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最危險女人」之稱的《財經》雜誌主編胡舒立在《電信高層閃電換位弊大於利》的評論中直言，「三大電信海外上市，我們都聽到一種說法——缺的不是錢，而是機制，上市是為了換回好機制。對內對外，幾乎千篇一律。那麼，這種機制的核心到底是什麼呢？當然是資本市場所認可的公司治理結構。然而，此次中國國有大股東對三大電信商強行操作高層互換，整個決策過程並不透明，更談不上事先在上市公司董事會與股東大會醞釀相商；其手法，顯示所有者仍將企業管理者當成可以隨意調動的政府官員，對市場通行的「競業禁止」規定和「利益衝突」概念全無認知，更暴露出上市公司的管理層激勵機制形同虛設，未有生效。如此無所顧忌地「跨越資本市場制約」，所傷害的正是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之本。這是一種致命傷，不僅傷害了三大上市公司本身，還會對諸多處於轉制過程中的國有企業帶來不良示範效應。」儘管受到如此激烈的非議，不過這種換崗的威懾力卻是顯見的，自換崗之後，三大電信企業迅速形成新的「寡頭默契」，原本硝煙四起的價格戰偃旗息鼓，「行業秩序」一時井然，各家的盈利也當然大大增加。
近年以來，對電信壟斷的詬病從來沒有停止過。今年4月，《經濟參考報》刊文質疑電話「月租費」，電信專家鞏勝利認為，這是計劃經濟下「行政批權」的產物，根本沒有經任何國家法律程序。可是，它在沒有「法律規則」和「監督程序」的環境下，世襲近30個年頭巋然不動。2004年底，中國固定電話和移動電話總數突破五億多用戶，電信企業僅「月租費」一項，一年就輕鬆獲利超過2000億元，其中，中國移動近10年的「月租費」一項，收入總額超過1萬億元。而多年以來的固話、移動電話「月租費」相加之和，應有5萬億元之巨。
北京郵電大學教授闞凱力則炮轟手機「漫遊費」，據他披露，手機漫遊的成本實際上幾乎為零，在2005年，中國移動漫遊費收入大約為490億元，佔了其利潤的一半以上。相比較，美國電信業實行全網同價，不但沒有漫遊費，連國內長途費都沒有，從美國打越洋電話到中國，每分鐘只要1.67美分，約合0.13元人民幣，而從中國打過去則需每分鐘8元人民幣，相差60多倍。闞凱力還指責，暴利的壟斷格局使得電信企業拒絕新技術，譬如，已在歐美全面應用和普及的網絡電話和無線寬帶覆蓋技術將大大降低電信的使用成本，甚至實現免費服務，然而，它們都毫無懸念地被打入冷宮。露骨的電信壟斷讓人們最真切地看到了一條經濟學原理，「壟斷沒有好或者壞，只有壞或者更壞。」
今年10月27日，中國工商銀行在上海和香港兩市同時上市，其股票發行規模合計達191億美元，刷新了全球IPO（首次公開發行）的最高紀錄。工行董事長姜建清在港交所大廳激動地對記者說：「我非常非常地滿意，今天的上市非常非常地成功。」。而在去年的10月，中國建設銀行也在香港成功上市，當時曾創下多項紀錄，其中包括：香港股市有史以來集資規模最大的IPO、2001年至今全球集資金額最大的IPO、中資企業「全流通」上市第一股等等，不過，跟工行上市相比，建行的這些記錄頓時相形見絀。到2007年7月，隨著中國股市的狂飆直升，工行股價一路上漲，市場資本總額達到了驚人的2540億美元，從而超過美國花旗銀行的2510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銀行。
全亞洲最賺錢的企業、全球最大電信企業、全球第一大銀行，當這些黃金桂冠一一落到中國企業的頭上的時候，再也沒有人敢於質疑中國經濟的強勢以及壟斷的力量。今年9月，國家統計局最新調查結果顯示，國有企業集團總資產近20萬億向壟斷領域集中。在娛樂業、計算機服務業和建築裝飾業等行業中，沒有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集團；在一些市場化程度較高、競爭激烈的行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集團所佔比重相對較低，如木材加工、紡織服裝和建築安裝等行業低於10%，紡織業、農副食品加工業、塑料製品業、化學纖維製造業比重不到1/3。而在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煤炭開採和洗選業，幾乎全為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集團所佔據；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運輸業，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等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關鍵行業或領域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集團所佔比重也在90%以上。從1998年到2005年，國有企業利潤節節攀高，實現利潤從213.7億元提高到9047億元，短短7年增長了42.3倍，累計利潤超過4萬億元。以此視之，國有企業效益困局不但豁然全解，而且呈現前所未見的強盛。
依靠壟斷而形成的效益，是否全民之福？這是中國公司改革的最優成長路徑嗎？對於這個命題的討論不絕於耳。根據調查顯示，在2006年，電力、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也就是說，這些壟斷企業的平均工資是非壟斷企業的14倍。此外，還有一個事實被經濟學家重新提及，儘管大型國有企業取得了如此耀眼的效益，不過，它們已經有12年沒有向國家上繳利潤了。從1994年開始執行的《國務院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一直沿用至今。
相反，中央財政對國有企業仍然保持了輸血的政策，據《中國統計年鑒2005》顯示，從1994年至2004年，國家財政用於企業虧損補貼3306。13億元，用於增撥企業流動資金383.16億元，用於企業挖潛改造資金8645.14億元，三項合計高達12334.43億元。公共選擇理論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政府部門並不必然以社會大眾的利益為目標，當社會不能有效約束政府時，政府部門有可能利用其壟斷性權力謀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經濟學者孔善廣在題為《國有企業壟斷利益與國民利益》的論文中說，「確實，現在這一個問題已經擺在我們面前——國有企業通過壟斷追求利潤最大化卻可能損害作為投資者和所有者的國民的利益，政府是要追求國有企業的利潤最大化，還是追求國民利益的最大化？這些都值得我們去思考、去回答。」
今年7月12日，美國《財富》雜誌公佈了2006年度全球500強公司名單，共有22家中國企業進入世界500強，中石化由31位升至23位，位居中國企業之首，國家電網公司，從40位升到32位，中石油從46位升到39位。《中國青年報》在題為《入選「世界500強」的內地企業讓人汗顏》的評論中認為，「一個企業發展到何種程度，就可以稱為強？在我看來，「強企」至少要具備以下幾種因素：持續且上乘的盈利能力、通過競爭取得行業領先地位、核心競爭優勢、精簡而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強大的創新能力、健全的規章制度、抗風險能力、國際化水平、品牌知名度高。按照這些標準，我們幾乎可以不假思索地判斷：這22家上榜「500強名單」的中國企業，能夠稱得上「強」的寥寥無幾。」
不過對於這一景象，也有不同的觀察結論，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認為，「石油、電信、電力等行業中幾乎沒有壟斷」。2005年12月22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的記者會上，他說。「這麼好的一個局面中間有很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競爭，也可以說我們這些行業當中幾乎沒有哪一家壟斷的。實際上石油、電信、電力已經形成了一個基本競爭的格局，而且這些企業的主要資產都在上市公司。準確地說，他們的股權已經多元化、社會化。」
就當姜建清在港交所激動地說「非常非常地滿意，非常非常地成功」的時候，他的身後站在一群笑容滿面的美國基金經理。《華爾街日報》在一篇評論中頗有點羨慕地寫到，「打開這兩年的業務利潤報表，最賺錢的華爾街經理人，有一半與中國有關。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些投資銀行家在中國不是賺了很多錢，而是賺走了幾乎所有的錢。」
如果說，在2001年之前，國際資本在中國的超國民待遇主要體現在稅收優惠、行業優先進入等方面，那些，在此之後，它們的最大收穫是優先參與了國有壟斷企業的資本市場化運動。我們已經在2002年描述過能源行業的合資景象，而近年來，更大規模的資本獲利發生在金融領域。
中國對國有銀行的市場化再造開始於上世紀末，1998年，財政部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向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和交通銀行等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注入資本金，1999年，四大銀行被允許剝離1·。4萬億元不良資產。然而，第一次「注血」與剝離被沒有讓這些銀行的經營和資本狀況得到根本改善，一直到2002年，後來成為全球最大銀行的工商銀行仍然在年報中承認，資本充足率只有5·54%，不良資產合計有7，598億元，所有者權益數卻只有1，782億元。
根據WTO的協議約定，中國將在2006年全面開放人民幣業務，所以在此之前完成銀行的改革已進入倒計時，於是，在2003年12月，國務院決定動用4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為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注入資本金，2005年又動用150億美元的國家外匯儲備為工商銀行注資。正是在這種強有力的國家資源的巨量輸入下，四大銀行一下子變得靚麗無比，其一級資本充足率均達到或超過8%，不良貸款率大幅下降至5%以下，歷史包袱基本甩光，資產負債平衡表質量顯著改善。接下來，變成「靚女」的四大銀行紛紛出境「路演」，尋找國際戰略投資人，在進行了資產重組後，再謀求上市。2006年和其後的2007年，是「銀行上市年」，幾乎所有重要的銀行都在這期間紛紛上市，那些疾足先登的國際金融機構從中漁利驚人，構成一出百世不現、無以複製的「花樣年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