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大精鹽很快遭到國內外鹽商的圍剿，日商在報紙上散佈「海王星」有毒的謠言，英國駐華公使甚至企圖用軍艦封鎖天津港，阻止運鹽船出港。國內的鹽商更是群起攻伐。數百年間，全國的食鹽產銷歷來由官商合夥壟斷，江淮大鹽商們左右著鹽的價格，他們形成了一個龐大而錯綜的利益集團，無論是外國還是中國政府都不敢輕言改革。范旭東一出，顯然將改變現狀。久大精鹽在很長時間內無法銷到長江以南，范旭東甚至還被軍閥綁架，靠他的總長哥哥四處斡旋才被放了回來。1917年，久大精鹽銷出1萬擔，1923年增加到4萬多擔，1936年達到頂峰，約50萬擔。
在精鹽上取得突破後，范旭東馬上又轉戰制鹼業。
當時國人最常見的裝束是粗布長袍，色彩單調，並且不耐磨。印染的布料是一種奢侈品，因為印染需要用鹼，而鹼十分昂貴。在制鹼業，以氯化鈉與石灰石為原料的「蘇爾維法」是最先進的技術，西方國家在這方面已經形成專利壟斷，對外絕不公開。當時在中國壟斷純鹼市場的是英國卜內門公司（BrunnerMond）。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遠洋運輸困難。英商乘機將純鹼價錢抬高七八倍，甚至摀住不賣，使許多民族布業工廠陷於停頓。范旭東曾到卜內門的英國本部參觀，英國人嘲弄地說，你們看不懂制鹼工藝，還是看看鍋爐房吧。
范旭東決意雪恥制鹼，一群跟他意氣相投的青年科學家聚攏在了他的周圍，其中有蘇州東吳大學化學碩士陳調甫、上海大效機器廠的廠長兼總工程師王小徐、東京高等工業學校電氣化學專業畢業生李燭塵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化學博士侯德榜。這是企業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家團隊，李燭塵日後出任共和國的食品工業部部長，侯德榜因獨創的「侯氏制鹼法」而聞名世界。
1918年，永利制鹼公司在塘沽成立。陳調甫和王小徐在范旭東的家中建起了一座3米高的石灰窯，製成一套制鹼設備，進行了3個多月的實驗之後，打通了工藝流程，製出9公斤合格的純鹼。
永利經歷的磨難更甚於久大，其前後竟長達8年之久。在工廠的籌備中，壟斷制鹼技術的幾大國際公司嚴格保密，幾乎無法採購到成套的機器設備，一切都需重新設計、鑽研自制。
英國人知道這個范旭東不可輕視，便想方設法欲將永利扼殺在搖籃之中。卜內門公司遊說北洋政府財政部，試圖通過《工業用鹽徵稅條例》，規定「工業用鹽每擔納稅2角」，這將使每噸鹼的成本憑空提高8元，讓實驗中的永利難以承擔。時任財政部鹽務稽核所的會辦是英國人丁恩爵士，他當然竭力促成此事。范旭東憤而上告北洋政府行政院，起訴財政部鹽務署違反政府頒布的准予工業用鹽免稅30年的法令，幾經周旋，才得勝訴。
1924年8月，永利投入200萬元，終於產出了第一批成批量的鹼製品。可是，令人失望的是，這批鹼製品仍是紅黑相間的劣質鹼。消息傳出，英資公司發出一陣嘲笑之聲。此時，4台船式鍛燒爐全部燒壞，無法再用，全廠一度被迫停產，苦候數年的股東們已是失去了耐心，唯有范旭東仍然咬牙堅持。卜內門公司乘機要求與范旭東會談，希望入股永利，范旭東以公司章程明確規定「股東只限於享有中國國籍者」為理由，予以回絕。一年多後的1926年6月29日，永利終於生產出純淨潔白的合格鹼，全廠歡騰。范旭東眼噙熱淚，對身旁的陳調甫說：「這些年，我的衣服都嫌大了。老陳，你也可以多活幾年了。」范旭東給產品取名永利純鹼，以區別於「洋鹼」。8月，在美國費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上，永利純鹼榮膺大會金質獎章，專家的評語是：「這是中國工業進步的象徵。」
范旭東的堅持，可謂壯烈。
在「黃金十六年」裡，民族企業的崛起是一場與外資企業全面競爭的大商戰。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洋面、洋布、洋火、洋鹽、洋油（煤油）佔領了幾乎所有的民生市場，民族企業的「進口替代運動」便是在所有的領域內與國外公司展開一場面對面的競爭，進行一一的收復。於是，鄭觀應在40年前就預言過的「兵戰之外的商戰」無比激烈地展開了。
在幾乎所有重要的產業領域裡，我們都看到了中外企業對峙的景象：棉紡市場上，榮家兄弟、張謇等人的對手是日本的多家棉紡株式會社；紡織機械市場上，華資大隆機器廠的對手是兩個美國製造商——薩科–洛厄爾機器廠和維定機器廠；火柴市場，劉鴻生的大中華火柴公司與瑞典火柴公司和日本鈴木會社殺得難解難分；出版市場，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與英資兆祥洋行勢同水火；制鹼與肥料市場，是天津永利制鹼公司與英資卜內門和帝國化學工業之間的競爭；肥皂市場，是五洲皂藥廠與英資聯合利華的競賽；水泥市場，周學熙的啟新洋灰廠與日本水泥及英資青洲英妮公司打了一場長達10年的對手仗；鋼鐵市場，漢陽鐵廠與日本南滿株式會社難分高下。
對於這些中外商戰，後世史家的評論各有不同。鄭友揆、謝諾等人認為，這是一場「不平等的競爭」，外國公司在「獲得資金、尖端技術、管理效率以及政商特權」等方面擁有強大的優勢。而侯紀明、鄧伯格等人則得出相反的結論，他們認為，中外競爭是平等的，華資企業在「瞭解本地市場、民族主義、勞動力成本低廉和企業易於轉向」等方面更有優勢。這些觀點各有成立的地方，不過上述學者們都沒有注意到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支撐榮家兄弟、范旭東等企業家們的精神力量是一種民族主義的熱情，而這種熱情甚至成了一個商業競爭的武器。
按社會學家漢斯·孔恩（HansKuhn）的定義，民族主義是一種思想狀態，國家是政治組織的理想形式，也是文化創造與經濟繁榮的源泉。人的至高無上的忠誠就應該獻給國家，因為人的生命只有在國家的存在與國家的興盛中才有意義。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民族主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命題，它像一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經，稍有撥動，就能引發喧天的風潮，其後果甚至讓撥動者自己都無法預料或控制。100多年以來，外國人帶給中國人的恥辱是如此的平常，這些記錄包括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方式，從巨額賠款到割讓國土，從火燒皇家園林到兩個外來軍隊在中國土地上交戰，這些足夠寫成一本厚厚的教科書。
最讓近代國人有恥辱感的典型事例是一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在當時商業最繁華的上海，很多高檔的消費場所甚至公園都不讓華人進入。1907年，上海士紳李維清在其編寫的小學課本《上海鄉土志》中記錄：「黃浦公園尚許洋人之養犬入內，獨禁華人，此乃奇恥！」據上海文史研究館的高齡館員姜豪口述，他在1921年從寶山鄉間到市區來讀書，在外灘的黃浦公園還親眼看到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它是長方形的，掛在公園門口的南側。這牌子如同一塊烙在每個中國人臉上的火印，雖死猶記，沒齒難忘。
民族主義的狂熱便是在這樣的土壤上熊熊燃燒起來的。它在1894年的甲午戰敗後被徹底點燃，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中，它以武力抵抗的方式呈現，卻遭到羞辱性的挫折。當國家和民眾無法從軍事和政治上獲得尊嚴之後，民族主義的「地火」就曲折地向商業領域轉移，而它的來勢就顯得更加的猛烈。商戰的得失寄托了國民所有的希望。在之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抵制洋貨運動一直是民族企業最鋒利的武器。
自20世紀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抵制運動發生在1905年，對象是美國貨。在這一年，美國政府制定排華法律，在10年內拒絕中國工人進入美國，並對在美華人進行了種種人權上的限制。夏天，在華人勞工輸出的基地華南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和抵制美貨運動，至少有10個省份出現了遊行，人們寫海報、搗毀庫存的美國產品、徵集參加抵貨運動的簽名。一個叫F·W·福斯特的觀察者在當年的報紙上評論說：「中國人抵制美貨，是老大帝國反對外國的不公正和入侵的憤恨情緒在覺醒的顯著證據。」國內外專家普遍認為，1905年的這場抵制運動是「第一次跨越了各種社會群體的大眾抗議」。在抵制中，第一次出現了團體化和制度化的特徵。在上海，創建了20多個專門用以提倡抵制運動的組織，並且有76個行業商會參與了活動。
第二次全國性的抵制運動發生在1908年，對象是日本貨。這年開春，廣州官員以走私武器為理由查封一艘日本輪船「第二辰丸」號，日本政府強勢干預，中方迫於壓力，釋放了日船。這個事件激怒了中國人，他們認為清政府懦弱無能，站在了日本人一邊，憤怒很快演變成一場抵制日貨運動。廣州的商會和同鄉會發出公告，號召抵制日貨，他們甚至還提出了一個不可能實現的抵制目標——直到所抵制的貨物總值相當於對日賠款總額。在商會的鼓動下，各種形式的抵制活動層出不窮，港口碼頭的工人拒絕給日本船卸貨，地方船運公司發誓不用日船運輸，學生在馬路上焚燒日本商品，廣州的72個知名商人還專門開會商議，想要合資開一家大型的商場，只銷售中國製造的商品。這場抵制一直持續了一年多，1909年，日本加快在東北三省的政治和經濟滲透，宣佈它將擁有從瀋陽到安東鐵路的建設權，很快在東三省的城市也爆發了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
這些抵制運動直接催生了第一批現代意義上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縮寫為NGO）。1911年12月，上海成立中華國貨維持會，它由綢緞、服裝、典質等10個行業公所聯合發起，滬上幾乎所有知名的商人全數參與，最初的宗旨是力圖用國貨原料製作禮服，後來很快轉變成全國性的洋貨抵制領導機構。1912年12月，維持會發起召集國內各主要城市的商會代表，在上海召開維持國貨大會，就維持國貨的重要性和具體方法展開討論，此後，直隸、湖南等10多個省份相繼組建國貨維持會。
以民族主義為旗幟的抵制洋貨運動，每隔三五年就會大規模地爆發一次，這構成了百年中國企業史上一個十分顯著的現象。它似乎受到了國內各個階層的歡迎。對民眾而言，抵制運動能夠極大地滿足民族自尊心，以一種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發洩積壓已久的恥辱感。對政府而言，當然樂觀其成，他們可以借此轉移國內矛盾，甚至將此作為對外談判的籌碼。日後我們即將看到，在重要的抵制運動中，政府是幕後最主要的策動者，使抵制運動不但形成了制度，甚至還成為政策。立足剛定的民族企業家更是抵制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他們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合法而富有道德感地驅逐或打擊競爭對手。就跟民族主義的複雜性一樣，抵制運動對中國商業環境和市場成熟的正面、負面意義，一直是一個十分微妙的課題，它甚至從來沒有被認真地討論過。
自1910年之後，中國的抵制洋貨運動找到了一個固定的「假想敵」，它就是日本公司和它們的商品。特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勢力自顧不暇，在中國市場上形成激烈競爭的國際對手，就是日本企業。很顯然，這是一個恩怨交集的對手。
從數據上看，日本商業勢力的湧入是十分猛烈的。在一戰前夕，日本商品占中國進口商品總額的15.5%，到1919年已經猛然上升到29.9%，僅紗錠一項，就從11萬枚增加到33.2萬枚，上升為原來的3倍。自1917年開始，日本取代英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商，而且成為對華工業設備的主要銷售者。更讓中國人難堪的是，日本商品在傳統的「中國貨」上也取得了優勢，日本茶葉、日本絲綢的國際貿易額相繼都超過了同類的中國商品，成為最大的出口國，甚至在中國市場上，日本貨也成了頗受歡迎的時髦商品。除了經濟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對中國領土和政治特權的要求也一點沒有放鬆。於是，日本成了中國最重要的軍事和經濟敵人。
具有標誌意義的抵制日貨事件發生在1915年，這是一次仇恨爆發的總演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