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細研天津紗廠的資本結構則非常之有趣。以規模最大的四家紗廠華新、恆源、裕元和裕大為例，其25個大股東竟有23個是民國政府的重量級要員。其中，有三個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徐世昌和曹錕，兩個政府總理段祺瑞和龔心湛，五個內閣總長和次長鮑貴卿、曹汝霖、王克敏、王楫唐和徐世章，四個省長或省督軍張作霖、陳光遠、倪嗣沖和田中玉，其餘不是部長就是次長。這些人以官僚或軍閥之身，組成一群錯綜複雜的利益集團，投注實業，攫取暴利，實在已難分公私。這些紗廠在經濟高漲期當然順風順水，成長迅猛，而到了經濟危機關口卻毫無競爭力，到30年代初，四大紗廠已有三家落入日本商人之手。
除了棉紗之外，幾乎所有的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都在戰爭中需求大增。以有色金屬鎢為例。1913年，每磅鎢的價格為7.42美元，到1916年就漲到25.33美元。用於軍備的皮革、羊毛、麵粉以及英國軍人大量消費的紅茶等等，都是戰時緊俏品，中國成了原料的大供應商。還有一個有利的事情是，戰爭加速了各國的貨幣鑄造量，白銀需求大增。在1914年，每一盎司白銀為0.56美元，到1919年就上升到了1.12美元。作為一個傳統的「白銀帝國」，中國因此大受其利。據美國商務部的一份報告，1917年的7000萬中國銀元就足夠償付上一年所要付的1億元債款，這大大增強了中國貨幣在國際市場上的購買力。
在大好的經濟發展環境下，各種企業立法工作也得到了推進。
1913年10月到1915年12月期間，張謇擔任袁世凱政府的農商部總長。在他的主導下，中央政府推出了商業註冊和公司註冊規則，頒布了《合股企業法》，這個法律比清政府的《公司律》有了更細緻的規範，他還計劃使度量衡制標準化。1914年2月，在他和梁士詒等人推動下，民國鑄造了統一的銀幣，這是中國走向幣制統一的第一步。這款銀元採用的是袁世凱的大人頭，因此被民間稱為「袁大頭」。由於鑄造質量好、含銀量較高，「袁大頭」在1949年之前一直是最受歡迎的硬通貨幣，甚至到了1978年前後，東南沿海的漁民仍然在用它跟境外走私集團交換緊俏的手錶、牛仔褲和雙喇叭收音機。
開始於1914年的這一輪實業投資熱，被史家認為是中國第二次工業化浪潮，它將一直持續到1924年（也有學者認為持續到了1926年）。與上一輪的洋務運動時期相比，它有明顯不同的特徵。
洋務運動是由處於衰落期的清政府自上而下發動的，它的主角是洋務派大臣以及附庸於他們的官商。其工業化的特點是對軍事工業的關注，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國營資本為主力，以創辦大型企業為主軸，到後期則把重點投注到鐵路、礦務和鋼鐵等資源性領域。洋務運動奠定了中國近代重工業的基礎。
這一輪工業化則是一次民營資本集體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贏利為主要動力的新興企業家。他們投資的產業主要集中於民生領域，以提供消費類商品為主，面大量廣的中小企業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這期間，中國完成了輕工業的佈局。其中，上海是紡織、食品和機械製造的中心。在1912~1924年，上海地區出現了202家機器工廠，主要是生產針織機、小型車床和馬達、農產品加工設備等等，廣東地區則是煙草、造紙和火柴工業的集散地。
這些產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進口替代型」。在過去的40多年裡，外國公司已經在眾多民生領域進行了大量的投資並引發了消費的空間，民族資本正是在這一前提下，靠生產成本的低廉以及對本土市場的熟悉而逐步發展起來的。這一特徵與1978年之後中國民營公司的成長路徑驚人的相似。正如我們在之前的章節中已經發現的，在百年企業史上，國營資本能夠依賴政策優勢在上游資源性領域形成優勢，民間資本則靠靈活的機制和競爭能力，在下遊民生領域獲得生存空間，這樣的格局一直未變。
除了實業界的成功之外，民營企業家們還在金融領域奪回了主動權，其領導者竟是一個只有27歲的青年銀行家。
袁世凱政府的財政極為匱乏，為了對付南方的革命軍，袁世凱拚命擴大軍備，增加軍費，而各地的督軍大多自立為王，不向中央政府納稅，其財政始終是一個「破落戶的財政」。在袁世凱看來，銀行有的是錢，開動機器印鈔票就是，所以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這兩個他控制的官方銀行都不得不印發巨額鈔票，為此墊付了巨額資金。中國銀行發行鈔票，1913年只有502萬元，1915年猛增到3844萬元。交通銀行更多，1914年鈔票發行為893萬元，1915年增到3729萬元。為政府財政的墊款，中國銀行達1000多萬元，交通銀行竟達4000萬元。鈔票發行過多，勢必引起銀行的信譽動搖。交通銀行總辦梁士詒是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這時他出謀劃策，主張將中國、交通兩行合併，以集中現金，為政府所用。那時，北方早已人心浮動，這一消息傳開後，立即引起了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地區的兩行鈔票持有者，紛紛前往銀行要求兌現。交通銀行的情況尤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眼看銀行庫存危急，北洋政府國務院為穩住金融盤子，於1916年5月10日突然下令中、交兩行停止兌現，一切存款止付。
法令傳到上海，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經理宋漢章（1872~1968）和副經理張公權（1889~1979）居然公開抵制。
張公權出生在上海寶山的中醫世家，他天資聰慧，15歲就考中了秀才，兩年後赴日本進東京慶應大學攻讀經濟學，回國後當過北京《國民日報》、《交通官報》的總編輯。他與年長兩歲的哥哥張君勱均有強烈的立憲情結，後者更是中國國家社會黨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簡稱民盟）的創建人之一，為民國時期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才情洋溢的「兩張」都很受梁啟超的青睞，在梁啟超的舉薦下，張公權南下上海就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副經理。上海分行在整個中行系統中佔有重要地位，一直是策應總行和各地分行的樞紐。宋漢章和張公權得到「停兌禁提」的命令後，認為事態非常嚴重。一個銀行若不能兌現，等於卡住自己的脖子，今後就無法開門營業，等於自取滅亡。在張公權的竭力說服下，宋漢章決意與他一起「抗命」。一方面，他們尋找相關的法律依據，做到有理有節，同時聯絡上海銀行同人和外資銀行，請他們在此關鍵時刻，一定要為中行撐腰。大家深知中國銀行是中國金融的支柱，一旦垮台，整個局面不堪收拾，於是都承諾力挺。
張公權計算了一下，中行當時庫存有200多萬兩現銀，恐怕不足應付，就與匯豐、德華等10家外國銀行訂立了200萬元的透支契約。他還專程訪問了南通張謇，決定成立中國銀行商股股東聯合會，由張謇任會長，並且登報聲明，上海中國銀行行務全歸商股聯合會主持，上海中行的鈔票隨時可兌現。
5月12日，交通銀行服從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鈔票兌現，老百姓一片怨聲。而中國銀行因為事先有了充分的準備，來者照樣兌現。儘管如此，中行門前還是人山人海，前來兌現的隊伍排了幾條馬路之遙，有數千人之多。張公權在日記中記下了那可怕的局面：「余自寓所到行（漢口路三號），距址三條馬路，人已擠滿，勉強擠到門口，則擠兌者爭先恐後，撞門攀窗，幾乎不顧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過一元錢或五元紙幣數張，或二三百元存單一紙。」第一天兌現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仍不減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來應該休息，銀行為了應付兌現，仍然照常開門，來者不拒，並登報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兌現者人數減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銀行又在報上登廣告，宣佈仍然開門兌現，而兌現者只有100多人了。到19日，再無擠兌者。
經此一役，宋漢章、張公權聲名大振，中外報紙紛紛報道，把兩人稱許為「有膽識、有謀略的銀行家」，是兩個「不屈從北洋政府的勇士」。一家銀行的分行經理居然敢公開抵制政府法令，而後者居然無可奈何，中央政權的羸弱可以想見。
這場風暴過去之後，中行上海分行的聲譽驟然提高。有錢人和生意人立即把錢存入中行，中行吸收的存款反而比擠兌之前大為增加。「抗令」一役大勝後，張公權乘勢而進，開始大膽謀求中國銀行的民營化。1917年，袁世凱稱帝未遂身死，皖系北洋軍閥段祺瑞組織新內閣，梁啟超被任命為財政總長。在他的全力支持下，張公權著手修改中國銀行的「則例」。當時的中行資本額為6000萬元，官商股份各佔一半，然而，人事任命全由政府決定，商股股東毫無發言權。1917年11月，張公權提出修訂公司「則例」，主要修正兩條：一是成立股東會和董事會，總裁、副總裁必須從選舉產生的董事中選拔，這就把銀行的領導權從政府手中巧妙轉移了出來；二是擴大招募商股，實現股本的民營化。
張公權被推選為中行唯一的副總裁，他拒絕到「權力漩渦」的北京上任，常年駐守上海，使中國銀行的業務運作日漸南移，實際成了獨立的局面。在其後的幾年裡，北洋政府由於財政困難，先後通過抽資、變賣和抵押的方式縮小股份。商股則三次擴募，到1922年，民營資本已佔股本總額的99.75%，昔日的中央銀行竟然就此實現了完全的民營化。在張公權的領導下，中國銀行成為全國規模最大、實力最強、信譽最好、資本額最高的銀行，其資本額一度佔到全國銀行總資本的1/5強。他日後很自豪地說：「一般輿論認為，中國銀行、海關、郵政局並駕齊驅，成為中國組織最健全之三大機關，實亦中國資本最巨與最成功之民營股份公司……在上海金融市場，足以與外國銀行相抗衡。」
如果說榮家兄弟和張公權的成功令人欣喜的話，那麼，范旭東（1883~1945）式的崛起則顯得更加珍貴。
1914年冬天，31歲的青年人范旭東獨自一人到了天津塘沽。這裡的海灘邊鹽坨遍地，如冰雪一般，無邊無際。他目睹此景，顯得有點激動。日後他對夥伴說：「一個化學家，看到這樣豐富的資源，如果還沒有雄心，未免太沒有志氣了。」
這是一個外表溫和而內心倔強的湖南人，他的兄長范源濂曾任袁世凱政府的教育總長。世家淵源原本讓他可走遼闊的仕途或成為一個輕鬆的官商，他卻甘心以一個科學家的身份投身於艱辛的民族工業。早年，他被家人送到日本讀書，一個日本校長對他說：「俟君學成，中國早亡矣。」此言，刺激了他的一生。從京都帝國大學理學院應用化學系畢業後，他隨即回國，立志於復興中國的鹽業。自秦漢以來，中央政府就對鹽、鐵實行專營，中國人雖然守著豐富的海洋資源，食用的鹽卻仍是土法製作的粗鹽，製作效率低，純度低，並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質。當時，西方發達國家已明確規定，氯化鈉含量不足85%的鹽不許用來做飼料；而在中國許多地方仍用氯化鈉含量不足50%的鹽供人食用。因此，有西方人譏笑中國是「食土民族」。實際上，製作精鹽並不難，成本也不高，只是中國當時缺少化工人才，無人涉足該領域。精鹽市場，長期被英商和日商壟斷。
1915年，范旭東在天津創辦久大精鹽公司，股本5萬元。他在塘沽的漁村開始研製精鹽，很快令純度達到90%以上。久大以海灘曬鹽加工滷水，用鋼板制平底鍋升溫蒸髮結晶，生產出中國本國製造的第一批精鹽。它品質潔淨、均勻、衛生，品種主要有粒鹽、粉鹽和磚鹽等，傳統制鹽方法生產出來的粗鹽根本不能與之相比。范旭東親自設計了一個五角形的商標，起名「海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