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70年代初期，中國與日本都開始工業化變革，兩國均誕生了很多近代工廠，其現代化速度也非常近似。1870年12月12日，日本政府設立工部省，負責「監督和管理一切礦山，建設和保養一切鐵路、電報線和燈塔，製煉和鑄造各項企業使用的銅、鐵及鉛礦，並從事機器製造」。其後十餘年，日本相繼建立了橫須賀制鐵所、橫濱制鐵所、長崎制鐵所、關口大炮製作所、石川島造船所等諸多國營企業，其景象可以與清王朝的洋務運動相互輝映。
可是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兩國突然走上了兩條不同的工業化道路。就在盛宣懷將招商局拉回官僚管制的同時，在日本則出現了一次十分堅決的民營化。日本政府認識到國有官營弊端太大，便毅然改弦更張推行民營化。明治維新啟蒙者福澤諭吉疾呼：「政府若為了富國，就認為可以做任何事情，與人民從事相同的尋常事業，甚至與人民競爭工商之成敗，其弊極矣。」曾出任日本政府首相的著名政治家伊籐博文則闡述說，日本政府創辦各種企業的目的之一，就是「示以實利、以誘人民」，當這些工礦企業在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設備以及培養技術工人方面完成了歷史使命後，政府就應該把這些官營企業售給民間商社。
正是在這種思路的引導下，日本政府相繼把眾多國營的工廠轉賣給私營企業家，有的甚至類似長崎造船所這樣「白送」。日本的這次國企私營化過程也非一帆風順。大野健一在《從江戶到平成》一書中記錄說：「除軍需工廠之外的國營企業均被私營化。此時，對於國有資產被賤賣給一些有勢力的商人一事，國內輿論嘩然，罵聲四起，到了1881年竟發展為政治醜聞。但事實是，私營化後的很多企業均通過裁員和追加投資等措施扭虧為盈。」私營化運動使日本經濟快速成長，自1884年末到1892年，日本股份公司的數字和資金總額分別由2392家、１億日元增加到5444家、2.8億日元，職工人數從12.3萬增加到42萬，並出現了三井、三菱、關西鐵路等眾多財閥型私人企業。與不同的工業化思路相關聯的是，兩國在政治體制上的演變也南轅北轍。1889年，日本設立國會，頒布憲法，從而確立了君主立憲的新體制。兩種不同的路徑選擇，導致了兩國後來截然不同的國運。由此我們可以作出一個預斷：洋務運動將是一個徹底失敗的運動。這一結局是在1884年盛宣懷奪權招商局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的。
在遙遠的1884年，盛宣懷奪權招商局在當時都算不上是一則新聞，其「官進商退」的歷史意義需在相當長的時間後才無比猙獰地呈現出來。在當年中國，最轟動的經濟事件是發生在上海的一場大商戰，以及因此而導致的大清首富、有「紅頂商人」之稱的胡雪巖（1823~1885）的破產。
胡雪巖活著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傳奇了。他是安徽績溪人，幼年喪父，家境貧寒，徒步百里到杭州，進了一家錢肆當學徒。他頭腦活絡，善於經營，很得於姓主人的信賴，主人竟在臨終前將錢肆都贈給了胡雪巖。不過，胡雪巖真正發跡卻是從結識了左宗棠才開始的。左宗棠與李鴻章、張之洞同為洋務派名臣，他精通兵法，是東南海防和收復新疆的第一重臣。1862年，胡雪巖因機緣攀上時任浙江巡撫、正在跟太平軍作戰的左宗棠，此後20年裡一直當他的采運官，為之籌措錢糧、軍餉，成了後者的「錢袋子」。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胡雪巖的財富驚人地暴增。
他依仗左帥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餘處，成為信用最好、實力最強的徽商錢莊，並經營中藥、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資金最高達2000萬兩以上，擁有土地萬畝，在短短20年內一躍成為全國首富。他商業直覺超眾，注重誠信，為人圓滑，處世周全，在狠狠賺錢的同時還深得朝廷信賴，被授布政使銜江西候補道，從二品頂戴，還是清朝300年唯一一個被賜穿黃馬褂的商人。胡雪巖從容遊走於商場、官場之間，挾官勢而謀私利，是一個典型的官商，被認為是一個不世出的商業奇才，在他活著的時候，就有「當官要學曾國藩，經商要學胡雪巖」的說法。
在1882年，早已名滿天下的胡雪巖面臨著事業上的一次重大抉擇。他手握1000萬兩以上的巨額現銀，是去辦洋務，還是倒賣生絲，竟一時躊躇。
胡雪巖對洋務並不陌生。1868年左宗棠創辦福建船政局的時候，所有購買外商機器、軍火事務便都是由胡雪巖一手操辦的。後人在馬尾遺址修建「中國船政博物館」，開門可見三尊銅像，分別就是左宗棠、沈葆楨和胡雪巖。他顯然看到了洋務事業的巨大「錢途」。1882年1月，他給恩公左宗棠寫信，表示願意出資，獨力建設長江沿岸電報設施。他說自己為此可動用的資金在1000萬兩以上。這筆錢之巨大，我們在上一章已經計算過了，慈禧太后修頤和園以及左宗棠率領千軍萬馬進軍西北也不過花了這個數目，它在當時幾乎可以買下李鴻章過去10年辛苦所辦的全部洋務企業。可是，最讓胡雪巖費思量的是官場上微妙的人事格局。左宗棠與李鴻章都是曾國藩在「剿滅」太平天國時帶出來的名將，而且思想開明，同為洋務派重臣。可是，左宗棠是湘軍系統，李鴻章則自成淮軍一脈，兩人是政治上的死對頭。當時主管洋務的卻是李大人，這讓深諳官場門道的胡雪巖十分遲疑。在過去的幾年裡，他與盛宣懷的關係就十分微妙，盛宣懷在創辦招商局時曾親筆寫信懇請胡雪巖入股，胡雪巖爽快答應，然而，幾萬兩股份卻始終沒有到位，這讓盛宣懷懷恨終生。
辦洋務，商業前途大好卻官場頭緒難解。第二條路就是倒賣生絲。自晚明以來，江浙一帶就是全國紡織業的中心，所謂「日出千綢，衣被天下」，在歷史教科書上被認定是「近代資本主義的萌芽之地」。幾百年來，靠絲業致富的巨商大賈比比皆是，江浙終成近代中國最為富庶的地方，僅在湖州一個叫南潯的小鎮上，就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黃金狗」，稱「像」者，家產需在100萬兩白銀以上。有學者計算，湖州商人的財產總額達到6000萬~8000萬兩白銀，相當於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江浙商人儼然與晉商、徽商並稱為當時的「三大商幫」。胡雪巖為左宗棠採購軍需，自然少不了與絲商打交道。他與「四象」之一的龐芸皋是十多年的商業夥伴，他們合夥做蠶絲生意，還一起倒賣軍火。他在杭州開了一家胡慶余堂國藥店，龐芸皋就依葫蘆畫瓢在南潯辦了龐滋德國藥店。
19世紀60年代之後，江南絲商面臨重大危機。當時，英美各國開始在上海創設機械繅絲廠。西方「工業革命」的技術創新就是從紡織業開始的，所以，中國傳統手工繅絲的生產效率和質量根本無法與機械繅絲競爭。洋商為了進一步掠奪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料，壟斷蠶絲出口市場，拚命壓低生絲價格，抬高廠絲價格，從中攫取暴利。1868年，生絲每擔市值白銀517兩，到1875年，每擔價格已下跌至285兩，再過8年，更暴跌至200兩。興旺百年的江南紡織業迅速沒落，昔日富可敵國的絲商們頓時都成了「病象瘦牛喪家狗」。
目睹此景，胡雪巖認為商機浮現。繅絲產業蒸蒸日上，而作為原材料的生絲卻價格日跌，這是一種極其不正常的現象。據他觀察，主要原因是華商各自為戰，被洋人控制了價格權。因此，他決定靠自己的財力，與之一搏。另外，還有消息顯示，在過去的兩年裡，歐洲農業遭受天旱，生絲減產。
正是基於這些判斷，首富胡雪巖出手，高調坐莊。百年企業史上，第一場中外大商戰爆發了。
1882年5月，他大量購進生絲8000包，到10月達1.4萬包，見絲就收，近乎瘋狂。與胡雪巖同時代的晚清學者歐陽昱在《見聞瑣錄》中詳細記錄了這場商戰的慘烈景象：其年新絲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購，無一漏脫。外商想買一斤一兩而莫得，無可奈何，向胡說願加利1000萬兩，如數轉買此絲，胡非要1200萬兩不可。外商不買，過了數日，再托人向胡申買，胡堅持咬定此價。外商認為生絲原料僅操縱在胡雪巖一人之手，將來交易，唯其所命，從何獲利？決心不買胡之生絲，等待次年新絲出來再說。胡雪巖則邀請絲業同行合議，共同收盡各地生絲，不要給外商，迫外商出高價收購，這樣我們必獲厚利。
在一開始，胡氏戰略似乎奏效。西方學者斯坦利在《晚清財政》一書中記錄，1882年9月，上海一級生絲價格已高漲至17先令4便士，而在倫敦交易所的價格僅為16先令3便士。國內價格反超國際期貨價。到1883年8月，大商戰進入決戰時刻，胡雪巖前後已投入資金超過1500萬兩，繼續堅壁清野，囤貨堅挺，大部分上海絲商停止營業，屏氣而作壁上觀。華洋雙方都已到忍耐極限，眼見勝負當判，誰知「天象」忽然大變。
變數之一，歐洲意大利生絲突告豐收，歐洲期貨市場的緊張頓時緩解，消息傳回中國，商心開始動搖。
更大的變數是，中法因越南問題交惡，爆發戰爭。1883年10月，法國軍艦駛抵上海吳淞口，揚言進攻江南製造局，局勢緊張，市民提款遷避，市面驟變，金融危機突然爆發。外國銀行和山西票號紛紛收回短期貸款，個人儲戶也緊急提現。當時報刊如此描述此景象：「錢莊逼賬急如星火，滬上商局大震，凡往來莊款者皆岌岌可危；雖有物可抵，有本可償，而提現不能。錢莊之逼，一如倒賬。」一般商品無不跌價30%~50%，所有房地產都難脫手，貿易全面停頓。
世事如此，胡雪巖已無力回天。11月，江浙絲商的價格同盟瓦解，生絲易爛，不能久儲，胡雪巖不得不開始拋售，價格一路狂洩，損失以千萬兩計。生絲對搏失利，很快影響到「堅如磐石」的錢莊生意。民眾排隊提款，一些與胡雪巖不和的官員乘機逼催官餉，可怕的擠兌風潮出現了。先是杭州總舵關門，繼而波及北京、福州、鎮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20多個字號，到12月5日，阜康錢莊宣告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