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經商的動機，與賺錢無關。他起自農家，苦讀成名，有過10年不得志的游幕生涯，最遠還去過朝鮮，當狀元時已年過不惑，自然不再年少輕狂。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產生過「中國須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的想法。他還曾替張之洞起草過《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明確提出「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他把自己下海經商稱為「捨身喂虎」，竟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壯。在一篇晚年自敘中，他回顧說：「張謇農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見富貴人，然興實業則必與富人為緣，反覆推究，乃決定捐棄所持，捨身喂虎。認定吾為中國大計而貶，不為個人私利而貶，庶願可達而守不喪。自計既決，遂無反顧。」
張謇要辦一個紗廠，他起名為大生，其意源自《易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當時，日本商人獲准在上海開辦紗廠、絲廠，張謇頗有與之爭利的意思，而且江蘇一帶是絲綢之鄉，紡布織紗古有傳統。他聯絡了南通當地的6個布莊老闆、木材商和典當行商人作為合夥人，商定辦一個兩萬錠的紗廠。
狀元辦廠，雷聲很大，但是實際上卻很窘迫。他的創業資金只有區區2000兩白銀——其中700兩還是向朋友借墊的，也就是說，並沒有大官巨賈在背後支持。在官職上，他也不過是一個虛銜的翰林院編修，沒有什麼權力可以利用。於是，大生紗廠從一開始就很有現代企業的氣息。他擬定了一份《通海大生紗絲廠集股章程》，公開向社會集股60萬兩，分6000股，每股100兩，預計每股每年可以獲利22兩。他打算以兩個月為期，在上海、南通、海門三處完成認購。
然而，儘管投資回報頗為誘人，而且張謇還有一個顯赫無比的狀元光環，但是，募股卻很是不理想，很多人對這個從來沒有經過商的書生不信任，還有人問他，「什麼是工廠？」他去上海招股，數月下來一無所獲，還把囊中的錢都花了個精光，只好擺攤賣字才湊齊盤纏回了南通。張謇連寺廟、道觀的錢都想到了，有時湊不了100兩一股，就連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筆僅37兩，集股之難，可以想見。
一年半下來，那6個一開始跟著他玩的商人也先後跑了幾個，到1896年底，辦廠的錢才籌了不到8萬兩。這時候，對張謇頗有好感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劉坤一幫了大忙。他提出，國營的南洋紡織局有兩萬多錠積壓已久的紗機沒有用處，可以將這些設備折成官股，與張謇搞一個「官商合辦」。這批英國造的機器已在上海碼頭擱置5年之久，日曬雨淋，連包裝木箱都破了，機器零件銹壞的佔了十之三四，光是搬運和擦銹就需花去6000兩。聊勝於無，走投無路的張謇硬是咬牙接下這堆機器。他重修集股章程，大生股本定為50萬兩，其中，兩萬官錠折價官股25萬兩，他再另籌25萬兩社會資金。
就在這種時候，他還上了一回盛宣懷的當。作為江蘇同鄉，神通廣大的盛宣懷答應幫他籌資金，兩人還一本正經地親筆簽了一份《通滬紗廠合辦約款》的合同，有當時名士鄭孝胥、何眉生做見證人。誰知合同一簽，盛宣懷覺得油水不大，就開始甩手不管。張謇寫了很多封告急之書，幾乎字字有淚，到最後盛宣懷卻是一兩銀子也沒有兌現。張謇對此大為惱火，一直不能原諒盛宣懷的言而無信，並從此對官商絕了念想。
終於又過了一年半，到1899年夏天，大生紗廠才算籌足資金開了工。5月23日，第一批「魁星」牌白棉紗出了廠，當日開動紗錠6000錠。到1900年2月，大生紗廠就賺回利潤2.6萬兩白銀。
張謇有天生的管理和經商天才。在大生創辦之初，他親自執筆撰寫《廠約》，對自己和幾個董事作了分工，各人均有明確的職責，獎罰措施、利潤分配方式等都有具體規定，每天下午兩點各部門主管舉行例會，有什麼問題及時在這個會上討論解決。有趣的是，《廠約》細到對招待客人幾個小菜都有規定，平常飯菜兩葷兩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勞兩次，逢節日或招待來客，「八碟」、「五簋」、「四小碗」、「一點」，不得超過這個標準。《廠約》之外還有25個章程，規矩達195條，在當時，這恐怕已是中國人自辦企業能達到的最高管理水準。
由史料可見，張謇辦廠，唯一沾了點政策便宜的是，他在南通註冊了「二十年內，百里之內，不准別家另設紡廠」的專利權，算是有了一點壟斷的優勢，不過這在當時也是很通行的做法。除此之外，大生的壯大幾乎全憑商業上的運作。在紗廠正常生產後，為了降低棉花的收購成本，張謇接著創辦了通海墾牧公司，開始自己種棉花。接著，他又陸續開辦廣生油廠、大興（復新）麵粉廠、資生冶（鐵）廠、阜生蠶桑染織公司、澤生水利公司、大達內河輪船公司、大生輪船公司等等。這些企業都與紗廠有產業上的關聯性：辦廣生油廠是要利用軋花下來的棉子，辦大隆皂廠是利用廣生的下腳油脂，辦大昌紙廠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腳飛花利用起來，為大生生產包裝紙和印刷用紙，辦復新是因為大生有富餘的動力而且每天漿紗織布需要大量麵粉，辦輪船公司最初是為了大生的運輸需要，辦懋生房地產公司是外來人口漸多需要住房，辦鐵廠則是為了製造織布機、軋花車等設備。
如此完備而精妙的產業鏈打造，完全是大工業製造的理念，不但在當時中國絕無僅有，百年後視之，仍是商業戰略上的正道。當時的英國人曾在一份報告中寫道：「推張殿撰之意，凡由外洋運來各種貨物，均應由中國自行創辦。」比張謇小一輩的天津實業家范旭東後來感慨不已地說：「南方的張季直先生（張謇字季直），在科舉施毒那種環境之下，他舉辦的工業，居然顧慮到原料與製造的調和，運輸，推銷，兼籌並重，確是特色。」
張謇辦廠，另外一個大的貢獻是「紳督商辦」，跟盛宣懷的「官督商辦」相比，這是晚清企業的一大進步模式。
作為股份制的大生紗廠，股本中有一半是那堆英國紗機折算過來的官股，所以在一開始它也被稱為是「官商合辦」。不過張謇終其一生，都沒有讓官府的手伸到企業裡來過，數十年中，官股從來只拿官利、分紅，並不干涉廠務。身為「總理」，張謇本人雖也是股東之一，但股金不過區區2000兩（在全部資本中只佔0.4%）。他在大生的權威從來都不是靠資本、靠股份，而是靠他的狀元頭銜、人脈資源和治理才幹。他以士紳身份，居官商之間，負責全權辦廠，這是他獨有的不可替代的優勢，官替代不了他，單純的商也不可能替代他。張謇另外一個偉大的地方是，在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候，他並沒有憑借自己的權威，將企業一點點地據為己有，這在當年的制度和人文環境中，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在大生事業中，他儘管也有被「神化」的時刻，但是，卻始終受到股東的監督，特別是在經營窘迫的晚期，他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對股東會的指責和壓力。
知識分子下海經商——我們稱之為「士商」或「紳商」——在甲午戰爭之後的中國漸成時尚。
在晚清，投身於現代工業的新興企業家群體，主要由四類人組成：一是盛宣懷式的官辦商人，二是鄭觀應式的買辦商人，三是草根起家、面大量廣的民間商人——代表人物是後面將重點講到的無錫榮宗敬兄弟，四就是張謇式的士紳商人。中國學者馬敏認為：「在官與商這兩大社會階層之間，士商以其『兼官商之任』的雙重身份，模糊了官商界限。他們往往上通官府，下達工商，即所謂『通工商之郵』，構成官與商之間的緩衝與媒介，擔負起既貫徹官府意圖，又為工商界代言的雙重使命。」主編《劍橋中國史》的哈佛學者費正清在談及「張謇現象」時指出，19世紀末，其實中國還沒有資產階級，「相反，正是這些維新派首創了資產階級，或者可以說是發明了資產階級。像張謇等士紳文人，在甲午戰敗後之所以突然開始投資辦現代企業，主要是出於政治和思想動機。其行動是由於在思想上改變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中國的資本主義，長期以來具有某種出於自願的理想主義的特點」。
張謇經商在當時確實引起了軒然大波。在他的感染下，兩年後，蘇州另外一位狀元公陸潤庠也宣佈下海創辦紗廠，還有一位咸豐朝的老狀元、已經官居禮部尚書的孫家鼐則命他的兩個兒子孫多森、孫多鑫在上海創辦了我國第一家機器麵粉廠——阜豐麵粉廠。這些狀元公的行動，可以說是史無前例，驚世駭俗，對於視「工商」為「末業」的中國社會來說，簡直不可思議。
這一士商階層的陡然出現，因其思想、資本與政治資源的多重組合，很快將成為影響中國變革進程的一大力量，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後的社會動盪中扮演了重要而微妙的角色。
對日戰爭的慘敗，讓洋務派顏面掃地，李鴻章落到「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他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投置閒散，住進了京郊虎頭峰下的賢良寺。有很多史家認為，甲午戰爭後，一路曲折的洋務運動便已宣告終結。不過，從事實來看，1895年之後，洋務事業反倒進入了一個高潮期，之前因意識形態爭論而擱淺或遲滯的各項工程都得到了迅猛的推進。
甲午戰爭以後，國人對新事物的接受已非20多年前可比。鐵路、工廠影響風水之說終成笑談。
1896年11月，《紐約時報》在一篇報道中寫道：「保守的中國正在覺醒。」該報記者在江蘇省的鎮江採訪了一家新建的絲廠，那裡安裝了最新型的機器設備，還新樹了一個高達90英尺的煙囪。「煙囪對中國人的封建迷信是個重大打擊，是對所謂風水觀念的極大挑戰。此前，中國民眾是多麼崇尚迷信和風水呀！毫無疑問，現在他們連句抗議的話都沒有說。」
據學者汪敬虞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中的統計，從1895年到1898年的4年中，全國各省新開設的資本萬兩以上的廠礦共62家，資本總額1246.5萬兩白銀，遠遠超過甲午戰爭前20餘年的總數，從增長速度來看，平均每年設廠數是甲午戰爭前的7倍，平均每年的投資數則是甲午戰爭前的15.5倍。
在民間投資大熱的同時，國營事業也屢有重大突破。在這期間，一直在實業一線操盤的盛宣懷成了最耀眼的人物，他所經手的項目幾乎全部關乎國脈。
1896年5月，盛宣懷被湖廣總督張之洞招去接手當時國內最大的鋼鐵企業——漢陽鐵廠，張香帥的官本官辦實在撐不下去了。一開始，他想到的是交給洋商承辦，這當然又是一種典型的官家思維。盛宣懷得悉後，再三去電請纓，力陳「鐵政屬洋商，利大流弊亦遠，屬華商，利小收效亦遠」。最後，香帥被說動了。
盛宣懷接手鐵廠後，當即邀請鄭觀應擔任總辦。
鄭觀應與盛宣懷互相欣賞，是一輩子的好朋友。他們是當世最傑出的實業家，在胸懷抱負、思想高度、戰略眼光和經營能力上可謂一時瑜亮。不過，他們在「官督商辦」的理念上卻始終格格不入，鄭觀應信仰民本主義，對官商體制從來深有不滿，10多年前唐廷樞、徐潤在招商局的下場更是寒透了他的心。可是，他對盛宣懷又有知遇之心，也很想借盛宣懷的官府背景和強勢力量振興國家實業。這種矛盾心態糾纏了他的一生。對於接管漢陽鐵廠，他曾十分猶豫，最後決定「義務出山」。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總理漢陽鐵廠，當時聲明系當義務，不領薪水。不過欲為整頓，以救危局，而慰知己耳。」
鄭觀應雖然不領薪水，辦起事來卻是當仁不讓。他一上任後，就宣佈招募民股，充足股本。同時，他將化鐵爐改建在鐵礦產地大冶，大大降低了鐵砂長途運輸的成本。接著在生產改進上，他提出「覓焦炭，選人才」是拯救鐵廠的兩大當務之急。漢陽鐵的問題是價高質差，英美工廠的生鐵每噸生產成本為15兩，漢陽廠需25兩，而其關鍵就在於原材料焦炭的緊缺以及提煉技術落後。為了解決焦炭問題，他派人在較近的江西、湖南等地勘探煤礦，最終選定用最近的萍鄉焦炭，「自行設局買煤煉焦」。為了降低運輸成本，他還建成由萍鄉到湘潭、株洲180里的鐵路。解決了原料供應問題後，他對煉鐵技術再作創新，聘用高水平的英國工程師，還專設學堂，培養自己的技術人才，雙管齊下，僅僅一年，漢陽鐵廠的生產很快起死回生。
在他的戰略調整下，漢冶萍（漢陽、大冶和萍鄉）形成了亞洲地區規模最大的鋼鐵聯合體，在中國工業史上地位顯赫。
在鄭觀應十分利落地解決了資本不足、焦炭價高及質量低劣等諸多難題後，接下來就該盛宣懷出手了，他要解決的是產品的銷路問題。
在當時，鋼鐵生產出來主要用途有兩個：一是生產槍炮，用漢陽鐵造成的步槍史稱「漢陽造」，在後來50年裡一直是中國陸軍最重要的基本裝備，幾乎每戰必有，無役不與；二就是建造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