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蕩一百年(上) 第9章 第一部·1875買辦與商戰 (3)
    1870年前後,鴉片戰爭已經過去30年。這期間,一方面洋貨大量進口,侵蝕瓦解著中國原有的經濟結構和基礎,導致中國利源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國勢力日益深入中國內地,開礦、行船、辦企業,掠奪各種資源,滲透把持中國經濟命脈。其情其景,國人莫不憂心。

    買辦一族,是當時中國人中最早接受「西風」的,也可以說是最先開化的。他們日日與外商接觸,有的還從小接受英美教育,對先進的商業理念和現代國家觀念有深刻的認識,而同時,他們也對中國的落後和國民之愚昧最有切膚之痛。唐廷樞的同學容閎從耶魯大學畢業回國後,也在上海寶順洋行當過一段時間的買辦。他回憶說,「買辦之俸雖優,然操業近卑鄙」,「以買辦之身份,不過洋行中奴隸之首領也」。這種低人一等的屈辱感,深嵌在很多買辦的人格中。因此,國家稍有召喚,他們自會義無反顧。唐廷樞在回顧他接掌招商局的心態時就說:「自置輪船攬運貨物,以收利權,此正富國便商之要務也。」在一次股東會上,他更慷慨地對眾人說:「樞、潤不慮資本之未充,亦不慮洋商之放價,惟盼各幫聯合,共襄大舉,使各口轉運之利,盡歸中土……此事固創千古未有之局,亦為萬世可行之利。」其言辭鏗鏘,百年後讀來猶有金石聲。

    這些人中,以鄭觀應的觀念最為先進,他被認為是近代史上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改良思想家。

    鄭觀應在太古當買辦的時候,就開始寫作《救時揭要》和《易言》兩部書。據鄭觀應研究專家夏東元的考據,《救時揭要》始寫於1862年前後,刊刻於1873年。《易言》則完成於1880年,創作的原因是「目擊時艱,凡屬臣民,無不眥裂」,「每於酒酣耳熱之下,聞可以安內攘外者,感觸於懷,隨筆札記,歷年既久,積若干篇」。在這兩部書中,鄭觀應第一次提出強國之道除了兵戰,還要進行商戰,「初則學商戰於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非富無以保邦,非強無以保富」。

    身為買辦,鄭觀應跟容閎等人一樣,對華人地位的低下深以為恥。他寫道:「我華人偶有不合例,即禁而議罰,決無寬恕,何以洋人入我中國營生,漁我中國之利,反不循我中國之規矩?此意何意乎?」

    要商戰,首先要學西方,「效其技藝,臻於富強」。這一觀念並不新鮮,自魏源之後,時人俱有此論。這在當時的洋務派已成共識,超人之處在於,鄭觀應繼而從兩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的論述。

    第一,他從孟子「國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出發,出人意料地引導出民間資本是商戰主角的結論。作為航運業的大家,鄭觀應早就對洋務派所辦實業有冷靜的觀察。他看到當時兩大輪船製造企業,福建船政局和江南製造局的經營都非常不順利,一是效率低下,二是資金匱乏,三是質量粗糙。而在他看來,如果讓民間商人來造船,不獨「資用可以源源不窮」,而且技術也易於精良,「商人造,則該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關,即無人督責,亦不慮其不造乎精巧」,「同一造輪,而精粗美惡自有天淵之別矣」。這一從產權清晰化的角度來論證企業效率的思想,已深得制度經濟學的精髓,今日視之,仍為公理。更讓人驚奇的是,鄭觀應還將國營資本、民營資本與國際資本進行了有趣的比較,得出的結論是:附資於官,勒索很多,以致無利可圖,而附資於洋商,則有可靠的利潤。恐怕連他也不會料到,這個觀察100年後依然正確。

    第二,鄭觀應認為徒慕西方的技藝之長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這個大旨本源就是改良政治,「仿泰西之良法」,實行君主立憲。他在《易言·論議政》中對比了中西政制的優劣,明確指出:中國由於信奉「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故於政事之舉廢,法令之更張,惟在上之人權衡自秉,議畢即行,雖紳耆或有嘉言,末有上達……於是利於上者,則不利於下矣;便於下者,則不便於上矣」。而「泰西列國則不然,其都城設有上、下議院。上院以國之宗室勳戚及各大員當之,以其近於君也。下院以紳耆士商、才優望重者充之,以其邇於民也。凡有國事,先令下院議定,詳達上院。上院議定,奏聞國主。若兩院意議符合,則國主決其從違。倘彼此參差,則或令停止不議,或覆議而後定。故泰西政事舉國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

    鄭觀應此論可謂驚世駭俗,已算是「異端邪說」。當時的政界和學界僅有少數先知先覺者形成了類似的思想,大臣郭嵩燾在1875年的一份奏稿中提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製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學者王韜則在1879年的《重民》一文中提出中國應實行「君民共主」的主張。從時間上看,買辦鄭觀應的論述早於兩人,因而後世學界公論,鄭氏是第一個提出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人。十多年後,在《救時揭要》和《易言》的基礎上,他又寫出更為轟動一時的《盛世危言》。

    鄭觀應的這幾部書都由他自費刊刻,分送給親朋至交們。唐廷樞、徐潤均得贈拜讀,並深以為然。這種理念上的一致,是他們作出相同選擇的思想起源。然而,出乎這些買辦意料的是,後來的事實演進卻大相逕庭。

    【企業史人物】

    買辦世家

    上海出現的第一家外資銀行是麗如銀行(OrientalBankingCorporation,又稱東方銀行、東亞銀行),開設於1847年,它進入中國後就開始發行鈔票,流通於上海、江浙一帶。隨後,外國銀行相繼進入,上海漸漸成為遠東最重要的金融重鎮。到1890年前後,沿外灘一帶,已經集中了眾多外國銀行,黃浦灘12號為英資匯豐銀行,14號為德資德華銀行,15號為華俄道勝銀行,18號為英資麥加利(又稱渣打)銀行,24號為日資橫濱正金銀行,其他還有英資有利銀行、法資東方匯理銀行等等。它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控制了中國金融的命脈。

    在這些外資銀行中,以匯豐銀行最為顯赫。1865年,匯豐成立於香港。在英資銀行中,它的規模並不大,然而,它從一開始就只關心在中國的利益,所有活動都是圍繞著中國開展的,所以成了最重要的在華外資金融機構。時人稱,「蓋吾國關稅之收入,必解至匯豐,故匯豐操縱金融之勢力尤偉。」它長期控制中國對外匯率,一直到1935年,匯豐每日的外匯牌價仍被視為上海市場的正式牌價。在匯豐的壯大過程中,東山席家的功勞最為突出。從1874年起,席氏祖孫三人——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世襲匯豐大買辦的位置前後長達55年,這是一項十分驚人的紀錄。

    席正甫只在老家東山鄉下讀過幾年私塾,他之崛起全因頭腦機靈,善於經略中洋和官商關係。在促成李鴻章的200萬英鎊鹽稅擔保借款的當年,他就被提升為大買辦,從此,匯豐等外資銀行代替已顯頹勢的山西票商成為朝廷的金融合作夥伴。席正甫跟上海道台袁樹勳是換過帖的結拜兄弟,這讓匯豐在上海官場有了特別的優勢。當時,朝廷最炙手可熱的兩個漢臣是李鴻章和左宗棠,兩人關係一向惡劣,席正甫卻跟他們以及他們的「錢袋子」盛宣懷和胡雪巖都保持了很不錯的交往。在李鴻章的保舉下,他還被授予二品銜紅頂花翎。正是在席正甫的居中斡旋下,匯豐銀行先後經理了滬寧、廣九、滬杭甬、津浦、京奉、湖廣、浦信等主要鐵路幹線的貸款,其獲利之厚非常驚人。

    席正甫為人極其低調,很少參加社會公共活動,即便是東山同鄉的聯誼也極少參與。馬學強在《江南席家》一書中稱,他查閱了當年東山同鄉會的活動記錄,很少看到有關席正甫的記載,僅在光緒九年(1883年)重建靜安寺的時候有過一次捐款。這個隱身在幕後的人,數十年中默默編織了一張龐大的家族網絡,在上海的外資銀行界逐一滲透,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席家勢力。

    除了子孫繁茂之外,席家還與當時上海的一些望族結成了「姻婭聯盟」。如席家與另外一個買辦世家沈家的關係就盤根錯節,不但男女婚姻頻繁,甚至席正甫的一個同父異母弟弟席素恆還過繼給沈家,改名沈吉成。沈氏三代在沙遜洋行擔任大買辦長達35年。在19世紀末期,沙遜與匯豐、太古和英美煙草號稱英資在中國的四大壟斷集團,席家與沈家的結姻讓匯豐與沙遜在業務上互通有無,更加強勢霸道。

    進入民國時期,席家與國民政府顯要的關係也是十分複雜親密。席正甫的孫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國的大學同學,還有一個孫子席德懋則把女兒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這使得匯豐在清廷滅亡之後,仍然能夠與民國政府保持密切的關係。席氏子弟曾當過中國銀行的官股董事、總經理、國際貨幣基金會中國代表,還出任中央造紙廠的廠長。

    幾輩人在銀行界行走,使得席家子弟在金融專業上的能力獨步天下。很多年後,席家後人席與棠回憶小時候看到父輩工作時的景象:「他的辦公室特別大,裡面有一張很大的辦公桌,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大的桌子。桌上有二十幾部電話,還有電傳,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電傳。電話不停地打進來,他兩隻手拿著兩三個電話,一會兒對著這個說中文,一會兒對著那個說英文。他還有5個助手,他們的英文也是非常過硬的……當時國際主要貨幣不是美元,是英鎊,英國和上海的時差是6個小時,所以,他們炒賣外匯還不用熬夜。」

    席與棠還回憶了席家子弟與宋子文的一段逸事:一次,中國銀行行長、「國舅」宋子文到中行上海分行副行長、匯兌經理席頌平的辦公室,聽到席頌民在拋出英鎊,他就大聲疾呼:「給我買進,買進。」因為他來是為了某項進口貿易需要英鎊支付,數額較大。席頌民當即掛斷電話,問清了要多少英鎊,哪一天要,答應及時籌措,絕不耽誤,接著,他拿起電話,繼續自顧自地外拋英鎊。宋子文走出席頌平的辦公室,轉身去查了逐年逐月的外匯進出賬,發現幾乎每月都是賺的。此後,宋子文對中國銀行的外匯職工說,「你們就聽席頌平的,誰也不要插嘴,包括行長、副行長。」

    1949年之後,席家子弟大多隨外資銀行退出了大陸,他們投資的地產和實業股份也全數消失。2000年之後,有一種「席家本幫菜」流行於滬上,它的菜餚典雅而偏甜,口味介於中西之間。喜歡它的時尚人士不少,卻已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前生來歷了。

    席家子弟的買辦列表

    匯豐銀行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祖孫三代

    麥加利銀行席錫蕃、王憲臣(席素恆的女婿)、王叔麟(王憲臣之子)

    有利銀行席縉華、席聚星

    德豐銀行席縉華

    中華惠理銀行王憲臣

    寶信銀行席裕光

    橫濱正金銀行葉明齋(席縉華的女婿)

    住友銀行席聚星

    花旗銀行王俊臣(王憲臣之弟)

    運通銀行席德熏

    信濟銀行席德逵

    德華銀行許春榮(席裕光的岳父)、席縉華

    匯興銀行許承基(許春榮之孫)

    華比銀行胡寄梅(席家的聯姻)、胡筠秋(胡寄梅之子、席錫蕃的大女婿)

    中法工商銀行席錫蕃、葉振民(席錫蕃的二女婿)、席涵秋

    華義銀行席德懋

    華俄道勝銀行胡寄梅、席縉華、黃振之(席素恆的女婿)、沈志華(席素恆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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