉紡業的落後，下決心到當時棉業最發達的美國得克薩斯州讀書，這一讀就是整整8年。他的南洋公學同學黃炎培的兒子、著名水利學家黃萬里後來紀念說：「穆伯伯從怎樣種棉花、種好棉花，到棉花怎樣紡成紗、織成布，到怎麼辦工廠，怎樣有效地管理工廠，他是有目的、整套、有計劃地系統學習。這樣有計劃的、跨專業、多學科、成套學的留學生，在他之前沒有一個。」
穆藕初學成歸國後，當即與兄長籌集20萬兩銀子創辦了上海德大紗廠。一年後，德大生產的棉紗在北京商品陳列質量比賽中獲得第一名，一夜成名。棉紡織業在當時是中國第一大產業，聚集了張謇、榮家兄弟和周學熙等眾多頂級企業家，穆藕初後來居上，居然能迅速崛起，與他在美國學到的棉花專業知識和科學管理方法是分不開的。德大成功後，他很快集資120萬兩白銀，籌建厚生紗廠，幾年後，又集資200萬兩成立鄭州豫豐紗廠，該廠擁有職工4000多人，已是中原地區最大的現代企業。穆藕初回國五年，開出三家工廠，一躍與張謇、榮家兄弟、周學熙並列成為棉紗業的「四大天王」之一。
與其他三位「天王」不同——有趣的是，他們分別是士商、民商和官商的代表人物——穆藕初出身科班，學理深厚，所以，他對產業進步和工廠管理創新的貢獻尤為突出。在經營工廠的時候，他先後寫成了《試驗移植美棉紡紗能力之報告》、《紗廠組織法》等長篇文章，對民族紡織業的進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他發起「中華植棉改良社」，在江蘇、河南、河北、湖北等地買下1500多畝地，開闢棉花試驗場，大力推廣種植美國的「脫字棉」。經他倡議，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設立植棉委員會，買美棉種子送給各省試種，提供植棉技術咨詢，印刷改良植棉的小冊子，用最通俗易懂的文字向棉農解釋改進植棉方法，其中有他自己寫的《植棉改良淺說》，1917年8月的一次就印了上萬冊，還在《申報》發佈廣告，任何人都可以索要。他的厚生紗廠還有一個棉花測試中心，免費為全國各地送來的棉花作性能測試，厚生引進的美制紡織機器也成為同行參觀學習的對象。穆藕初來者不拒，從不吝於指教。
當時中國紗廠的管理還十分原始，一般分為文場、武場，文場是賬房，武場是工頭，管理方式落後粗暴。穆藕初率先取消了工頭制，改為總經理負責制。另外，他還建立新式財務制度，把傳統的流水賬改為複式結賬法，這是西方財務制度在中國的第一次引進。他親自擬訂了許多報表的格式與內容，使工廠的耗材、工時、產量等數據可以及時反饋，一目瞭然。此外，他還制定《工人約則》、《廠間約則》、《罰例》等一整套廠規細則，僅總罰例就有81條。在這些規則中也不乏人性化的因素，比如工人偶有過失，不要大聲呼斥，使其在眾人面前失去體面等。在具體實務管理的基礎上，他對泰勒的科學管理法進行了中國式的改良，總結出科學管理的四大原則：無廢才、無廢材、無廢時、無廢力。他還概括出當經理的8條標準——會自己找事情做、有能力解決疑難、度量大、有事業心、懂得愛惜機器、恰如其分、節約花錢、善於把握機會。後來，這8條標準又進一步簡化為「5個會用」：會用人、會用物、會用時、會用錢、會利用機會。
這些創新對中國企業管理的進步具有革命性的意義。穆氏的三家工廠成為當時國內技術設備最領先、管理最先進的棉紡織企業。
穆藕初還跟當時的思想界進行過一場轟動一時的論戰。
1920年，厚生紗廠赴長沙招聘女工。當地的《湖南日報》連續發表文章嚴厲批評厚生的招工行為，其炮火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勞動工時長達12小時，二是每月工薪只有8元。穆藕初發表文章反駁，認為「予深信欲救中國之貧弱，捨振興各種主要實業外，無他道」。還嘲諷說：「敢忠告一輩學者，自今以往，腳踏實地，不向空際捉摸，力從實處研究，寧以行勝，勿以言勝。」他的駁文引來朱執信的猛烈抨擊，朱當過孫中山的秘書，也是第一個把馬克思介紹到中國的理論家。
他在《實業是不是這樣提倡？》一文中，認為穆論荒謬，實業家不能以救國為理由大賺其錢，只有根除分配不公，才能實現社會進步。這場大辯論把大名鼎鼎的陳獨秀也捲了進來。他在《新青年》上刊登《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的長篇調查，認為厚生紗廠的做法是搾取剩餘價值，穆藕初應該「由個人的工業主義進步到社會的工業主義」。這場辯論在當時思想界影響甚大，也是馬克思理論在中國工商界的第一次實證性亮相。上海社科院學者鍾祥財評論說：「這次分歧實際上是企業家的商業倫理和革命家的社會倫理之間的分歧。實業救國思想和晚清改良主義思想實際上是一脈相承的。在實際效果上它們可能沒有社會革命來得那麼乾脆和痛快，但是它們在制度演進上的作用是很實在的，微觀又務實。」
讓人驚奇的事實是，儘管穆藕初有如此先進的專業技術和科學管理水平，卻還是在1924年的經濟大蕭條中嘗到苦果。在那次因棉花價格暴漲而誘發的產業危機中，他的三家工廠相繼陷入困境，德大被榮宗敬收購，厚生因發生股東爭吵而清盤，鄭州豫豐更是因為地處軍閥混戰的主戰場而受波及，後來被迫抵押給了美國慎昌洋行。穆氏敗局似乎表明，中國的確存在一種獨特的商業土壤。
1928年，穆藕初被他的美國大學同學、蔣介石的「錢袋大管家」孔祥熙推薦為國民政府的工商部次長，他相繼編訂了眾多的工商法規，包括《工廠法》、《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等。這位深得美式商業理論精髓的實業家認定：「在人事日趨繁頤，社會日趨複雜的現在，無論什麼團體，都要以法治為本，然後有一定的軌道可循，有一定的規矩可遵。」
抗戰時期，穆藕初擔任農產促進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為了改善後方棉布極缺的情況，他發明了「七七棉紡機」。這是一種腳踏式的木製紡織機，每機有紗錠32個，每日工作10小時，可紡棉紗1.5市斤。由於該機每台僅需1人操作，生產效率超過舊式手搖紡機數倍，因而在國統區和共產黨的西北根據地大為流行。「七七」之名，在於讓民眾毋忘「七七事變」的國恥。這種「技術創新」跟穆藕初當年在美國大學的所學知識已經相去甚遠，卻也是這位全中國最懂棉花的人，在專業上的最後一次貢獻。
1943年，穆藕初因罹患腸癌去世，簡陋的奠堂之上，最醒目的一條輓聯是四個字——「衣被後方」。
後世商業界很少有人知道穆藕初了。他的名字偶爾出現，卻是在八竿子也打不著的戲曲圈。穆藕初長得風流倜儻，一表人才，平生喜歡昆曲、書法、學佛、養魚和斗鳥，是一個少見的才子型企業家。1921年，他感於古老昆曲的日衰，便贊助成立了昆劇保存社和昆劇傳習所，這些機構在昆劇的流傳上居功至偉。昆曲大師俞振飛在懷念他時說：「我國戲劇自清末皮黃崛興，昆曲日益式微，經先生竭力提倡，始獲苟延一脈，至於今日。」
因此，「棉花天王」穆藕初雖在本業被徹底遺忘，卻常常為千里之外的戲劇人士所感恩追念，這倒應了昆曲《牡丹亭》裡的那句台詞：「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