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甲午戰爭之後，從朝廷到地方才開始痛切地認識到鐵路之重要。當時，全國鐵路才有360餘公里，相比而言，美國是18.2萬公里，英國是2.1萬公里，法國是2.5萬公里，連小小的日本島國，也有3300公里。鐵路在當年對經濟之重要程度，宛若今天的互聯網。在19、20世紀之交的20多年裡，倫敦和紐約兩大股票交易所中的公司證券差不多都和鐵路有關。美國經濟史專家威廉·羅伊甚至認為，鐵路公司塑造了公司化美國的早期歷史，「簡而言之，公司體制結構就是鐵路體制結構」。
鐵路的原材料就是鋼鐵。盛宣懷接手漢陽廠，與張之洞達成的第一個約定就是，如果在湖廣境內修鐵路，就一定要用漢陽廠的鐵軌。張之洞對此十分認同，他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說：「當今時勢日急，富強大計，首以鐵路為第一要圖。」那麼，舉朝之內，誰堪擔當？張之洞一言以蔽之曰：「今欲招商承辦鐵路，似惟該員堪以勝任。」該員，盛宣懷也。
鄭觀應對此也洞若觀燭，他對盛宣懷說：「鐵路不歸我公接辦，鐵廠事宜即退手。」他還觀察到當時的一個現象，各地官員們非常樂於採購國外公司的鐵軌，表面上的堂皇理由是外貨質量好，實質則另有貓膩。「蓋購於洋行，則用錢浮冒，一切皆可隱秘，購於華官，則恐一旦漏洩，有礙局員左右輩之自私自利。」可歎的是，鄭觀應描寫的這種景象，百年以降仍未杜絕。
盛宣懷自然深知其中關鍵，他積極自請出任盧漢鐵路公司督辦，接著又千方百計成為粵漢鐵路督辦。1896年9月，也就是接管漢陽廠四個月後，光緒皇帝准奏籌建中國鐵路總公司，盛宣懷為督辦，授少常寺少卿，並享有專折奏事之特權。他上任後的第一份奏章就是，請求「嗣後凡有官辦鋼鐵料件，一律向鄂廠（也就是漢陽鐵廠）訂購，不得再購外洋之物」。也就是說，把「軌由廠出」定成了國家政策。有一回，他聽說廣西開建鎮南關至百色的鐵路，將用法國造的鐵軌，他急電張之洞請予阻止，硬是把這單生意攬了下來。
其後10年，盛宣懷的全部精力幾乎都投注在修路一事上。當時修築的第一條鐵路幹線是距京城10餘公里的盧溝橋（40年後，此地發生「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至湖北漢口的盧漢鐵路。盛宣懷在談修路困難時稱：「有三難，一無款，必資洋債，一無料，必購洋貨，一無人，必募洋匠……風氣初開，處處掣肘。」從1896年到1906年，盛宣懷共修鐵路2100多公里，是之前30餘年的6倍，甚至超過民國成立至民國二十年（1911~1931年）所修鐵路的總數。
靠「軌由廠出」的壟斷政策，盛宣懷打通了鋼鐵廠與鐵路公司的產業鏈。但是，他還碰到了另外一個大難題，那就是修鐵路的錢從哪裡來。
在這一點上，賦閒在家的恩公李鴻章給他的建議是，「洋債不及洋股容易」。當時，幾乎所有的洋行和外資銀行都對鐵路事宜垂涎三尺，如要招募股份，可以說馬上會被踏破門檻。然而，盛宣懷則表示萬萬不可。在他看來，當時中國面對的是一個充滿了敵意的世界，在國力羸弱之時，鐵路權很可能被洋股控制，到時候，「俄請築路東三省，英請築路滇、川、西藏，法請築路兩粵，毗連疆域，初則借路攘利，終必因路割地，後患無窮。若借款自造，債是洋債，路是華路」。他對李鴻章表示，寧可借錢也不能出讓股份，唯有這樣，主權才不會外洩。儘管困難陡增，不過，「唯有堅忍，力持得步進步，漸圖成效」。
作為「國企大當家」，盛宣懷對外國資本高度警惕。誰料，10多年後，他竟因修路事宜被國人「誤讀」為「賣國求利」，最終導致帝國的覆滅，其情曲折，令人百年感慨。1897年，也是洋務派名士的容閎提出用法國資金修築天津至江蘇鎮江的津鎮線，盛宣懷得知後，「恐以後各路事權均屬外人，無一路可以自主」，因此急電朝廷，百般阻撓。容閎是曾國藩時代就已成名的人物，為盛宣懷數十年好友，此議且得到李鴻章認同，盛宣懷仍不惜翻臉，直言反對。
洋股不得入，鄭觀應給他的建議是，創辦新式銀行。他在信函中說：「銀行為百業總樞，藉以維持鐵廠、鐵路大局，萬不可遲。」盛宣懷馬上依計而行，他給接替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的內閣大學士王文韶寫信說：「因鐵廠不能不辦鐵路，又因鐵路不能不辦銀行。」就在出任鐵路總公司督辦一個月後，他又乘光緒皇帝召見的機會，提出開辦銀行。
此議很快准奏。1896年11月，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獲准成立，盛宣懷受命出任督辦。他招募上海、南洋等地的10多個民間商人入股得300萬兩，朝廷入100萬兩，銀行章程均以英國匯豐銀行為藍本。通商銀行成立之際，一度代行了中央銀行之職責——清政府正式的央行（戶部銀行，1908年更名為大清銀行）要到1905年才成立——負責鑄幣及發行貨幣，其利潤當然豐厚，盛宣懷在給朝廷的報告中得意地說：「詢諸匯豐開辦之初，尚無如此景象。」
建鐵廠、修鐵路、辦銀行，盛宣懷在1896年前後一口氣幹成三件大事，而且產業壟斷、混業經營、上下游通吃，自然成就為當時最顯赫的大實業家。
【企業史人物】
一代「商父」
在百年企業史上，盛宣懷被視為「商父」，他是一個絕代的天才型官商。然而，也正是因為他的才華出眾和意志堅強，才把洋務事業引向了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
盛宣懷每辦一實業，必身躬親為，不嫌其煩。修建鐵路時，他已年過五旬，而且時患哮喘、痢疾等惡疾，但他仍然奔波各地，在病榻上處理事務。他交際廣泛，據記載，常年通信的人士就多達2000餘人，每有私密重要信函，必親撰親寫，其精力旺盛實在駭人。
終其一生，盛宣懷的所有事業都是在跟國際資本的競爭中壯大起來的。他所開拓的實務，無論是輪運、礦務、電報，還是鐵路、鋼鐵和銀行，都是一個現代商業國家的基礎性產業，每一項俱事關國計民生，稍有不慎，都可能動搖國本。更為驚心的是，他身處一個財盡民貧、國家飽受侵略屈辱的亂世，國庫空虛，官僚腐敗，民眾迷信，幾乎沒有可以依賴的力量，他憑一己之力，以弱者的身份呈現強人之姿態，從列強手中奪回了諸多的國家主權和經濟權益。
他對國外資本從來十分排斥，以強悍的姿態與之抗衡。在招商局時期，他跟英美公司在長江航運上打了10年的「水仗」。洋商為了壓垮招商局，一度把運費降到過去的一成，他硬是挺身而戰，最終把對手逼到談判桌上簽訂了「齊價合同」。在辦電報局的時候，他頂住壓力，通過艱苦談判，將兩家外資電報公司在沿海地區的電線全數拆除，讓「洋線不得上陸」，維護了國家的主權。辦鐵廠和修鐵路也是一樣，他堅持以我為主，反對洋股介入，甚至因此與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重臣公開抗辯。在礦務勘探和開採上，他每一聽說洋商發現或打算開採某一礦藏，就必定要急急地寫信給朝廷，要麼阻止要麼搶先，總之千方百計要把礦權攬入懷中。數十年間，在很多時刻，盛宣懷的確扮演了國家經濟利益捍衛者的角色，這也是他十分值得尊敬和懷念的地方。
盛宣懷與洋人競爭的重要手段，就是充分利用政府壟斷資源。早在創辦輪船招商局的時候，他就提議用40萬石漕運業務來為公司「打底」。在跟洋商打「水仗」的時候，他要求李鴻章給予種種政策上的優惠扶持，譬如減免漕運空回船稅、減免茶稅、增加運籍水腳以及緩提官本等等。辦鐵廠和修鐵路的時候，他更是雙管齊下：一方面要求「軌由廠出」，保證了漢陽鐵廠的利潤；另一方面則全面排斥洋資進入。1893年，上海機器織佈局因失火造成重大損失，盛宣懷被派去救局。他以保護民族紡織業為由，提出兩大產業政策：一是嚴禁洋商進口紡織機器而設廠，二是織佈局的紡織品銷售「免完稅厘」。這一卡一免，就給了陷入困境的企業一條活路。
盛氏的這種經營戰略，在後來的中國經濟學者看來一點也不陌生，它幾乎是所有國營壟斷型企業的必殺招數。其利在於，壟斷能夠產生龐大的效益和競爭力；其弊則在於，企業因此患上「政策依賴症」，並沒有形成真正的市場競爭能力，就跟百年後的無數國營企業一樣，在擺脫了初期的困境之後，國營企業內在的制度弊端必然愈演愈烈，終成不治之症。據當時人士記載，盛氏所屬的諸多企業都官氣沉沉，同鄉遍地，效率低下。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如此描述盛宣懷主持下的通商銀行：「董事們主要關心的，是控制各省與北京之間匯劃政府經費這一有利可圖的業務，沒有向工業提供貸款的打算。其少數的工業貸款，也主要給了盛宣懷自己掌控的企業。」這種壟斷型國營企業的利弊，百年以後視之仍然是昭然若揭。費正清因此對他的評價是：「由官員變為官僚企業家的最明顯的例子是盛宣懷……他喜歡搞官場上的權術，而不惜犧牲健全合理的商業經營方式。他在那些明顯地享受著壟斷或者大量官方津貼的企業中無往而不勝，而在有競爭的企業中卻往往敗北。」
盛宣懷的恩師李鴻章曾用十六字形容盛宣懷：「一手官印，一手算盤，亦官亦商，左右逢源。」這種「一體兩面」的官商形象，正是洋務運動的一大特色。在千年的正統儒家思維中，商人天性重利，社會地位排在官士農工之下，與乞丐、妓女為同流。晚清國衰，幾乎所有的有識之士都開始改變對商人的觀感，「官督商辦」既是無奈之舉，也有深刻的進步性。可是，在具體的操作中，政府始終無法遏制自己對權利的慾望，情形危機時，商人總是被推在前面，而等到環境稍有更新，當即無情出手，不但攬事爭利，而且羅罪逐人，從來不假顏色。
作為「官督民辦」模式的首倡者，盛宣懷的基本理念就是：「民資可用，也可欺凌。洋資可用，絕不可信。」
他的所有實業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均有民間資本參與。他深信「非商辦不能謀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在拯救漢陽鐵廠一案中，盛宣懷的實業理念顯然比只知道「政治正確」卻從來「不問費多寡」的張香帥已是務實很多。不過從實踐來看，「非商辦不能謀其利」或是商業真理，「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卻是大大的未必。在官督商辦企業中，商股在經營中都沒有話語權，僅為可利用者而已。在盛宣懷的經營團隊中，多有買辦出身的職業經理人，其中不乏像鄭觀應這樣的經營奇才。不過，這些資金及人才在盛宣懷看來，都無非是可以利用之「物」而已。對所有項目，他一直以政府代管人的身份牢牢地掌握著控制權。
盛宣懷到底是官員還是商人，在當時就有爭議。1897年6月，正當他的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他的一個下屬、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就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經元善早年是一個錢莊商人，與鄭觀應曾結拜金蘭，也是一個改良思想很激進的人，曾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女子學校——上海經正女學。他在給鄭觀應的一封信中就直言盛宣懷「身份不明」，「任官督，尚忽於統籌全局之擴張，任商辦，猶未能一志專精乎事功」。他還引用一位蘇州商人的話說，盛宣懷的做派是「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
數十年間，盛宣懷多次被言官彈劾，對其指責大多是「害則歸公，利則歸己」，此指摘半是誣陷，半是事實所在。盛宣懷所經營企業，往往公私不分，沒有迴避制度，更沒有透明、公開的監管體制。他掌印招商局後，把買辦出身的徐潤、唐廷樞先後驅趕出局，同時乘人之危將他們的股份據為己有，經多年暗箱操作，終於持股2.2萬股，值銀440萬兩，成為最大的個人股東。接管之初，他在清算產業時發現，併購旗昌洋行時有47處房產約合50萬兩，沒有列入賬冊，便密函李鴻章，建議派心腹數人另立一個公司收買下來，估計每年可得8%的收益，並詢問李鴻章是否願意附股。在創辦通商銀行的時候，為了爭取朝廷支持，他公然向大學士王文韶行賄，為他在銀行中「代留500股」。
正是在這種曖昧不清的經營活動中，他繼胡雪巖之後，成為晚清「首富」。在他去世後，盛家請出「世家恩公」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出面主持清理財產，認定財產總額為白銀1349萬兩。盛宣懷一生自詡為國經略，嘗說：「言者皆指為利權在手，不知此皆千百人之公利，非一人之私利也……不過想要就商務開拓，漸及自強，做一個頂天立地之人，使各國知中原尚有人物而已。」在如此慷慨陳詞之下，身處一個民窮財盡的年代，居然能聚斂如此財富，實在是一個天大的諷刺。
盛宣懷這類天才型官商的出現，既是偶然，也為必然，總而言之是中國商業進步的一個悲劇。他以非常之手段完成不可能之事，卻始終無法擺脫官商邏輯。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他的強勢試驗，在暮氣重重的晚清掀起了一輪實業建設的高潮，取得了驚人的突破；另一方面，其強勢的官商風格，則讓洋務運動越來越濃烈地籠罩上了國營壟斷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