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平礦務局從籌建到投產，非常順利，這一切俱得力於唐廷樞的精於管理。他在引進設備之前，對煤礦資源進行了仔細的勘察、化驗和計劃；訂購機器則根據開平的礦山地勢，力求實用；在聘請國外工程師時，更是親自面試，務求來者有真才實學。便是在建礦的過程中，為了運送煤石，唐廷樞在李鴻章的默許下，主持修築了從煤廠到豐潤縣胥各莊的第一條「國產」鐵路。
在唐廷樞的精細經略下，開平礦務局於1881年出煤，日產約為300噸，第二年總產3.8萬噸，到1899年，產量增至77.8萬噸，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煤礦基地。從一開始，開平礦務局就與日本公司展開了天津市場的爭奪戰。當時日本煤炭在天津佔據絕對優勢，唐廷樞利用地利之便，以廉價殺之。據海關記載，1881年，天津進口日煤1.74萬噸，開平煤入市後，進口日煤當年即減為0.54萬噸，三年後又降為566噸，市場基本為中國企業所控制。
招商局在長江航運上的兩大國際對手，一是美商旗昌；還有一個勁敵是英商太古，太古輪船公司的總買辦就是晚清「四大買辦」中的另外一個香山人鄭觀應（1842~1922）。鄭觀應後來也被招攬進了招商局。在近代史上，此公不但以善於經營出名，更是一個堪稱偉大的維新思想家。
鄭觀應是唐廷樞的姻親，與徐潤是「兩代相交近百年」的世交，其叔父等人也為多家洋行的買辦。少年時，鄭觀應就遊歷過越南、泰國和新加坡等地。17歲那年，他也跟很多同鄉一樣，到上海寶順洋行做了一名學徒。到1873年，英商太古洋行創辦輪船公司，年輕的鄭觀應被延聘為總買辦。他很有經營謀略，曾經總結出辦好輪船公司的十條經驗，其中包括用人得當、加速船運週期、降低能耗、多攬客貨等等。為了降低能耗和運輸費用，他購買的輪船均為燒煤少、行駛速、裝貨多的新式輪船。在他的經略下，太古輪船公司後來居上，發展得極為迅速。據他自稱，「當太古開辦之時，只有舊船三艘，力與旗昌爭衡，尚屬得手，所以逐年添船，獲利更厚。」在唐、徐經營招商局的初期，他們的重要對手就是同鄉鄭觀應。
一個很隱秘的事實是，當初唐廷樞為招商局招股，竟暗中說動鄭觀應出錢入了股，因此，鄭觀應也是招商局的一個股東。就在旗昌被擊潰的1877年，鄭觀應與太古的合同也正好到期了，唐廷樞竭力拉攏鄭觀應入局，太古方面出高價挽留，鄭觀應再三考慮，還是續簽了五年僱用合同。在他與唐廷樞的協商下，招商局與太古簽訂了「齊價合同」，從而以「雙寡頭」的方式壟斷了長江航運，兩家公司的利潤因此連年大漲。
很快到了1881年，鄭觀應的五年合同期眼看又滿了。招商局又打起這位經營奇才的主意，這回是李鴻章親自出馬，他向朝廷上奏懇請將鄭觀應「一門好善」的事跡載入廣東省志和縣的縣志以示表彰。奏片剛剛寫好，盛宣懷就馬上抄錄了副本寄給鄭觀應。這對於鄭氏家族實在是一件無比榮耀的事情，鄭觀應自是感激涕零，在回函中表示「感悚交集，非得篤愛深知，曲為詳達，時與春噓，烏能承此」。不久後，盛宣懷又乘李鴻章南下之機，邀鄭觀應一同到吳淞口拜見了李中堂大人。接下來，唐、徐和盛三人輪番上陣，勸說鄭觀應轉投招商局。
冰雪聰明的鄭觀應，此時「心若轆轤，殊難臆決」。太古一向待他不薄，英方總經理冷士唯與他更是私交甚篤。進招商局的利弊在他看來也是明擺著的：就職位而言，他在太古是位居華人之首的總買辦，進了招商局肯定將排在唐、徐及盛等人之後；就利益而言，也是大大跌了身價。他在給唐廷樞的一封信中說得很明白，「不計薪水之多寡，唯恐捨長局而就短局，有關名譽。」這些眼前的得失倒還不是他最優先考慮的，讓他再三遲疑的，其實還是招商局的官商體制。他的顧慮有二：一是「所慮官督商辦之局，權操在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有合同可恃，無意外之慮」；二則是「雖然我公現蒙李傅相器重，恐將來招商局日有起色，北洋大臣不是李傅相，遽易他人，誤聽排擠者讒言，不問是非，不念昔日辦事者之勞，任意黜陟，調劑私人」。
不幸的是，鄭觀應所慮竟然在日後一一應驗，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他思慮再三還是決定轉投招商局。他說服自己的理由是：招商局目前的經營格局尚不穩健，「若不早日維持，恐難自立，我國無輪船往來各通商口岸，更為外人所欺辱」。最後七字，是來自鄭觀應的內心召喚。
1882年2月，鄭觀應與太古的合同期滿，3月，他接受李鴻章的委札，就任招商局幫辦一職。
三個大買辦先後都毅然告別優厚而且能夠世襲的洋行生涯，轉而為朝廷所用。這在當時商界堪稱奇事一樁。日後讓人欷歔不已的是，唐、徐、鄭三人自投身於官督商辦事業之後，其經歷竟是同樣的坎坷悲情。唐廷樞逝於1892年，據當時人稱，「身後蕭條，子嗣靡依，未能稍食其報。」也就是說，他沒有給子孫留下什麼財產。徐潤後來被盛宣懷趕出招商局，又經歷多年磨難，逝於1911年，所積財富不過萬兩。鄭觀應逝於1922年，家財也十分有限。「四大買辦」中，唯獨東山席家，一直恪守買辦身份，枝繁葉茂，富貴百年。人生運勢隨國運而動盪，是非得失如此詭異，讓後來者真正一言難盡。
在19世紀末，全國有933家洋行，以每家平均僱有10名買辦計算，全國買辦人數即為1萬人。這在當時是一個不小的數字，而且他們基本都聚集在沿海及長江流域沿線的城市，自是一股不可忽視的財富階層。在近現代史上，他們是第一代脫離了土地、具有獨立特徵的企業家階層。
買辦階層有三個鮮明的特點：一是世家化，二是富甲天下，三是思想開化。
「四大買辦」都是買辦世家。唐廷樞一門四兄弟都是大買辦，他的子侄輩十餘人也繼承衣缽，唐氏家族在英商怡和洋行中服務超過半個世紀。徐潤一家，從他的伯父起到眾多表弟、子侄共十餘人，都服務於寶順、太古、禮和等多家洋行。鄭觀應一家也大體類似。
最具代表性的是東山席家。席氏的第一個買辦是席正甫（1838~1904），他與徐潤同歲，19歲那年到上海的錢莊做學徒，後進英商匯豐洋行當跑街，僅6年後就升上了買辦。在他的促成下，李鴻章以鹽稅為擔保，向匯豐借款200萬英鎊，開出了清政府最大的一筆商業性外債，也從此開啟了匯豐與中國政府的長期政治貸款合作。從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向匯豐借款17筆，絕大多數都由席正甫一手經辦，其中最大的一筆是他與「紅頂商人」胡雪巖合作，向左宗棠出借1075萬兩用於鎮壓新疆地區的叛亂。這些借款的年息居然在15%左右，是不折不扣的高利貸，清政府財政因此更加拮据。從席正甫進匯豐到1911年前後，外商在上海開設大小銀行34家，其中17家是由席氏家族及其東山親戚擔任買辦。席家祖孫三代14人，先後在6家英商銀行、兩家美商銀行、兩家日商銀行和法、俄、意各一家銀行出任買辦，幾乎壟斷了當時主要外商銀行的買辦職位。
買辦的收入之高，在當時無任何職業可比。席正甫在匯豐的年薪約為10萬兩白銀，可換算成5萬擔大米（每擔約150斤）。除了規定的年薪，另外還有兩大塊財源。一是洋行給出的佣金。買辦無論是組織貸款、買賣外匯還是辦理匯票，都有一定比例的回扣，高者達12%，最低的也有0.12%。佣金之高非常可觀，後來曾經當過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的曹汝霖早年也當過買辦，他曾經拿出放款所得的佣金，與日商合辦了一家中華匯業銀行。
比佣金更大的收入來自買辦們的自營生意。按當時慣例，洋行不禁止買辦創建自己的企業，所以，幾乎每個買辦都有自營買賣，而且這些生意大多與洋行業務有很強的關聯性。譬如，唐廷樞就開有錢莊、當鋪、保險公司、茶棧和棉花行，他還跟鄭觀應合股辦了兩家輪船公司。徐潤則在上海、湖北、江西和廣東等地開有連鎖商號，專門收購生絲、茶葉和棉花，為寶順洋行提供貨源，賺取差價。因為掌握了洋行的進貨權，所以，買辦的話語權就特別大。唐廷樞和徐潤所服務的怡和、寶順都是當時最大的洋行之一，他們聯起手來做生意，竟可能控制某些緊俏商品的定價權。
在進招商局前，兩人甚至還創辦了上海茶業公所、絲業公所和洋藥（鴉片）局，與各口岸的公所「互為維持」，左右了長江流域的茶葉、生絲和鴉片的貿易。鄭觀應的生意做得也很大，他開有茶棧、鹽號、雜貨號、錢莊和輪船公司。此外，太古在長江及沿海各口岸都設有「代客辦貨」的攬載行，也就是物流服務公司，鄭觀應在很多攬載行裡擁有股份。席家的投資同樣龐大，開有銀樓、錢莊和紗廠，在上海繁華的南京路擁有大片地產。1905年，清政府創辦戶部銀行（三年後更名為大清銀行），是為中央銀行，席家以多個私人身份投資入股，合計得1320股，大約占銀行總股本的6.6%，是最大的私人股東。
如此錯綜龐雜的生意，讓買辦們變得富甲天下，自不是虛言。在他們崛起之前的200年間，國內商業多為晉商和徽商所控制，特別在長江流域，靠販鹽和生絲買賣起家的徽商勢力最盛。然而到19世紀後期，買辦財勢已隱然超越，當時上海便有諺語稱，「徽幫人再狠，見了山上幫（指東山幫），還得忍一忍」。
有研究者考據，到1900年前後，席家資產已經超過1000萬兩之巨。這是一個怎樣的數字，可以與慈禧太后修頤和園作一個比照。1885年，慈禧太后沒有錢過生日，硬是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朝廷因此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並在三年後停止撥付海軍的器械彈藥經費。此事被認為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失利的重要原因。慈禧到底挪用多少海軍軍費一直有爭議。據頤和園管理處的《頤和園》所記載，佛香閣等56處工程估價為318萬兩左右，以重修水操學堂名義撥款68萬兩，各地督撫以「海軍經費」名義另外集款260餘萬兩。後世學者估算總費用在1000萬~1400萬兩之間，民國史家羅爾綱在《清季海軍經費移築頤和園考》中的計算是：「吾人今日雖無法考出其確數，然必在一千萬兩以上則可斷言也」。由此可見，1000萬兩對於一手掌控帝國的慈禧太后來說也算是一個頗大的數目，且影響到國防，最終導致了國運的陡轉。而一個買辦家族，其資產就可達到這個數字，不可謂不駭人了。
買辦生涯如此穩定而多金，三個香山人卻相繼棄之轉投，究其原因，除了商業利益的評估外，更大的衝動應來自於他們對國家的報效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