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給事中石長信疏論各省商民集股造路公司弊害，宜敕部臣將全國干路定為國有，其餘支路仍準備各省紳商集股自修。諭交部議，宣懷復奏言：「中國幅員廣袤，邊疆遼遠，必有縱橫四境諸大干路，方足以利行政而握中樞。從前規畫未善，致路政錯亂紛歧，不分支幹，不量民力，一紙呈請，輒准商辦。乃數載以來，粵則收股及半，造路無多；川則倒賬甚巨，參追無著；湘、鄂則開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曠日彌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應請定干路均歸國有，支路任民自為，曉諭人民，宣統三年以前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之干路，應即由國家收回，亟圖修築，悉廢以前批准之案，川、湘兩省租股並停罷之。」於是有鐵路國有之詔，並起端方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
宣懷復與英、德、法、美四國結借款之約，各省聞之，群情疑瞿，湘省首起抗阻，川省繼之。……宣懷又是會度支部奏收回辦法；「請收回粵、川、湘、鄂四省公司股票，由部特出國家鐵路股票換給，粵路發六成，湘、鄂路照本發還，川路宜昌實用工科之款四百餘萬，給國家保利股票。其現存七百餘萬兩，或仍入股，或興實業，悉聽其便。」詔飭行。四川紳民羅綸等二千四百餘人，以收路國有，盛宣懷、端方會度支部奏定辦法，對待川民，純有威力，未為持平，不敢從命。……川亂遂成，而鄂變亦起，大勢不可問矣。
「意外」釀禍後，朝廷宣佈革去盛宣懷所有職務，「永不敘用」，他惶惶然登上德國貨輪，逃往日本神戶。
《清史稿》最後給出的結論是：「宣懷侵權違法，罔上欺君，塗附政策，釀成禍亂，實為誤國首惡。」
「誤國首惡」四個字道出了歷史的無奈與殘酷。在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國有資本的自我瓦解是一個共同的路徑，我們至今還沒有看到一個例外。後世人讀史至此，當惕然自醒。
1911年10月10日深夜，南通的「狀元企業家」張謇在漢口登上「襄陽丸」返滬。當時，大生紗廠的湖北分公司剛剛開業，他是來參加開工儀式的。輪船開動時，他站在甲板上，看到長江對岸的武昌城內火光沖天，隱約槍聲此起彼伏，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心生不祥之感，囑咐水手加速離去。
從留存至今的記錄看，他是唯一目睹了辛亥革命爆發的當世大企業家。
在歷史的節點上，日本明治維新的結束與清王朝的覆滅無比偶然地巧合在一起。1911年，是明治四十四年，60歲的天皇患上了尿毒症，於第二年的7月去世。而就在明治維新即將結束的時候，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
清廷的倒台，在很多中國人的內心，似乎是一個命定遲早會發生的事情，無喜無悲，只有漠然。在過去的數十年裡，天災人禍，內憂外患，傲慢的王族貴胄們卻從來沒有顯示出一丁點兒處理的智慧，他們看不到時代癥結之所在，一切苟延殘喘的作為都僅僅為了維護自己那點可憐的利益與尊嚴。自10年前李鴻章隕亡後，最後的衛道者也消失了，中國已經成了世界上一個最抽像、最做作的空殼。當它終於倒塌的時候，無非是一個悠長的噩夢隨晨霧一同消失。在清廷滅亡的過程中，壟斷的官僚資本集團的反動性，主要體現在其利益與廣大民間資本集團的衝突。因此，執政的合理性受到質疑，如果在這時又發生其他的社會或政治變故——如外來政權的入侵、嚴重的自然災害和經濟危機或者如清末反對異族統治的暴動——那麼，就非常容易爆發革命。
在革命爆發的時候，對清政權已極端失望的企業家集團表現出了順應時代大勢的特徵。不過這一點也不奇怪，商人的生存原則就是與強者結盟。
作為立憲派的民間領袖，張謇此前一直反對革命。他感歎：「斷言清廷之無可期望，謀國必出他途以制勝。」但是，他想蓋新房子，卻也不願意放火燒掉舊房子。10月12日，他從漢口坐船到安慶，得悉武昌爆發起義後，當即趕到江寧，求見駐防將軍鐵良，建議他派兵增援湖北。但是，隨後的形勢發展完全出人意料，他的兩位最親密的立憲派同黨湯壽潛和程德全相繼在浙江、江蘇宣佈獨立，張謇在愕然之餘，不得不接受現實。他致電袁世凱說：「今則兵禍已開，郡縣瓦解。環顧世界，默察人心，捨共和無可為和平之結果，趨勢然也。」很快，他與上海同盟會取得聯繫，由他的三哥出面迎接革命黨前往南通，成立通州軍政府，宣佈和平光復。張謇的內心轉折與矛盾，反映了企業家與革命的複雜關係。
在武昌，10月的起義期間，城市很快因革命而陷入極度的恐慌。《紐約時報》是第一個報道辛亥革命並在標題中大膽預言「清朝統治恐將結束」的國際媒體。它在10月14日的報道中記錄道：「革命軍無法有效地維持秩序，漢口、漢陽以及武昌的貿易已經完全陷入停頓。勞工階層失去生計，並且正試圖搶劫。城內50多萬人逃往鄉下。讓人們更感到危險的是，所有監獄的大門都被打開了，囚犯都獲得了釋放，他們在這座城市裡到處遊蕩。」
便是在這樣的亂景中，武漢的商人們起到了維持穩定的作用。沒有史料證明他們曾經直接參與了起義，不過，他們很快積極協助起義軍人，維護社會秩序，組織商團，驅趕趁火打劫的暴徒。被起義士兵推選為軍政府督軍的是湖北新軍協統黎元洪，他跟武漢當地的商賈和外國人有良好的互動，更不可思議的是，他竟然能說一口結巴的英語。在黎元洪組建的新政權中，武漢商會會長被任命為警察局長，而商會承諾借款20萬兩白銀給起義者。
在東南沿海，國內最重要的兩大商業城市上海和廣州的獨立起到了顯赫的示範效應，把清政府推進了絕望的深淵，對立憲失去信心的商人群體是幕後的重要推動者之一。
1910年入秋以來，李平書、虞洽卿等商人就一直在暗地組織「革命軍餉徵募隊」，為陳其美積極募集錢餉。1911年10月，武昌起義消息傳來，李平書、虞洽卿與陳其美天天在同盟會辦的《民立報》報館秘密開會商討。10月24日，陳其美、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會人召開會議，議決以「聯絡商團、溝通士紳」為上海起義的工作重點，利用《民立報》宣傳革命勝利消息，激勵民氣。11月3日，陳其美率同盟會會員火燒上海道，攻佔城門，上海隨即宣佈光復，陳其美出任滬軍都督。在他的軍政府中，企業家的比例驚人的高：中國通商銀行總董、輪船招商局和江南鐵路局董事李平書擔任了民政總長，信成商業儲蓄銀行大股東沈縵雲是財政部長，信成銀行董事、大達內河輪船公司總董王一亭是交通部長，老買辦朱葆三、郁屏瀚和大糧商顧馨一都擔任了重要的職務。
其中，虞洽卿是極其活躍的一個。上海光復後，一直參與此事的他自告奮勇，孤身冒險前往蘇州策反江蘇巡撫程德全，憑他的三寸不爛之舌，說服程德全宣佈起義，蘇州和平光復。蘇州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數次爆發慘烈的攻伐激戰，千年錦繡古城累毀戰火，工商根基幾乎動搖。此次幸賴虞氏斡旋，竟得保全。因襄助有功，他被任命為上海都督府的顧問官和閘北民政長，後來還當過江南製造局代理局長。
廣州發生的景象也十分類似，兩廣總督張鳴歧宣稱在內戰中保持中立，他還想倣傚10年前的「東南互保」，在旁觀中選擇立場。他下令集中兵力加強廣州防務，嚴禁報紙登載有關革命的新聞。10月29日，由粵商自治會會長陳惠普發起，廣州七十二行商總商會等商人組織參與，共百餘人在愛育善堂集會，認為「現專制政府萬不可恃」，決定「應即承認共和政府」，隨即派人向總督府和革命黨人兩方面表達商人承認共和制度的意思。11月8日，革命軍向廣州步步推進，張鳴歧棄城出逃。次日，商紳各界代表在咨議局集會，正式宣告「歡迎民黨組織共和政府及臨時機關」，「宣佈共和獨立，電告各省及全國」。
1912年1月1日，從美國歸來的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2月12日，6歲的小皇帝溥儀發佈《退位詔書》，清王朝歷時228年後覆亡。第二天，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接任。
正如德國思想家斯賓格勒（OswaldSpengler）在《西方的沒落》中不無悲觀地寫到的，「一種力量只能為另外一種力量所推翻，而非被一種原則所推翻」。共和政體在中國的誕生，很像一個匆忙製造的「仿製品」。哥倫比亞大學教授N·佩弗曾評論說：「它在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經歷、制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毫無根據地。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的漫畫。」正因如此，辛亥革命所具有的某種原則性，譬如對獨裁的反抗、對民主的嚮往以及對國家建設的承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只是幻覺。
清王朝覆滅，民國新生，那些靠理想和暴力獲取政權的政治家們到底有怎樣的治國藍圖和多大的實務才幹呢？
張謇被任命為國民政府第一屆實業總長。1912年1月3日，他以這個身份與孫中山商談政策。這也是他們的第一次交談。他在當天日記中對孫中山的評價只有四個字：「不知崖畔」。歷史學者章開沅的解讀是：「『崖』就是『邊際』的意思。這話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沒有實際辦過實業，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實際上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
甚至在大軍閥眼中，革命家也是一派「不知崖畔」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