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欺負我們，自私是它的宣言
是的，抵制所有日貨
是每個人永遠的責任
——《新聞報》刊登的詩歌，1915年4月1日
民國初立，人人期盼國家重建。但是，政治家們卻不做如是想，他們算計的是自己的權力，不同的治國理念很快讓脆弱的結盟分崩瓦解。在南方，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才一個多月，就被迫把職位讓給了北京的袁世凱。他承諾去修鐵路，可是，國民黨不可能改組成「鐵路黨」，熱血沸騰的青年革命黨人又怎麼甘心集體去當鐵路工人？軍閥出身的袁世凱更不願意讓人分享權力。在1913年舉行的眾議院選舉中，國民黨贏得壓倒性勝利，盛傳將出任內閣總理的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卻被暗殺了。很快，國民黨在江西宣佈「二次革命」，袁世凱的北洋軍在戰爭中獲勝。1915年，利令智昏的袁世凱居然想當皇帝。12月，雲南首舉義旗，南方各省群起響應。這次，北洋軍吃了敗仗，不得民心的袁世凱不得不於第二年3月宣佈取消帝制，很快在鬱鬱中去世。
接下來的四年，中國陷入軍閥割據。北洋軍分裂為皖、直、奉三大派系，分別控制了長江中下游、華北和東北地區。另外，山西、西南又有晉系和滇系、桂系。1917年，還有一個擁護帝制的軍閥帶著3000名「辮子軍」衝入北京城，搞了一出短暫的恢復帝制的鬧劇。這年8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結果被皖系軍閥段祺瑞打敗。在後來的10年時間裡，國民黨偏據廣東一地，臥薪嘗膽，一直到1927年才恢復元氣，再次宣誓北伐。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改朝換代便意味著財富積累的推倒重來，唯有那些善於左右逢源者才能夠僥倖留存。在民國初年那樣的亂世中，企業家要站穩「正確」的政治立場無疑是困難的。逐利和渴望穩定的職業天性讓他們總是想跟強者站在一起，但是最嚴重的問題卻是，到底「誰是強者」？
身處這樣的風雲變幻之中，就連以「調解人」著稱、風舵手腕最為高超的虞洽卿也左右盼顧、不知所依。
某次，他在報刊上吹捧袁世凱是「世界上第二個、中國第一個華盛頓」。當夜，虞宅就被炸彈炸掉一角，人畜無傷，卻是驚嚇一場，一封匿名信插在門環上，信云：「貴宅被炸，乃我輩為部下所逼，不得已下毒手。希以後對我黨計劃勿再破壞，以釋前嫌。」虞洽卿哭笑不得。為了不得罪任何一方，這位「大調人」索性庭門大開，所有下台的政客、沒了軍隊的將軍、落難的前朝遺臣、破了產的商人，但凡找上門來一律來者無拒，絕不使之失望結怨。市井甚至有傳言，凡是縣知事一級，他都貸給300元，凡是道台、師長一級，則貸500元，所立字據，均是貸出有日，回收無期。
政局混亂如此，在很多人想來，民生經濟一定低迷不堪。但是，現實卻又大大出乎人們的想像。
事實上，自1911年之後的16年間，由於國家一直處在軍閥割據及分裂中，這客觀上造成了中央集權政府的弱勢，是自「五胡亂華」的南北朝以來，1400年間第一次出現「中央真空」。於是，這段時間成了一個絕對自由，而自由又變得十分嚇人的時代。
在此16年中，中國民營經濟迎來了一個「黃金年代」，這也是百年中唯一的「黃金年代」。
在這期間，國營企業體系基本瓦解，民營公司蓬勃發展，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明星企業家層出不窮，企業家階層在公共事務上的話語權十分強大。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唐力行在《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一書中認為，中國民族工業的基礎，就是在這一時期基本奠定的。從經濟增長率的數據上看，儘管有不同的統計結果，但是，高速增長是一個不爭的共識，國內學者認為工業增長率在1912~1920年間達到13.4%，1921~1922年有一個短暫蕭條，1923~1926年為8.7%。美國的經濟史學者托馬斯·羅斯基（ThomasG.Rawski）的計算顯示，1912~1927年之間的工業平均增長率高達15%，位於世界各國的領先地位。在百年企業史上，這樣的高速成長期只出現了三次，其餘兩次分別是20世紀50年代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和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時期。
「黃金年代」的出現，除了中央集權「真空」的內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外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動盪的歐洲終於需要一場大戰來解決所有的恩怨。1914年6月28日，一位19歲的塞爾維亞青年在薩拉熱窩刺殺主張吞併塞爾維亞的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夫婦。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德、俄、法、意和英國很快都捲了進去。戰爭無比慘烈地打了整整四年，一直持續到1918年11月，6500萬人參戰，1000萬人喪生，最終以奧匈帝國解體、德國和意大利戰敗結束。
第一次世界大戰徹底地改變了世界政治和經濟的版圖。在政治上，1917年10月，俄國爆發布爾什維克革命，世界上誕生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遠在戰火彼岸的美國成了新的世界統治者。在過去200年中，一直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大英帝國在戰爭泥潭中耗盡了所有資源，它不得不靠向美國借貸才能支付戰爭費用。1916年10月，正在英國財政部就職的梅納德·凱恩斯——他日後因凱恩斯主義而成為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憂心忡忡地向內閣匯報說：「英國每個月要向美國借貸2億美元。」而一位叫尤斯·泰斯的勳爵大人則寫道：「我們的工作是設法讓美國人感到心情舒暢，這樣他們就能不加限制地向我們貸款。」
在亞洲地區，世界大戰的重要結局是，歐洲列強陷入混戰，無暇東顧，日本乘機擴大勢力，而對於中國來說，中國民族企業家獲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機會。
從1912年到1917年，無錫的榮家兄弟一口氣開出了九家工廠。
茂新麵粉廠辦了八年之後，終於站穩腳跟，到1910年，工廠產量比初建時大了十倍，已經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大廠了。這時候，兩兄弟兵分兩路，老二榮德生留守無錫，老大榮宗敬去了上海。1912年，榮宗敬在上海新閘橋開出第二家麵粉廠，起名福新。他在股東會上提出，為了擴大再生產，三年內不提紅利，所有的錢全部拿出來「滾雪球」。
為了加快「雪球」的滾動速度，以冒險為樂事的榮宗敬採取了新建、租辦和收購等多種手段。在上海灘上，他放出風聲：「只要有人願意把廠子賣出來，我就敢買。」1913年夏天，他租下陷入困境的中興麵粉廠（兩年後全資收買，改名為福新四廠），到了冬天，在中興廠東面，新建福新二廠。1914年6月，他又在福新一廠的旁邊吃進土地，建起福新三廠。
至此，在上海閘北的光復路上，沿蘇州河，一字排開四家榮家麵粉廠。其高聳的煙囪日日濃煙滾滾，機器的軋軋聲晝夜不絕，蘇州河裡運麥裝面的船隻更是川流不息，景像已是十分壯觀。1916年，榮宗敬又遠赴漢口，建福新五廠，第二年，租辦上海老牌的華資麵粉廠華興，改名為福新六廠。從此，無錫榮氏兄弟的名聲轟響於中國商界。
榮宗敬是一個瘋狂的擴張主義者，他辦廠有兩大手段，一是求多，一是求新。他的經營哲學在下面這段話中透露無遺：「造廠力求其快，設備力求其新，開工力求其足，擴展力求其多。因之無月不添新機，無時不在運轉。人棄我取，將舊變新，以一文錢做三文錢的事，薄利多做，競勝於市場，庶必其能成功。」在講求規模效應的同時，他在質量上也是不惜血本，工廠購置的製麵設備都是當時最先進的美制機磨和600筒麵粉機。他又根據中國小麥的特點，對打麥機、蕎子機和圓篩等設備進行了技術改進，使得麵粉的質量和產量都高於同期的外國工廠。
榮宗敬在上海等地拳打腳踢，弟弟榮德生在老家也沒有閒著。當時無錫有五家麵粉廠，1914年，他收購惠元麵粉廠，改為茂新二廠，不久又租辦了泰隆、寶新兩廠，於是，五家工廠有四家歸入榮氏旗下。
短短五年中，榮家手握十家麵粉廠（其中八家自有，兩家租辦），每日夜可出麵粉4.2萬袋，已是無人可敵的「麵粉大王」。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歐洲工業停滯，麵粉軍需卻暴增。中國麵粉以價格低廉、產量可觀而一躍成為全球新出現的採購市場，榮家的「兵船」牌麵粉遠銷到歐洲和南洋各國，因質量穩定，它成了中國麵粉的「標準面」。
在麵粉上陡成霸業的同時，榮家的棉紗工廠竟也同步急進。
創辦於1905年的振新紗廠到1912年的時候已經很賺錢了，每年可得利潤20餘萬元。1915年，榮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橋開建申新紗廠，購英制紡機36台，第二年投產開工，正趕上歐戰期間的需求飢渴。上海的棉紗價格大漲，從每件90餘兩狂漲到200兩，出現了「一件棉紗賺一個元寶」的暴利景象。申新在開工後的三年裡，棉紗產量從3584件增加到9811件，棉布產量從2.9萬匹增加到12.8萬匹，贏利更是驚人，從開辦當年的2.06萬元增加到22.2萬元，3年增長10餘倍。
榮宗敬還幹了一件讓中國商界很長臉的事情。1917年，他出40萬元買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經營的紗廠，改名為申新二廠。自1884年「紅頂商人」胡雪巖斗絲慘敗後，上海棉紗業先為英美商人控制，後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國企業竟有氣魄和能力收購日本企業，一時成了埠上讓人津津樂道的新聞。
榮家兄弟在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新一輪工業化浪潮的縮影。
仍以棉紗業為例。在1914年之前，中國每年需從國外進口棉布1900萬匹、棉紗250萬擔，到一戰結束時已分別銳減到1400萬匹、130萬擔，僅英國的進口棉織品，就減少了48%。而在亞洲地區，日本棉紗以細紗為主，中國市場則以粗紗為主，這就造成了巨大的需求空間，使得民族棉紗廠的贏利大增。據嚴中平等人編著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顯示，在1916年，每生產一包16支紗可獲利7.61元，到1917年贏利就猛升到36.93元，到1919年，竟達70.65元。
當時在江南一帶，除了高歌猛進的榮家產業之外，張謇的大生紗廠是最重要的棉紗生產集團。在1918年，大生兩家工廠的利潤率都超過了100%，1919年的兩廠贏利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擁有紗錠數達13.7萬枚，為國內第一。當時，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大生是最搶手的股票。據時人回憶，「一股100兩銀子，紅利最高的時候分紅可以達到一股20兩，一些股金多的投資者，得到利息銀子甚至無法靠人力搬動，要用車子推。這就讓那些開始時不願意投資的人們後悔不及」。從1914年到1921年的八年間，大生兩廠的利潤累積超過1000萬兩，這是張謇作為企業家的巔峰時刻。
紡織業的暴利讓所有人都垂涎三尺，投資者紛湧而入。專門從事紡織設備引進的慎昌洋行在一份報告中記錄當時的熱烈景象：「對於紡織設備材料來說，其需求是如此的強烈，以至於那些購買者所關注的只是如何迅速地提貨，而不是價格問題。」尤為突出的是，紡織業的暴利甚至把政客、軍閥也紛紛吸引進來，這又以天津最為突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天津還只有一家擁有5000枚紗錠的小型紗廠，到1918年前後竟冒出6家紗廠，投資總額達到199萬元，紗錠總數22.3萬枚，成為當時中國棉紡織工業的第二大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