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日夜望死，憂見宗之隕。
——曾國藩，1869年
公元1869年7月7日，同治八年農曆五月二十八日深夜，保定府直隸總督衙門的後花園。清帝國聲望最隆、權勢最熏的漢族大臣曾國藩與他的門客趙烈文秉燭夜談，困坐愁城。
在過去的16年裡，曾國藩靠團練湘軍起家，「清剿」了南方的太平天國（1851~1864），將一個看上去即將覆滅的帝國重新拉回到正常的軌道上，甚至還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同治中興」。上年，他由兩江總督調任更為重要的直隸總督，可謂聖眷正隆。但是，進入中央樞紐之後，他才真正意識到國家的頹敗遠遠超過自己原來的預料，根爛葉敗，國政匡廢，朝中根本沒有可以力挽狂瀾之人。他對趙烈文說，當今之世已是「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吾日夜望死，憂見宗之隕」。
19世紀中後期的中國，到處充滿了帝國斜陽的憂傷。在過去的2000多年裡，儘管它也時常被戰爭、饑荒、瘟疫和暴政所困擾，不過，卻始終有著一份與生俱來的從容。遼闊的疆域、強大的文化凝聚力讓它具備了一種獨特的自我癒合能力，它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恐慌、破敗和孤立。1839年，兩廣總督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次年，英國艦隊攻擊廣州，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清軍潰敗。中英開戰之時，國人對英人瞭解之偏缺讓人咂舌。中方主將林則徐認定英國士兵的膝蓋是不會彎曲的，因此只長於海戰，一登岸來就「一僕不能復起」，任人宰割。他在1839年9月給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寫道，「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代俱非所嫻，而腿足裹纏，結束嚴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林大人已是舉國最「開化」的官員，以此「知彼」，焉能不敗？1842年8月，中英《南京條約》在一艘叫做「皋華麗」號的英艦上簽署，清廷割讓香港、開放通商口岸並賠償巨款。從這個原本稱為「萬年條約」的不平等條約開始，中國步入了屈辱的100年。在一個陌生的、冉冉升起的外域文明面前，一向自大的帝國突然變得無比的驚惶和不自信。
1872年3月20日，曾國藩在抑鬱中病逝。半年後的9月15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條「舊金山來電」，報道第一批中國政府派送的留學生坐船到了美國。新聞稱：「昨天到達這裡的30名中國學生，他們都是很勤奮和優秀的小姐和紳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這之前到美國訪問過的中國人都好看得多。有三名身為中國官員的教師陪同他們。朝廷撥出100萬美元用於這些學生的教育。」這條快電有兩個小小的錯誤，首先，30名俊秀的少年都是男孩，或許因為他們留著辮子，所以實在很難進行辨認。其次，他們也不是經過精心選拔的、最優秀的中國少年，30人中有24個來自廣東，其中更有多名都來自香山鄉村。事實上，負責選拔事務的官員根本找不到願意讓孩子遠渡重洋去留學的富足家庭，只好在南方勉強湊到了一些貧窮子弟。臨行之前，所有孩子的父親都要在一張寫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證明書上畫押簽字。在這些學生中，日後最出名的是修建了京張鐵路的「中國鐵路之父」詹天祐。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標誌性的開放事件，就好比整整106年後，當再度打開國門的時候，中國也在第一時間向美國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
曾國藩沒有親眼看到帝國的崩潰。不過，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這位才智卓越的湖南人一直在做一件比擊潰太平天國更具有長遠意義的事情——他和他的同黨們試圖讓暮靄中的國家重新振奮起來。向美國委派留學生就是他臨終前最後批准的計劃之一。這是一項更為龐大的復興工程中的一小部分，這個工程日後被稱為「洋務運動」，它便是中國近代企業的起源。
洋務運動的啟灶，先是與鎮壓各地民變的軍事活動有關。早在1855年，起兵不久的曾國藩就在江西設立了小型兵工廠，1861年，又在安徽安慶建了兵工廠和船塢。1862年，他從官庫中調出6.8萬兩現銀交給35歲的容閎，派遣他前往美國購買建造兵工廠所需設備。容閎出生於澳門附近的貧窮家庭，少年時被教會學校送進著名的耶魯大學讀書，是第一個畢業於美國高校的中國人。他赴美期間途經正在修建中的蘇伊士大運河，預感世界將被打通。
1864年5月，曾國藩最得力的助手、江蘇巡撫李鴻章在一份奏折中說：「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此議不但提出要學習西方，還試圖修改千年科舉制度的取士標準，在當時十分驚世駭俗。
1865年，中國第一艘實用蒸汽船「黃鵠」號建造成功。同年，蘇淞太道道員丁日昌在上海虹口購買了美商開辦的旗記鐵廠，李鴻章又將丁日昌原來開辦的炮局及總兵韓殿甲的炮局併入，並新配備了容閎在美國購買的一批機器，曾、李兩人由此正式奏請成立「江南製造總局」。李鴻章在9月20日寫了一份很長的奏折《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詳細說明開辦此廠的重要性。他認為「機器製造一事，為今日禦侮之資，自強之本」，而且現在製造的機器是為軍事所用，日後一定運用普及，「洋機器於耕織、刷印、陶埴諸器，皆能製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他甚至預言道，「臣料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製作以自求利益者。」
江南製造總局一開始主要生產一些小型的裝甲快艇、步槍、火炮和子彈。1867年5月，曾國藩奏請朝廷提留部分海關稅款建造大型艦船。第二年8月，工廠生產出第一艘自行設計、製造的木殼輪船「恬吉」艦。輪船下海時，上海萬人空巷，爭相觀看，歡呼雀躍。曾國藩高興地在試航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中國初造一號輪船而速且穩如此，殊可喜也。」其後五年，「操江」、「測海」、「威靖」和「鎮安」等軍艦相繼造成，最大的「鎮安」艦排水量達2800噸，1800馬力，安裝有20門火炮，已是當時亞洲最先進的軍艦。
江南製造總局堪稱近代中國第一家新式工廠，是晚清規模最大的軍工企業。它從生產槍炮彈藥開始，日漸發展成為修造船艦、煉鋼煉鐵、機械製造為一體的綜合型新式企業。它建起了中國第一座煉鋼爐，生產了大批車床、刨床、鑽床、鋸床和起重機、抽水機、汽爐機等，成為中國機械製造產業的開端，有「機器母廠」之稱。它後來更名為江南造船廠，一直是最重要的船舶製造基地之一。到2010年，位於黃浦江畔的工廠原址將成為上海世界博覽會的主展區，百年復興夢想，居然在此巧合際會。
就在江南製造總局開辦的同時，另一個地方大員閩浙總督左宗棠在福建馬尾創建了福建船政局，林則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楨任總理船政大臣。它造出了第一艘鐵甲軍艦，組建了第一支現代意義上的海軍——福建南洋水師。左、沈兩人還創辦了培養科技和管理人才的新式學堂——福州船政學堂，它以中文、法文雙語開課，所用教材均是來自歐洲的原版教科書。優秀的學生被選拔到英國和法國的大學深造，他們在後來的半個世紀裡一直是中國海軍的骨幹力量。
這些早期工廠儘管對增強國力作用十分有限，但卻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
洋務運動是一次留著「辮子」的改革。後世史學家常常謂歎，中華民族錯過了近代工業文明的萌芽期，因而受到歐洲列強的侵辱。不過換一個角度，我們還可以有另外的一種觀察，就在曾國藩等人發動洋務運動的同時，後來成為全球最強經濟體的三個國家——美國、德國以及日本——也剛剛完成了國家的統一，並相繼開始它們的現代化之旅。在某種意義上，日後百年間，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艱辛與曲折，與時間遲早並沒有多大關係，而是因為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具有太多搖擺、投機和過於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
美國在1865年結束了南北內戰，林肯總統雖然解放了黑奴，但種族隔離仍然持續，尤其在南部，黑人不能入讀白人學校，不能在招待白人的餐廳進食，不能與白人乘坐同一輛公共汽車或必須讓座給白人。在1860年前後，美國人口佔全球人口總數的3%，全美超過8000人口的城市只有141個，鋼鐵產量還不足100萬噸，歐洲的報紙直接將之比喻為「跟在英、法後面的小兄弟」。1865年，後來成為美國首富的安德魯·卡內基在賓夕法尼亞州與人合夥創辦了卡內基科爾曼聯合鋼鐵廠。就在同一年，李鴻章向清朝廷遞交《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1871年，J·P·摩根與人合夥創辦德雷克塞爾–摩根公司，從事投資與信貸等銀行業務。而當時在中國，「紅頂商人」胡雪巖的阜康錢莊正處巔峰，其支店達20多處，遍佈大江南北，資金2000餘萬兩，田地萬畝。胡雪巖還操縱江浙商業，專營絲茶出口，從事藥品商貿，儼然一個混業經營的大企業。
也是在這一時期，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剛剛誕生。1870年，以「埃姆斯電報」事件為導火索，普法戰爭爆發。在「鐵血宰相」俾斯麥的指揮下，普軍大獲全勝。普魯士軍隊開進巴黎城，在凡爾賽宮宣佈統一的德意志帝國成立，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為皇帝。
與日本相比，我們的感慨將更深一層。就當曾國藩在保定府日夜望死的前一年，在一洋之隔的日本國也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1868年1月3日，一個叫西鄉隆盛的武士率2000人從鹿兒島北上，發動「王政復古」政變，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統治，迎回天皇，從此拉開明治維新的帷幕。
在中國企業史的研究中，日本是一個很可以參照的對象。在過去的150年間，這兩個東方國家在三個重大的時間點上出現過驚人的類比點。第一個時間點是1870年前後，當時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發動洋務運動，而日本則進入明治維新，兩國幾乎同時開始了工業化的變革——更有意思的是，明治維新的結束時間竟與清帝國的滅亡時間頗為接近；第二個時間點是1945年前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全島變成一片廢墟，而中國也處在「國共和談」的轉折點上，飽經戰亂的中國從戰爭中暫時擺脫，隨後前者迅速進入新的經濟建設，後者則陷入慘烈的內戰；第三個時間點就是我正在寫作此書的當下，日本與中國的經濟總量分別處在全球的第二、第三位，其政治經濟體制和所面臨的挑戰則全然不同。中日國運交錯，恩怨如麻，實在耐人尋味。
話說1871年12月，一個日本使節團登上美國太平洋輪船公司「亞美利加」號，離開橫濱赴歐美考察。在二戰後把日本經濟帶入正常軌道的日本政治家吉田茂曾在《激盪的百年史》中追述說，在出發之前，日本的改革家們曾預想用「西方的技術、東方的道德」或者是用「西方的學識、日本的精神」作為日本變革的方式。然而，正是這次考察讓他們意識到，「這樣的公式與實行近代化是相背離的」。
這些日本人先後訪問了美、英、法、比、荷、奧、德、俄、丹、意、瑞士、瑞典等12個國家，歷時22個月，考察了政府組織機構、議會的功能及運作、法院的權力、三權分立的機制等等，對公司、交易所、工廠、礦山、港口、農牧場、兵營、要塞、學校、報社以及福利設施等，也都進行了仔細的考察。回國後，他們堅定地達成了「脫亞入歐」的共識，先後提出制定《憲法建議書》、《殖產興業建議書》、《振興國外貿易建議書》等三大建議書，為維新事業繪製了藍圖。使節團成員、明治維新的代表人物伊籐博文描述自己的震驚是「始驚、次醉、終狂」，他認定：「國家富強之途，要在二端，第一開發國民多數之智德良能，使進入文明開化之域。第二使國民破舊日之陋習，不甘居被動地位，進而同心協力於國家公共事務，建設富強之國家。」
在這一理念的引領下，日本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先是在教育制度上進行了顛覆式的變革，政府成立文部省，陸續發佈《學制令》、《教育令》和《帝國大學令》，奠定了近代學制，到1907年基本上普及了六年義務教育，兒童入學率達到97%。而清廷一直到1905年才廢除了科舉制度，開始新式教育的嘗試。第二是進行大膽的憲政變革，廢藩置縣，摧毀了所有的封建政權，同時組建議會，實行立憲，「萬事決於公論」。日本政府於1885年實行內閣制，翌年開始制憲，1889年正式頒布憲法，1890年召開第一屆國會。在教育和政治改革的同時，經濟改革亦緊鑼密鼓地進行。日本政府宣佈改革農業稅，統一貨幣，1872年建成第一條鐵路，1882年成立第一家新式銀行，大量工廠相繼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