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富無以保邦，非強無以保富；
初則學商戰於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
——鄭觀應：《救時揭要》，1873年
李鴻章看中的兩個買辦，一叫唐廷樞（1832~1892），一叫徐潤（1838~1911）。他們是晚清「四大買辦」中的兩個。
在很多教科書和歷史讀本上，買辦是一個遭人鄙視的貶義詞，對它的定義是這樣的：「外國侵略者從僱用買辦從事侵略的活動中得到了好處，逐步形成為一種代理制度，這就是買辦制度。以後，外國侵略者與中國人打交道都照例物色代理人，而那些為外國侵略者服務並甘心充當他們代理人的中國人，如為軍閥向帝國主義借外債、買軍火的經手人，在帝國主義同反動政府之間擔任穿針引線、談判賣國條約的政客，以及販賣帝國主義腐朽和反動文化的掮客，都稱為買辦。買辦這個名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便被賦予廣泛的意義，成為極不光彩的帝國主義奴才和爪牙的通稱了。」
「買辦」，comprador，原本是葡萄牙語，用現在的通俗說法，就是跨國企業裡的中方職業經理人。在當年上海，它被翻譯成「糠擺渡」，謂買辦介於華洋人之間以成交易，猶籍糠片的擺渡之用，既表示其橋樑作用，又含買辦賺錢之輕而易舉。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限定廣州為全國唯一正式許可的對外通商口岸，並制定十三家官牙行經營和管理進出口貿易，實行國營的貿易壟斷，這就是所謂的「十三行」。「十三行」具有官商的社會身份，它們作為官設的對外貿易特許商，代海關徵收進出口洋船各項稅餉，並代官府管理外商和執行外事任務。「十三行」中的從業者因此成為第一批從事合法外貿的商人集團。到19世紀初期，「十三行」的商人財富已非常驚人。其中有一個叫伍秉鑒的人，他在1834年約有家產2600萬兩白銀，幾乎相當於清政府1/3的年度財政收入，被當時的西方稱為「天下第一富翁」。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亞洲版》將伍氏評為千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
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被迫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為通商口岸，取消了「十三行」的貿易專營權。從此，那些財力雄厚、商業經營理念先進，而且擁有特權的跨國銀行及貿易公司便成了壟斷中外貿易的主要勢力。從「十三行」中散溢出來的人開始附依於外商，很快形成了一個新的群體——買辦。
晚清一代，很多商人，尤其是廣東和上海商人，都是從買辦起步的。
由於洋行初萌於廣州，繼興於上海，所以兩地以及附近縣城便成了出產買辦最多的地方，其中最出名的有廣東的香山幫、江蘇吳縣的東山幫和浙江的寧波幫等。《滬游竹枝詞》謂：「糠擺渡名不等閒，寧波幫口和香山，逢人自詡呱呱叫，身列洋行第幾班。」在晚清「四大買辦」中，唐廷樞、徐潤和鄭觀應均為香山人，席正甫為東山人。在上海，以寧波人的群體勢力最為龐大，朱葆三、虞洽卿等長期把持上海商業總會的會長職務。
很多西方學者在對晚清企業家的研究中，斷定他們缺乏「企業家精神」。費維凱在對盛宣懷的專題研究中認為，官僚工業家「固執地缺乏主動性」，因為他們與中國上流社會體制的聯繫，尤其是他們接受古典儒家教育、參加科舉以及擔任政府官員的經歷，妨礙了他們進行冒險，從而窒息了企業家精神的形成。馬裡恩·利維則從社會學的角度將這種缺失歸咎於中國的家庭結構和家庭觀念，他在《近代中國商人階級的興起》一書中認為，商人把資本用於追求紳士地位，「最成功的商人的標準，是他和他的後代不再是商人」。其結果是，中國商業領域出現了人才和資金的流失。當工業化機遇到來的時候，與日本相比，中國就缺乏實現工業化進程所必需的「管理人才。」在晚清時期，唯一被認為符合企業家標準的商人群體是買辦。郝延平在他所著的《19世紀的中國買辦》一書中用大量事實證明，中國買辦「就是傑出的熊彼特式的企業家」。到1900年，有多達1萬名買辦符合這個標準。
李鴻章所聘的唐、徐兩人是當時名望最高的買辦，也都在航運上闖出過大名聲。
唐廷樞是當時最大資本規模的英商怡和洋行的大買辦。他的父親是一個美國傳教士的聽差。唐廷樞早年就學於一家教會學校，他的同學中就有上章所提到的中國第一個留學生容閎。哈佛學者劉廣京在《唐廷樞之買辦時代》一書中引用當時人評語，說他「講起英語來就像一個英國人」，他在年譜中也自稱「受過徹底的英式教育」。青年時期，他還用廣東方言編過一本《英語集全》，是最早的中英文學習用書。
30歲那年，唐廷樞進入怡和洋行。當時，美國因南北戰爭影響了棉花出口，英國、印度等國棉紡廠貨源緊缺，轉而向中國採購棉花——從這個細節可見，全球化的景像在19世紀中後期確實已經清晰地呈現了出來。唐廷樞抓住時機，在上海開設「修華號」棉花行，為怡和洋行收購棉花，很是賺了一筆。因才幹出眾，入行三年後，他就被提升為洋行買辦，並獲權掌管金庫。
1869年，唐廷樞向洋行老闆建議投資輪船航運業。在他的主持下，怡和先後開闢了上海至福州的輪船航線和對馬尼拉的航運，這一新業務為怡和帶來了豐厚的收益，一些輪運的年利潤率竟高達60%。唐廷樞一時在商界名聲大噪。他的競爭對手美商旗昌洋行老闆F·B·福士在一封信中認為，唐廷樞「在取得情報和兜攬中國人的生意方面，能把我們打得一敗塗地」。正因此，當李鴻章決意從買辦中為招商局尋找領導人選時，第一個就瞄準了唐廷樞。
比唐廷樞年少6歲的徐潤，其買辦經歷也十分相似。他15歲就隨叔父到上海，在寶順洋行當了一名學徒。寶順洋行為英國大鴉片商人顛地（此人就是1840年鴉片戰爭時，與林則徐對抗，被林則徐認定「誠為首惡，斷難姑容」的英商代表）所創，是南方歷史最悠久、最有權勢的洋行之一。徐潤從月薪10元的小學徒開始，到24歲時已升任主賬。
隨著清政府被迫開放各個口岸，寶順洋行在各地迅速「查看形勢，立行通商」，徐潤就充當了坐鎮上海，協調各沿岸分行的重要角色。他很早就預見到長江航運的重要性，竭力開拓長江輪運。在他的建議下，寶順從香港購進一艘叫「總督」號的輪船，稍事裝修後投入長江航運。該輪客貨兩用，還可拖帶4艘鉤船，每艘又可裝貨600噸，從上海到漢口一個來回，僅貨運收入就已將購船、裝修的成本收回，獲利實在豐厚。此後，寶順購置多艘江輪，在上海建成了唯一能容納海輪的寶順大船塢，還相繼開通了上海到日本橫濱、長崎的航線。航運業務讓寶順每年的進出口總值達到數千萬兩，在各洋行中獨領風騷。徐潤也因此成為寶順洋行的總買辦。
到1866年，倫敦爆發金融風潮，所有英商企業都受波及，寶順的股東們開始拆股收縮，美商旗昌洋行乘機在兩年後收買了寶順全部的航運業務。徐潤離開寶順，開始獨立經營茶葉生意。當李鴻章為了招商局向他發出邀請的時候，旗昌的老闆福士也看中了他，並許以上海總買辦一職。徐潤最終決定跟唐廷樞攜手投奔草創中的招商局。
李鴻章任命唐廷樞為總辦，徐潤、盛宣懷為會辦。唐、徐兩人當即重啟盛宣懷所議，大開門庭，廣招商股。
買辦出手當然與官僚朱其昂完全不同，唐、徐兩人浸淫商界多年，都是名震南北一時的翹楚，而且在航運業均有成功的先例。他們很快招到50萬兩民間資本，並仿照外商洋行「以一百兩為一股，給票一張，認票不認人」，「以收銀日為始，按年一分支息，一年一小結，總賬公閱，三年一大結，盈餘公派」。唐、徐二人自己也投入資金，成了股東。在此之前，中國的企業組織方式只有獨資和合夥兩種，輪船招商局公開招股籌資，成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家股份制企業。而在從前，中國商人做生意從來只能視官府之眼色，哪裡有平等對坐的資格，更不要說「總賬公閱」了。輪船招商局別開洞天，已經有了很規範的公司產權制度。
輪船招商局成立後，當即在長江航運中與洋商大打出手。當時，勢力最大的輪船公司是美國旗昌洋行、英國太古洋行，他們聯手訂立了「齊價合同」，壟斷航運業務。招商局在李鴻章的大力扶持下，先是靠漕運業務保證了公司的基本運作，又得到朝廷的低息貸款，再加上唐廷樞等人的精明管理，讓美英兩大洋行感到巨大壓力，在招商局成立的三年裡，原本賺得手順的洋行竟變得無利可圖。太古洋行面值100兩的股票，到1876年只值56兩，到年底已是無錢向股東發放股息。而實力最強的旗昌洋行也同樣陷入困境，它的100兩面值股票也跌到70兩。在競爭壓力下，其股東會最終決定退出航運業，把公司轉賣給輪船招商局，開價為220萬兩白銀。
當時的招商局只有11艘輪船，全部資本額75萬兩，買下旗昌無異於「小魚吃大魚」。唐、徐沒有辦法募得這筆巨款，便與久在官場廝混的盛宣懷商議，盛大為讚許，並願意挺身出面籌款。可是，朝廷實在是國庫羞澀。盛宣懷找到李鴻章，李鴻章表示「費巨難籌」。他又去找兩江總督沈葆楨，沈葆楨此時正注力於福建船政局的建設，也以「無款」拒之。盛宣懷奔走於京滬之間，再三向李鴻章曉以利害，李鴻章最後同意從浙江、江西和湖北三省撥銀50萬兩，沈葆楨則從他的藩庫中出50萬兩，這樣勉強籌齊了100萬兩。
盛宣懷再與旗昌談判，軟硬兼施，讓後者同意先支付120萬兩，餘款分五年還清。就這樣，招商局一口吃下旗昌，成為中國水域內最大的輪運企業。日後與盛宣懷終生交惡的徐潤在晚年《自敘年譜》中也承認，「商局根基從此鞏固，皆盛杏翁之力為多矣。」到1881年，招商局還清所有欠款，還有盈餘過百萬兩，成當時清政府規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民用企業，它的輪船試航英國倫敦及美國的檀香山、舊金山，很是張揚了一番威風。當時有個日本官員在參觀了上海的碼頭和輪船後，對盛宣懷說：「有了這個輪船招商局，你們大清的風雨茅廬中，總算有了兩張新桌子。」而李鴻章對此也是十分得意，他在《復劉仲良方伯》一信中言道：「招商局實為開辦洋務來，最得手文字。」
在招商局站穩腳跟後，1878年，李鴻章委派唐廷樞北上，籌建開平礦務局。
煤是軍艦的動力原料，在軍用和民用兩方面均意義重大。中國華北煤礦資源豐富，卻一直缺乏開發能力，不得不從國外進口。開平礦務局是第一家以現代公司方式投資經營的煤礦企業。唐廷樞等人在幾年前就上書李鴻章，懇請開採開平煤礦。據他計算，在噸煤價格構成中，中國礦工工資所佔比例僅為英國礦工的一半，所以，獲利空間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