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樓四望真吾土，不見黃龍上大旗。
——黃遵憲：《到香港》，1885年
1882年前後，以輪船招商局的興盛為標誌，洋務運動進入了第一個高潮期。連鄭觀應這樣的大買辦都轉而投靠，不得不讓人對洋務事業充滿了信心，長久以來使帝國一蹶不振的憂傷似乎開始消散。
這種景像在上海的股票市場上呈現得非常清晰，前些年還無人問津的洋務企業股票，現在成了搶手貨。這年9月27日的《申報》上刊載了一則新聞，列舉了洋務企業的股票價格。其中，輪船招商局的票面額為100兩的股票，市價為253兩；上海機器織佈局、開平礦務局、湖北長樂銅礦、熱河平泉銅礦和湖北鶴峰銅礦的股票（票面額均為100兩），市價分別為110兩、216.3兩、168兩、256兩和155兩。鄭觀應很興奮地給盛宣懷寫信說，「現在上海公司股份無一不漲，平泉股本不過數萬，其漲尤甚。」
從1882年到1887年，在《申報》上刊載過股票買賣價格的共有36家企業，它們是近代中國的第一批股份制企業。時人評論說，「招商局開其端，一人倡之，眾人和之，不數年間，風氣為之大開，公司因之雲集。雖其中亦有成與不成之分，然其一變從前狹隘之規則。」從這些股份制企業的行業分佈可見，礦產投資是熱點，對能源的爭奪一直是中國公司利益格局重組的一個主題。
盛宣懷是最早看到這一商機的人之一。在被任命為招商局會辦後，因為有唐廷樞和徐潤兩人的存在，他在局務上幾乎沒有插手的空間，所以在10年時間裡，他一直被李鴻章派到其他一些開創性的實務中歷練。光緒二年（1876年），他在給李鴻章的信函中說：「各省現設船、炮局，需煤日多，與其購英美各國及日本之煤，利自外流，不若采中土自產之煤，利自我興。」李鴻章深以為然，認為「中土仿用洋法開採煤鐵，實為近今急務」。他當即委派盛宣懷去湖北負責開採煤鐵礦務，盛宣懷帶人日行二三十里，在荊州、宜昌一帶探煤勘鐵，頗為辛勞。之後幾年，他奔波各地勘礦，相繼勘探了湖北大冶煤礦、山東登州鉛礦、遼寧金州鐵礦、錦州煤礦等等，完成了近代中國第一次全國範圍的礦務勘探活動，堪稱是礦務開採事業的篳路藍縷之舉。在他的示範下，唐廷樞創辦了開平礦務局，朱翼甫開採了平泉銅礦，近代第一批工業化開採的礦產企業集群式地誕生了。
除了礦業上的開創性成就外，前些年一直被妖魔化的電報電話業也實現了突破。1880年秋，盛宣懷創建中國電報總局，自任為總辦，籌劃架設從天津到上海的電線。為了辦電報，盛宣懷可說是煞費了苦心。他一方面要跟各地的官吏打「太極拳」，說服並誘使他們同意架設電線，另一方面又要解決經費短缺的難題。與創建招商局時一樣，他再次提出了官督商辦的理念，親擬章程，籌措民資。與此同時，他還抵制外資的電報投資。在李鴻章的支持下，中國電報總局先後收回了英國大東、丹麥大北公司設在沿海岸上的陸線，中國的電報網絡復歸中資所有。一直到1908年前後，電報總局共修建電報線2萬公里，連接大多數商業和戰略中心城市，完成了全國性的電線幹線建設工程。
經礦務、電報兩役，李鴻章對盛宣懷的才能大為讚賞，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表彰說：「該員才具優長，心精力果，能任重大事件，足以干濟時艱。」
在他看來，這位與他心意連通的忠誠弟子已經真正成熟了。很快，他作出了一個冒險的決定。
1884年，就當盛宣懷辦電報總局初見成效之際，他突然得到機會入主輪船招商局。
在過去的幾年裡，招商局經營紅火，年獲利潤已過百萬兩，官家和商家的心思都變得活絡起來，官督商辦的體制矛盾漸漸變得無可避免。
唐廷樞、徐潤兩人系買辦出身，他們認為「官款取官利，不負盈虧責任，實屬存款性質」。自1882年春天，鄭觀應入局後，商辦的思潮更加濃烈，鄭觀應對洋務官僚的警惕比唐、徐更為堅決，他嘗言，「官之與民，聲氣不通」，工廠企業「一歸官辦，枝節橫生，或盈或虧，莫敢過問」。當三人的理念達成共識後，他們便聯名給李鴻章打了一份報告，希望將官款「依期分還，幣息陸續繳官，嗣後商務由商任之，盈虧商認，與官無涉，請免派員」。
此議等於要把招商局民營化，這顯然大大地不合李中堂心思，可以說是腦後生出了反骨。
事實上，在最初創辦的那些官商合營企業中，因官本羸弱，啟動資金大多來自民間，經營也基本仰賴買辦，所以，強調商辦原則是一個潮流。從這些企業的章程中，都可以看到經營者在這方面的重視。唐、徐在他們主持制定的《輪船招商局章程》中，即強調輪船招商局「歸商辦理」，鑒於此前並無這種先例，為減少可能由此帶來的麻煩，他們接著表白稱：「查商人踐土食毛，為國赤子，本不敢於官商二字，稍存區別。惟事屬商辦，似宜俯照買賣常規，庶易遵守。」開平礦務局的章程同樣明確表示：「查此局雖系官督商辦，究竟煤鐵仍由商人銷售，似宜仍照買賣常規，俾易遵守。所有各廠司事，必須於商股之中選充，方能有裨益事。」徐州利國礦務局的章程也明白無誤地表明：「礦務以減少成本為首要。一應事宜概照商人買賣常規，撙節核實辦理，不得稍涉糜費，以重商本……一切工作事宜，均以中國商民為之。」為商應當去除官場習氣，這似乎是當時的一個共識。上海機器織佈局便在章程中聲明：「事雖由官發端，一切實由商辦，官場浮華習氣一概芟除，方能持久。」
這些道理，對於一向開明的李鴻章來說並非不可接受，這些章程，寫在紙面上也無大礙，可是要據此將企業徹底地民營化，卻是李中堂大人所決然不允的。他的心思也很容易看透：洋務派大吏辦企業，一是為了「強兵」——軍事上的需要；二是為了「富國」——增加財政收入，企業一旦民營，便無法直接掌控。從文化心理來分析，千百年間，商人從來「富而不貴」，為九流之末，跟他們一起合資辦企業已是迫不得已之計，現在要鬧「獨立」，在官僚們看來自然是萬萬不行的。
此外，還有一個讓李鴻章不放心的就是，買辦們在經營官督商辦企業的時候，也按「慣例」經營著自己的私人企業。這中間無疑存在著嚴重的利益輸送的混亂現象。以唐、徐兩人為例，他們來招商局後，相繼創辦了長源泰、長髮堆棧等流通企業，此外還辦起了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仁濟和保險公司。這些公司與招商局有大量的關聯交易，難免給人上下其手的觀感。
於是，唐廷樞等人的那份聯名信成了官商決裂的導火線。
盛宣懷當然看到了這種離心景象，他久窺寶座，自然不會放過此等離間時刻。他密信呈報李鴻章，詆毀唐、徐辦事無能，「細審任事諸人，並不加意勤勉，反覺遇事疏忽」。他特別告狀具體主事的徐潤，說「局內視為無足輕重之人」。具體而言，他認為唐、徐治局有兩大罪狀：一是任用洋人管事，不合大清體統，所以「急宜及早斥退，以符定章而免後悔」；二是任用私人，局中同事多是親戚，「始而濫竽，繼而舞弊」。他所陳述現象，都是當時買辦人物及民間公司的常見之事，不過從國營體制而言，就成不可饒恕之罪了。他還聯合朱其昂的胞弟、當時也在招商局任職的朱粹甫，處處為難唐、徐兩人。朱粹甫是官派人員，掌管關防印章，他每每不到局裡辦公，或手握印章「屢請不到」，弄得唐、徐苦不堪言。
到1884年，盛宣懷的機會終於降臨。這一年，上海爆發金融危機，徐潤曾利用主管招商局財務之便，私自挪用16萬兩巨款炒作房地產，這時醜聞東窗事發。李鴻章委派盛宣懷查處這一事件，盛宣懷奏報朝廷，說徐潤「假公濟私，馴至虧欠局款，實屬瞻玩」，所以應該革職處分，並令其照數抵賠。徐潤提出，他在招商局11年，僅領薪水2.5萬兩，局中存有各項餘款70萬兩，作為出資股東，他按照既定章程可提取兩成分紅，可不可以用這筆分紅抵消所欠局款。盛宣懷斷然拒絕。徐潤「淨身出局」。他的職權被奪，股權盡失，不得不變賣所有的地產，以致「家業蕩然，生機盡矣」。徐潤成為第一個因體制衝突而「犧牲」的國營企業經理人。百年以降，他的名字後面將悲者如雲，蜿蜒百里，迄今尚不見盡頭。
徐潤被拔除後，第二年春夏間，唐廷樞也被調離招商局。盛宣懷終於得到了夢寐以求的督辦之職。上任之後，他當即宣佈朝廷「派大員一人認真督辦，用人理財悉聽調度」。唐、徐時期，官派人員很少插手具體的經營事務，而自此之後，盛氏身兼督辦、總辦雙職，終於弄得官商不分。他還暗用政府權勢，逼迫其他的私人股東一一撤股，使股權結構全面變色，招商局成了一家官督「盛」辦的企業。在之後的數十年間，這個「中國首家現代企業」還將幾次上演產權爭奪的大戲，可謂產權演變的「縮影」。
盛宣懷的這些行徑，既跟唐、徐的民營治理觀念全然不同，也跟當初李鴻章「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的思路有大大的出入。為了權力的掌控，他背叛了13年前的那種理念。盛氏風格日後被一路傳承，禍害百年。在官督商辦企業中，官股與商股完全沒有平等的權利與地位。一個叫吳佐清的商人就曾經頗有牢騷地描述過這種所有制上的產權歧視：「若雲官辦，則實招商股，若雲商辦，則有總辦、幫辦、提調名目。商民雖經入股，不啻途人，即歲終分紅，亦無非仰人鼻息，而局費之當裁與否，司事之當用與否，皆不得過問。雖年終議事，亦仿泰西之例，而商股與總辦分隔雲泥。」
1884年，也就是盛宣懷奪權招商局的同一年，在日本則發生了一件互可參照的公司新聞。明治政府將當時日本最大的造船企業、幾乎與招商局同期創辦的長崎造船所，僅以1日元的象徵價格「出售」給私營企業家巖崎彌太郎，這家企業後來發展為著名的三菱株式會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