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卻玉塵三萬斛，天公不語對枯棋。
——陳寶琛：《感春》，1895年
1892年2月4日的《紐約時報》登了一則新聞稱：「中國開始發生該國歷史上最大的變化。毫無疑問，這種變化在今後若干年裡將對整個中國產生深刻影響，甚至可能進一步打開保守封閉的枷鎖，將中國帶進人類進步歷史的前沿，總之，將超越過去50年變化的總和。」
初讀至此，人人以為中國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了，其實，被報紙信誓旦旦地認定為「最大的變化」的只是一則花邊新聞：20歲的光緒皇帝開始學英語了。從這一年的1月開始，每天由兩個受過英美教育的國子監學生負責教授皇帝學英語，這件事情還以詔書的方式告知全國。美國記者的邏輯推演是：皇帝屈尊學英語之後，3000年的「老規矩」就會被放棄，國家制度就將被改變，接下來，「中國就應該在文明國家的行列中佔據一個適當的位置」。
可惜的是，歷史沒有耐心等待這種漫長的理性演進。很快，它以一種殘酷的方式，讓中國人猛地瞪大了充血的眼睛。
1894年7月，中國與日本因朝鮮問題爆發戰事，因為這一年是甲午年，史稱甲午戰爭。這兩個在20多年前同時進行近代化改革的東方國家，決定當面較量。
據《世界軍事年鑒》的統計，當時中國的海軍能夠排到世界海軍實力的第八位，而日本海軍則是第十六位。雙方艦隊中的不少中層指揮者，都是西方軍事學校畢業的同學。而在陸軍方面，日本的陸軍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才開始興建的，不超過10萬人。可是，戰事從一開始就呈現一邊倒的局面。7月開戰，中方先是敗於平壤，清軍狂奔500里，將朝鮮全境讓於日軍。繼而，清軍在黃海的海戰中失利。從9月到11月，戰火延燒到本土，82營數萬清軍僅三天就丟失鴨綠江防線，接著再失重鎮旅順口。1895年1月，中日海軍的主力在威海衛一帶決戰，僅短短十餘日，戰事便以中方完敗告終，主將丁汝昌自殺。李鴻章苦心經略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滅。
甲午慘敗，中國被迫簽署《馬關條約》，賠償驚天巨款，並割讓台灣。日本獲賠白銀2.6億兩，加上擄獲的戰利品和現金，合銀3.4億兩，相當於日本全國年財政收入的6.4倍。日本得此巨款，竟一時間不知如何使用。時任日本外務大臣後來回憶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好幾億兩，我國全部收入只有幾千萬兩。所以，一想到現在有3.4億兩白銀滾滾而來，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頓覺無比的富裕。」此筆巨資被大量用於修築鐵路，發展航運、造船和機械製造，明顯提高了交通和工業水平，中日國力從此越拉越大。另外一項重要的變革是，日本利用甲午賠款進行了幣制改革，建立起金本位制。從19世紀70年代起，歐美等國相繼採用金本位，銀價不斷下跌，導致銀本位國家貨幣貶值和匯率不穩，這也是當時的兩大「白銀帝國」——中國與印度衰落的一大原因。所以日本也想建立金本位，但苦於資金不足，一直沒能如願。甲午賠款一舉解決了資金問題，為日本建立金本位奠定了財政基礎。日本學者寺島一夫在《日本貨幣制度論》中說：金本位是「日本資本主義的一環，與其他列強角逐世界市場的金融標誌」。
《馬關條約》是在日本馬關的春帆樓簽訂的，雙方談判時，李鴻章坐的凳子竟比日本人要矮半截。後有國人至此遊覽，莫不視之為「第一傷心地」。據基督教廣學會《萬國公報》報道，簽約之際，日本首相、明治維新主將伊籐博文與李鴻章曾有一番對話。兩人各主國政，多年相識，堪稱老友。伊籐說：「日本之民不及華民易治，且有議院居間，辦事甚為棘手。」言下之意頗為炫耀日本「三權分立」的議會制度。李鴻章不明就裡地答曰：「貴國之議院與中國之都察院等耳。」伊籐說：「十年前曾勸（中國）撤去都察院，而（李）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漢時，由來已久，未易裁去。」李鴻章喃喃無以應答。條約簽訂後，李鴻章當夜吐血。
正如伊籐所諷，清帝國的制度滯後已是天下共見，可惜統治者一直未肯直視。
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儘管還經歷了1856~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83~1885年的中法戰爭，不過，最後的尊嚴仍未喪失，甲午戰敗卻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遭遇到的最大失敗，而且是最具恥辱性的失敗。統治者從此自信心喪失殆盡，因背負巨額賠款，政府的獨立財政破產，靠向西方大國舉債度日。中國上下，則莫不瞠然，始時莫名驚訝，繼而悲憤激狂。
在中國歷史上，甲午戰敗是一個轉折時刻，所謂「一戰而人皆醒矣」。晚清至民國初年最傑出的改革思想家梁啟超嘗言，「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則甲午一役始也。」後世的葛兆光教授也在《中國思想史》中認為，「這種深入心脾的憂鬱激憤心情和恥辱無奈感覺，大約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從來不曾有過的。」
便是在這種歷史性的悲涼時刻，三個中國知識分子各自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選擇：37歲的康有為選擇了變法，29歲的孫中山選擇了革命，42歲的張謇選擇了實業，而其終極目標都是救國。
1895年4月，《馬關條約》簽署的消息傳到北京後，舉國激憤，人人思變，雪恥強國之聲陡然放大。時值18省1300多名舉子在京會試，37歲的廣東南海考生康有為在一夜之間趕寫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變法」，強烈要求光緒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是為震驚天下的「公車上書」。
在接下來的三年半里，中國進入了一段維新變法的時期。自此，以知識分子為主的維新派替代以中高級官吏為主的洋務派，成為中國改革的新主流。
康有為的上書得到了光緒的積極回應。康有為和弟子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先後進入中央核心，成為朝廷最炙手可熱的新潮人物。他們向皇帝提出了眾多激進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建設現代化軍隊、提高稅收、發展國家銀行系統、建立鐵路網絡、成立現代郵政系統，以及建立培訓學校來提高農業水平等等，這些設想與洋務派在理念上基本一脈相承。為了向全社會推廣維新理想，康、梁等人先後在北京、上海、天津和湖南等地出版了《中外紀聞》、《時務報》、《國聞報》和《湘報》，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在這以前，全國各地的茶館大都貼著一張紙條，上寫「莫談國事」。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Fryer）在他主編的《上海新報》上評論說，「整個中國，書籍生意大幅增長，連印刷機都跟不上這步伐，中國終於甦醒了。」連一些洋務派大員也加入了維新的行列，湖廣總督張之洞甚至加入了康有為組織的強學會，還公開認捐5000兩白銀，並擔任上海分會的會長。
維新運動的發起者儘管是一群趕考的意氣書生，不過在當時影響最大的維新書籍卻是由一個買辦寫成的，他就是十多年前寫過《救時揭要》和《易言》的鄭觀應。
鄭觀應在過去的十年裡，一邊忙著為盛宣懷打理各地的實業事務，一邊還在完善著他的變革思想。1894年春夏，就當甲午海戰開打的前後，他刊印了五卷本的《盛世危言》。他自稱：「時勢變遷，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在這部書中，他繼續呼籲「習兵戰不如習商戰」，提出創辦新式銀行、平等中外稅收、收回海關權、鑄造簡便通貨等切實可行的措施。他更大膽地提出向日本學習，「何不反經為權，轉而相師？」這種務實氣魄絕非尋常書生可比。另外，更為重要的是，他比十年前更為清晰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內容包括實行立憲、設立議院、進行公開選舉。他堅定地寫道：「政治不改良，實業萬難興盛。」
《盛世危言》一經刊印後，很快洛陽紙貴。一些朝廷官員將之向皇帝進獻，光緒看後大為讚賞，命總理衙門印刷2000部散發給大臣閱看。經過皇帝的推薦，此書成了近代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時政類暢銷書。英文的《新聞日報》刊文說，一些地方的考試常以《盛世危言》中的內容作為考題。該書在當時對國之青年的影響非常之大，很多年後的1936年，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的交談中說：「由於父親只准讀孔孟經書和會計之類的書籍，所以我在深夜把屋子的窗戶遮起，好使父親看不見燈光。」他偷讀的書中就有《盛世危言》，此書讀畢，「激起我想要恢復學業的願望」。
同樣是在1894年前後，就當康有為、鄭觀應相繼名聞天下的時候，還有一位熱血的廣東書生也寫了一份變革信函給李鴻章，他就是後來被國民黨尊為「國父」的孫文（他在流亡海外時，曾用化名「中山樵」，因此又叫孫中山）。
孫文跟鄭觀應一樣，也是廣東香山人——後來這個縣因此更名為中山縣（市）。他出身貧寒，早年隨母遠渡重洋在檀香山的教會學校讀書，後回香港學醫，在澳門、廣州一帶行醫。1894年4月，就在中日戰事將起之際，孫文寫出洋洋八千言的《上李傅相書》，6月專赴天津向李鴻章投書。在這封信中，年輕的孫醫生對發展農、工、商、學等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寫道：「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捨本而圖末也。」
鴻文既成，需托人推薦，孫文找到了香山同鄉鄭觀應，鄭觀應的老家雍陌鄉與孫文的老家翠亨村相去僅僅30里。鄭觀應寫函給盛宣懷，請他轉達。在推薦信中，鄭觀應寫道：「敝邑有孫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國醫士，留心西學……其志不可謂不高，其說亦頗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盛宣懷接到信後，在信封上寫下「孫醫生事」和「陶齋」（鄭觀應的別號）六個字，就轉了出去。
史料顯示，李鴻章對孫醫生的投書毫無反應。一種很大的可能是，正為國際糾紛忙得焦頭爛額的他根本就沒有看到這封信，當時的投書青年豈止百千人，孫文所論也頗宏大而無具體方策，淹沒其中，不足為怪。而對志向高遠的孫醫生來說，這卻是奇恥大辱，他自此決意告別改良，投諸暴力，以血腥革命的激進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治國理想。就在投書後的四個月，他赴美國檀香山組織興中會，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口號。1895年底，他發動「廣州起義」，計劃尚未正式啟動便被鎮壓，多人被處死，他則被通緝，流亡海外。用他自己的話說，此時「風氣未開，人心錮塞……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
1894年7月，中日開戰，慈禧太后從頤和園移駕紫禁城，滿朝官員都出城迎駕。當日，恰逢暴雨，路面積水頗深，文武百官個個匍匐路旁，衣帽盡濕，兩膝泡在水裡，頂戴上的紅纓流下鮮紅的水。其中有一位大臣是張之洞的堂兄張之萬，已年過八十，久跪不能起身。慈禧乘轎經過眾官時，竟連眼皮也沒有抬過一下，眼前視若無物。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後，他說，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舉之幻夢，於此了結」。
其實滿朝文武最不應該有這種念頭的就是他了，因為便在三個月前，他剛剛「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狀元。而更讓人瞠目的是，一年後，這個叫張謇（1853~1926）的江蘇南通人宣佈放棄仕途，轉而去做一個商人。
狀元下海辦廠，是千百年來的一個天大的新鮮笑話。自從唐太宗李世民開科取士，自詡「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以來，殿試摘桂是中國書生一生中最大的榮耀。然而，張謇經商卻顛覆了所有的光榮。他好像是往天下士人心中重重砸下了一個大錘，其震撼效應難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