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戰爭中的中方主帥正是胡雪巖的恩公左宗棠。1884年8月22日，法國海軍與清帝國唯一的現代化海軍福建水師在福建馬尾決戰。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用十分精簡的文字描述了這場戰爭：「中國與發達的工業力量之間的差別再次昭然於世。中國艦隊的旗艦在開戰的第一分鐘就被魚雷擊沉。在7分鐘內，大多數中國艦隻被擊中。1小時內，所有的中國艦隻都被擊沉或起火燃燒，兵工廠和碼頭被毀。法國戰死5人，中國則有521人陣亡，51人失蹤。」由左宗棠首倡、胡雪巖籌款創建的福建水師艦隊幾乎全軍覆沒。
第二年9月，左宗棠病逝於福州。11月，朝廷下令對胡雪巖革職查抄，嚴加治罪。他遣散姬妾僕從，在聖旨到來之前，就非常「及時」地鬱鬱而死了。他的棺木被一老僕埋於杭州西郊鸕茲嶺下的亂石堆中，一直到整整100年後，才被人偶然發現。
在1884年，盛宣懷的奪權與胡雪巖的死亡，是兩件很有象徵性且內在關聯的事件。
洋務運動自19世紀60年代發起以來，因官庫拮据而不得不借重民間資本。經營人才的匱乏也使得職業經理人制度得以嘗試，特別是買辦階層的積極參與，讓洋務企業呈現出興盛景象。在這十多年的時間裡，從造船業、採礦業、紡織業到航運業、保險業等等，出現了眾多「中國第一」的新興企業，鐵路、電報等基礎工業設施也得到了啟動。可是，在氣象初顯之後，政治家與企業家階層發生了制度和理念上的衝突，最終，以盛宣懷掌權招商局為標誌，堅持國營體制的官僚資本主義佔據了上風。美國華裔學者郝延平將此視為「官僚資本主義產生的轉折點」，他在《中國近代商業革命》一書中評論說：「1884年以後，不幸以盛宣懷為首的官僚緊緊掌握了官督商辦企業（它們是中國工業化的早期先鋒），在中國工業發展中，官僚主義開始比企業家精神起著更重要的作用。」
尤其值得反思的是，洋務派在實業創辦上不遺餘力，而在制度設計上卻毫無作為，這與鄰國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中國學者楊小凱在《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中，將幾乎同時發生的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進行了一個精闢的對比：洋務運動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識形態不能根本變革的約束下進行的，因此以堅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壟斷，沒有司法獨立和保護私人企業的法律制度為基礎。與明治維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相反，洋務運動堅持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的制度，以此為基礎來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和工業化模式。這種方法使得政府壟斷工業的利益與其作為獨立第三方發揮仲裁作用的地位相衝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員，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權力，追求其球員的利益。這種制度化的國家機會主義使得政府利用其壟斷地位與私人企業爭奪資源，並且壓制私人企業的發展。而明治維新時不但在憲法中規定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並且全面模仿英國和德國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但卻不放棄天皇的實權，不搞虛君共和），除了在人民不知企業為何物時，辦過幾個模範工廠外，基本上不辦國營企業。因此政府可以發揮公平司法、執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業得以蓬勃發展起來。加上日本模仿專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業可以利用剩餘權保護推廣西方專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術得以廣泛在日本發展。
自唐廷樞、徐潤被無情趕出招商局之後，洋務派官僚與新興企業家階層的「蜜月期」就此結束。在以後十餘年中，洋務官僚為工業企業籌集資金變得更加困難。當時清政府的財政來源十分有限，全部稅收僅佔國民純收入的2.4%。民間資本的失望，使得洋務派的投資手筆越來越小。
而胡雪巖破產事件以及同時發生的上海金融危機，則無疑是雪上加霜。
「紅頂商人」以一種無比莽撞和壯烈的方式挑戰英美紡織公司，這應該是傳統商業力量在技術和工業模式都處絕對劣勢的前提下，進行的一次絕地反擊。他的破產，宣告了傳統商人階層的集體隕落，「三大商幫」中的兩枝，徽商和江浙商人在此役中損失慘重，從此一蹶不振。萌芽於晚明的紡織業徹底崩盤，江南絲商紛紛轉向其他生意。與胡雪巖結盟的南潯富豪龐芸皋甚至在死前留下「遺訓」，警告後人絕不可再碰「白老虎」。「白老虎」者，白絲與白人也。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報刊出版家、政論家汪康年《莊諧選錄》卷十二云：「江浙諸省，於胡敗後，商務大為減色，論者謂不下於庚申之劫。」晚清小說家大橋式羽在《胡雪巖外傳》的序中更認為：「自君一敗，而中國商業社會上響絕音沉者幾二十年，正不知受虧幾何。」
因中法戰爭而誘發的上海金融危機，不僅是胡雪巖失利的直接原因，更是脆弱的中國新興經濟體系的一次災難。
在過去的10年裡，上海已成為遠東最大的商業中心，工業繁榮，各種商品交易活躍，地產暴漲。李鴻章創辦的最重要的四大洋務實業，除了開平礦務局之外，其餘的江南製造局、輪船招商局和上海機器織佈局都聚集在此。戰事突至，棋局頓亂。到1883年底，上海58家較為重要的錢莊中，有48家破產，上海存銀減少了90%，僅為38萬兩。香港怡和洋行經理F·B·約翰遜在10月29日的信中稱，外國銀行已從上海轉走200萬兩以上的款項，「中國人說，害怕同法國開戰造成商業停滯……這足以說明企業崩潰的原因」。前兩年還如日中天的洋務派企業股票如水洩般崩盤，到1884年初，開平煤礦的股票已從每股200兩以上跌到29兩，招商局股票則跌到34兩，與一年半前相比，平均縮水87%，投資者損失慘重，10年之內不敢重燃信心。
此次金融危機是百年企業史上的第一個泡沫經濟的破滅。上海的元氣許久沒有恢復。1885年12月的《北華捷報》上描述了當時的景象：「人們仍然可以看到黃浦江沿岸空關的、無用的、被廢棄的建築物，和到處星散的夭折企業的界石，它們是工廠無聲的幽靈——才呱呱落地就窒息而斃的企業的墳墓。」1887年，一個叫李慶雲的礦業投資商在信函中仍心有餘悸地寫道：「就上海一隅而論，設公司者數十家，鮮克有終。承辦者往往傾家蕩產，猶有餘累，公司二字，久為人所厭聞。」
自1884年之後的10年間，洋務派再無大的建樹。盛宣懷接手招商局後，雖然全力運作，卻再沒有超越唐、徐年代的輝煌。據劉廣京在《中英輪船航運競爭1872~1885》中的統計，到1894年，招商局的船隻數與10年前相近，為26艘（淨噸位2.32萬），怡和與太古的船數則增加到22艘（淨噸位2.39萬）和29艘（淨噸位3.45萬），「中國水域輪船航運業的統治地位很快消失了」。
在這段時間裡，洋務派最大的手筆，是張之洞創建了漢陽鐵廠，其經過則很有諷刺性。
在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中，鋼鐵產能是一個最重要的基本性指標。1888年，張之洞在任湖廣總督後，上奏《籌設煉鐵廠折》，提出「自行設廠，購置機器，用洋法精煉，始足杜外鐵之來」。張氏是洋務派名臣，著名的「中體西用」就是他提出的。《清史稿》評論此人曰：「蒞官所至，必有共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最後八字，既是讚歎其氣魄宏大，卻又嘲諷他不懂投入產出，是典型的國營大佬心態。辦廠之初，有人提議官督民辦，他則主張官本官辦，而且一辦就要辦東亞最大的鋼鐵廠。
「政治正確」的張香帥（張之洞號香濤，人尊稱香帥），官本官辦搞鐵廠，結果是步步臭棋。
他把煉鐵廠定址在漢陽，而湖北鐵礦則在120公里外的大冶，每日產鐵百噸，所需鐵砂的運費就達60多兩白銀。而且，漢陽附近無煉鐵所用的焦煤，只能用河北開平或國外進口的焦煤，加上運輸費用，每噸焦煤要白銀16∼17兩，而進口鐵在上海的售價才需30餘兩。把煉鐵廠選在漢陽已經錯了，張之洞又堅持將廠建在大別山麓。這裡地勢低窪而潮濕，必須先墊高地基才能建廠。共填了一丈多高的土，填土用白銀30餘萬兩，相當於包括購買機器及運費在內的建廠經費300萬兩的1/10。建好了廠要買機器。煉鐵煉鋼用什麼設備是有技術要求的，鋼的含磷量超過0.2%質量就不高，容易斷，因此，要根據所用的鐵礦含磷量來決定採用哪種設備。張之洞心急著要開工，不顧專家建議，下令「什麼爐子方便就製造什麼，我們中國什麼礦都有」。結果從英國買來的煉鐵大爐完全不適用，漢陽鐵廠產的鋼鐵易脆裂折斷，不能用於鍛制或鑄造。
光緒二十年（1895年），漢陽鐵廠的鋼鐵上市。當時進口鋼鐵每噸售價30餘兩白銀，漢陽廠的產品每噸23兩白銀都無人問津。漢陽鐵廠開爐生產僅僅4年，已用去官銀500多萬兩，虧損纍纍，毫無起色。
自19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的10年，正是世界經濟出現重大變局的時期。
日本在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上的諸多革新都是在這段時間完成的。經過十多年的「求智識於世界」，「殖興產業」的國策推行順利，絲、茶經西方工藝改良，在國際市場上成為中國的勁敵，綠茶奪去一半美國市場，「每馬士絲」超過中國湖州的「輯裡絲」，是最受歡迎的亞洲細絲。
遠離歐洲大陸的美國開始崛起為一個新興的經濟大國，對鐵路的堅決投入，讓它的土地和礦產資源優勢得以發揮，企業家們開始展現自己的雄心。洛克菲勒的石油和鐵路生意、J·P·摩根的金融帝國、卡內基的鋼鐵工廠都是在這段時間隆隆崛起的。紐約成了除倫敦以外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在曼哈頓島上一條叫華爾街的狹窄街道上，金融家們開始學習著統治世界。1882年，德國哲學家馬克斯·韋伯預言說，「歐洲結束的地方正是美國開始的地方。」他後來寫出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對現代企業家精神進行了最著名的論述。
在歐洲，蒸汽機的發明已經超過100年，以此為標誌的「工業革命」早已結束。自1873年之後的20年中，整個歐洲大陸陷入大蕭條。民族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此起彼伏，思想家們開始反思資本主義制度，其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去世於1883年的德國哲學家卡爾·馬克思，他的三卷《資本論》分別出版於1867年、1885年和1894年（後兩卷由恩格斯整理），馬克思主義及其社會主義理論即將開創一個新的人類紀元。
對於1884年的中國人來說，他們要聽到馬克思這個名字，還要等35年，而讀到《資本論》則要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