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抗議活動如火如荼的6月初，張謇接受《北華捷報》採訪，對企業家在學生運動中的角色進行了闡述：「吾輩之主務，乃為開創國人使用國貨之風氣，以此促進吾國工商業之發展。現階段之情形，無疑於此十分有利，因國人愛國情緒十分高漲。」在這一理念的引領下，企業家發動了一場比1915年聲勢更為浩大的抵制日貨運動，甚至還在產業經濟的重建中排擠日本勢力。
在「五四運動」爆發不久，日本報紙就已經預言，中國即將開展一場抵制日貨運動，不過它以諷刺的口吻寫道：「這場示威將是稻草上的火星，燃燒時間不會超過五分鐘。」但是，幾個星期後，上海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就認定，這五分鐘的示威可能會延續下去，並嚴重威脅日本的在華利益。
在各地的抗議活動中，抵制日貨是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5月17日，上海八家主要的報紙同一天發佈公告，發誓不再接受日貨廣告或者發佈日本商業新聞。6月5日，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決定全埠罷業，榮宗敬——他在上一年的國會選舉中當選江蘇省議員——便在討論會上提議「一致戒用日本貨」。近年以來一直十分活躍的中華國貨維持會等非政府組織印製了數以十萬計的宣傳國貨小冊子，各種標語充斥大街小巷。在一份現存於日本外交檔案中的小冊子裡，編輯者寫道：「凡是愛國者都必須購買國貨。當到處聽到這樣的呼聲：偉大的中華民族和人民所創造的工業社會萬歲，偉大的中華民族成員萬歲，偉大的中華民族萬歲，那就達到了這個長遠計劃和這種永恆組織的目的，因為抵制運動正是為了抵制某些國家的商品而發動的。」某些國家所指為何，讀者無不心知肚明。
在很多城市，經營日貨和為日方服務的商人紛紛收到匿名恐嚇信，警告他們與日本斷絕關係，一些日本商人的店舖也被搗毀。美國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報道中稱，學生們成為「運動中的警察」，監督商店和小販、破壞日本廣告牌等。學生們的公告欄上，堆滿了草帽、雨傘、熱水瓶以及從行人那裡收繳的其他日本商品，西方媒體將此形象地稱為「草帽戰」。一個叫瑪加瑞特·莫尼格的美國傳教士對西方記者說，她的女傭拒絕購買英國霍利克公司出產的麥芽奶粉，因為它只在日本商人開的商店裡才出售。很多地方的商店被要求貼上這樣的標語——「自今天起，本店舖決不出售日貨。」10月的《新聞報》還刊登了一則報道，江蘇省一個縣的學生調查隊發現，一家商店裡的火柴有問題，它的外包裝上印有「中華民國萬歲」的字樣，而實際上卻是日本火柴，學生們當場銷毀了這批商品。
在沿海城市和湖廣地區還出現了一種叫「愛國十人團」的組織形式，它以十人構成一個小組，十個小組再構成一個更高級別的組織，參加者發誓只消費中國貨，並確保和監督同組成員也這樣做，他們還挨家挨戶地發送傳單和做鼓動工作。據報道，僅天津一地就有數百個「十人團」。
「五四運動」在7月份達到高潮，日本對華出口幾乎斷絕。抵制效果從後面兩年的貿易數據中清晰地呈現出來。1920年，日本對華進口額比1919年下降7.2%，損失達2915萬美元，而其他國家的對華出口卻增長33.3%。1921年日本對華出口又同比下降8696萬美元，同期，其他國家的進口則增長30%以上。美國經濟學家認為，這說明從1919年開始的抵制日貨運動，無論中國付出了什麼代價，都已成功地造成了日本在貿易、航運和工業方面的重大損失。據當時觀察家的記錄，抵制運動在華東地區推動了民族棉紗業的發展，在華南則為煙草和針織業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市場環境。時任美國駐中國大使保羅·雷恩斯在寫給國會的信中就認為：「它給中國工業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動力，並且給製造商和政府一個提示，即什麼是一場刺激國內工業發展的運動應該做到的。」
與此同時，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在震耳欲聾的愛國呼聲中，天性反對動盪的商人們還十分注意抵制運動的邊界，不使之滑向社會秩序全面崩潰的境地。在整個運動過程中，企業家做了大量的工作，盡量把運動的邊界局限在非暴力的範圍內。他們多次撰文呼籲，「惟予竊欲警告國民，萬不可任令群眾再有激烈行動」。
6月份，就當紗廠聯合會決議聯合罷業的時候，榮宗敬曾經為此專門設宴招待歐美商人及外交人士。他解釋說：「（敝國）歷受諸貴國文明感化，雖罷課、罷市、罷工達十天有餘，而仍安靜如常，絕無一毫暴動，當可邀世界諸大國共諒。」接著，他講了一番很有技巧性的話：「敝國人士，一致戒用日本貨，而歐美諸大國之貨暢銷敝國，至好時機也。歐戰四年餘，諸貴國銷行東亞之貨，被日本國爭攫殆盡，今公理戰勝，諸貴國正可廣造物品暢行東亞，今為在席諸公賀，而彼此聯絡友誼更加密切。」言下之意，中國抵制日貨，大大有利於歐美商品回歸中國市場，道理所及，當然很是引得歐美人的歡喜認同。
除了推動消費市場上的抵制運動之外，企業家們更利用這股愛國熱潮，奪取了產業經濟的某些主導權。麵粉和棉紗「兩料大王」榮宗敬就做成了兩件很有利於民族產業的大事。
從1919年的夏天開始，榮宗敬就四處奔走，聯絡麵粉業人士，自行組織麵粉交易所。當時在上海，日本商人開設了麵粉取引所（交易所），經營面、麥的期貨交易，基本控制了上海市場的原料和成品的價格，華人企業多年仰其鼻息而無可奈何。榮宗敬乘群情激奮之際，提出自辦交易所，擺脫日本人的控制，此議得到同業的一致響應。1920年1月11日，中國機製麵粉上海貿易所（後改名為上海麵粉交易所）宣告成立，籌集股本50萬元，榮宗敬、王一亭等滬上面業大亨均為理事。
同時，榮宗敬積極籌建紗布交易所。作為上海最重要也是那些年贏利最強的民族產業，棉紗的原料期貨交易也被日商開辦的取引所掌控。每年的棉花和紗布交易量非常大，各棉紗廠雖有心掙脫日商控制，但是也很擔心操作不當，重蹈當年胡雪巖的覆轍。所以榮宗敬提出，必須協同一心，斷流開源。在他的召集下，華商紗廠聯合會的所有會員齊聚一堂，通過了兩條跟日商決裂的原則：一是各廠不從日商的取引所採購棉花，必堅持到底；二是凡在取引所買賣棉花和紗布的行號或掮客，各廠與之斷絕往來，並登報宣佈此旨。與會廠商被要求一一舉手，以示慎重通過。1921年7月1日，紗布交易所正式開幕，籌集股本200萬元，榮宗敬、穆藕初等人為發起股東。
麵粉和紗布兩個交易所的建立，意味著這兩大民族產業的期貨價格主導權回歸華商。這是企業家階層借「五四運動」的東風打贏的兩場漂亮的商戰，特別是紗布交易所的建立，也算是給亂墳堆裡的胡雪巖一個遲到了30多年的告慰。
如果說，「五四運動」決定性地改變了中國的文化生態，那麼，它對商業生態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就如同胡適等年輕的留洋博士一躍而成為文化領袖一樣，一些有現代商業背景的年輕企業家也迅速登上了舞台。這個景象很快在1920年上海總商會的換選風波中呈現出來。
風波仍與「五四」有關。1919年5月9日，就當學生遊行被鎮壓的時刻，上海總商會內一些與段祺瑞政府關係密切的老派商人發出一份電報，主張先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然後再與日本交涉歸還青島。此電引起公憤。隨著抗議風潮漸成主流，總商會內部傳出「改良總商會」的呼聲，認定現在的總商會「一味與官僚派接洽，暮氣太深，官派太重，麻木不仁」，所以必須重選明哲之才。
1920年8月，總商會進行換屆選舉，原有的33名會董中竟有31人落選，新當選的會董中有1/4的人還不到40歲。41歲的聶雲台（1880~1953）被選為總商會會長，而他的前任是73歲的老買辦朱葆三。
聶雲台是個意氣風發的新派企業家，他13歲就中了秀才，後來竟自絕科舉，跟外國人學英語、電氣、化學工程等新學科，再後來赴美國留學深造，回國後當上了一家紡織工廠的經理。他的身份中最為顯赫的是，有一個國人皆知的外祖父——曾國藩，其家傳血脈自有別一份的抱負。在1917年，聶雲台與黃炎培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任臨時幹事，這是中國第一個職業教育團體。他還寫了一本薄得只有10頁紙的小冊子，書名叫《大糞主義》。書中說，在民間，人中了毒可以用大糞灌解，而國家民族的毛病中的毒也一樣可以用大糞來解。
按聶雲台的說法，當世之人有四種毒，一是驕慢，二是體面，三為驕懶，四為奢費。這四毒，澆上一勺濃烈的「大糞主義」，一切就化為烏有了。澆大糞的方法很簡單，從教育和政治入手，但是要密切聯繫公廁和大糞。教壇上，學校的老師帶頭，跟學生一起挑大糞、洗廁所，澆糞種菜。讓學生認識到，大街上挑糞的人，才是最可寶貴的人。而政壇上，則要求從國家元首到各縣的長官，每天早上必須到指定的地點親自刷洗廁所，而且必須刷洗乾淨。如果擔心長官的安全，可以派衛兵四周警衛，長官一邊刷洗，還配一個演講員在旁演講其意義。其理論雖是荒誕，卻有著最樸素的民本思想。
聶雲台上任後，迅速展開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他集中一批企業家力量，組成了財政、陳列、交通、公證等八個專門委員會，充實和健全了商會的職能。從1921年起，總商會連續三年舉辦了三次規模宏大的國貨展覽會，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聶雲台還興辦工商業圖書館和商業補習學校，出版《上海總商會月報》，培養商戰人才和發佈商人聲音。
與煥然一新的總商會很類似的，在上海商界另外一個被年輕人把持的商會是上海銀行公會。
這家創辦於1918年7月的行業公會由12個銀行家發起，他們大多出生於19世紀80年代，此時年齡不到40歲，而且全數受的是現代金融教育。發起人宋漢章和張公權分別畢業於上海中西學院和日本東京慶應大學，其他還有畢業於日本山口高等商業學校（李銘）、英國伯明翰大學（徐陳冕）以及法國巴黎大學（徐新六）的。這些人不屑於陳舊的錢莊模式，渴望擺脫國家的干預，以國際金融法規來管理自己的銀行。他們集資創辦《銀行週報》，在發刊詞中很自信且明確地宣告：「溯自吾國與外人通商以來，國內商業進而為國際商業，經營之範圍日擴，其方法亦日異。為之樞紐機關者，如舊日之錢莊票號，已不能應今日之潮流，所謂銀行者乃應運而生。銀行者，所以供一國財政工商以及社會經濟之運用也。」朝氣浩蕩的一行字衝過來，就把錢莊票號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1920年，在31歲的張公權的倡議下，由上海銀行公會牽頭，各地公會聯合組成了全國銀行總會。在後來的7年裡，它成為一個可以與中央政府公開博弈、直接影響金融政策的銀行家集團。
在偉大的「五四運動」中，企業家階層的作用與表現長期不被提及。正如我們已經描述的，在時代的重大衍變時刻，「廣場背後」的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演出了同樣精彩的一幕大戲。
法國學者白吉爾在評論「五四」時期的企業家時說：「那些企業家，都是擯棄舊觀念、倡導新思想的超群人物。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他們對中國社會現代化所作的貢獻，與『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的傑出作用相比，可謂是一珠雙璧——儘管他們沒有像後者那樣慷慨激昂。」她還說：「民族企業家與激進的知識分子相比，顯得較為實際，與保守的官僚相比，又顯得較為開放。」
環視1919年前後的世界，我們可以看到，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全球政治格局十分動盪。在中國的北方，俄羅斯人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而在西南方，另外一個古老的亞洲大國印度則正十分巧合地進行著一場非暴力的民眾運動。
在近代史上，印度所遭受的恥辱並不比中國輕。從17世紀開始，印度就受到英國的經濟和軍事入侵，到1857年，也就是歐洲列強對中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前後，印度被大英帝國正式吞併，屈辱性地改稱為「東印度公司領地」。此後數十年，印度人民為了自治和獨立不斷起義、流血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