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下卷) 第五部·2004年:表面的勝利 (1)
    「做得好,一步登天;做不好,打入地獄!」

    ——柳傳志2004年

    宏觀調控的警笛是在2003年12月鳴響的,大閘則在第二年的4月正式拉下。

    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中國歷次宏觀調控都有相同的「規律」,那就是:經濟過熱造成能源的緊缺,並因此引發出激烈的爭奪,中央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對不同所有制企業進行調控和再分配。而在這種調控和再分配中,國有企業、跨國企業以及民營企業獲得不同「等級」的政策待遇。這種的景象幾乎每隔三到五年就會出現一次,從而構成了三十年來的經濟週期,2004年的宏觀調控顯然也沒有背離這樣的政策邏輯。中央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依據是,宏觀經濟出現了令人擔憂的過熱景象,特別是在重化工業領域,投資增長速度到了非控制不可的地步。資料顯示,2002年,全國鋼鐵行業的投資總額為710億元,比上年增長45.9%,2003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329億元,投資增長96%。

    與鋼鐵行業類似的是,電解鋁的投資增長了92.9%,水泥投資增長121.9%。宏觀投資過熱,漸成決策層的共識。2003年底,警笛終於鳴響,12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2003】103號文,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制止鋼鐵、電解鋁、水泥等行業盲目投資若干規定的通知》,要求各地運用多種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資、低水平重複建設的勢頭。第二年的1月,國辦再發文件,《關於開展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情況專項檢查的通知》,2月4日,國務院專門舉行關於嚴格控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的電視電話會議,明確要求對鋼鐵、電解鋁、水泥三大行業進行清理檢查,國務院隨即組織來自審計署、發改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建設部、農業部、商務部、人民銀行等部門的人員,組成8個督查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重點便是那些進入三大行業、盲目投資的民營企業。

    首先,受到衝擊的是劉永行的電解鋁項目,在2003年11月底,就傳出消息稱,東方集團的包頭項目和三門峽項目都已被勒令中止,國家發改委工業司冶金處的官員對記者說,「他們很多審批手續不齊全,違反了國家有關法律,國家相關部門已叫停了東方希望在包頭的電解鋁項目,三門峽氧化鋁工程是為包頭提供上游產品的項目,目前也已停工接受審查。」。

    就跟歷次宏觀調控一樣,總有一些人會成為倒霉的「祭旗者」,我們已經記錄過「傻子瓜子」年廣久、「溫州八大王」、鄭樂芬等等,現在這份名單上又要增加一個名字,他就是正在長江邊大干快上的戴國芳。富有戲劇性的是,戴國芳進入「暴風眼」是一起意外事件。

    今年2月初,幾個新華社記在江蘇搞調研,他們的調研題目是各地興建高爾夫球場和大學城的佔地問題,在南京的採訪中,一位專家無意中說了一句,「常州有個企業在長江邊建鋼廠。」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記者們直覺地認為,建鋼廠肯定需要大量土地,或許也有非法佔地的問題,他們電訊國土資源部,得到的回復是該部並不清楚這個項目。於是,記者們轉頭到了常州,一路沿江尋找到了鋼廠工地。2月9日,一篇題為《三千畝土地未征先用,環保評審未批先行》的內參材料遞到了中央高層,不久後,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和環保總局派出調查組趕赴常州。

    在宏觀調控的背景下,鐵本的問題很快從毀田佔地變成了違規建設。處在事件漩渦中的戴國芳開始變得焦躁不安,他自己也不清楚,事情怎麼會變得越來越糟糕,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根據他的預算,到5月底,鋼廠的第一支高爐就可建成,馬上可以投入生產,到那時「生米就煮成熟飯」,他對手下人說,「這麼大的項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罰款,不可能拆掉。」然而,事態遠比他想像中的要嚴重得多。自上年12月的國務院通知下達後,各地的重化工業項目投資並沒有降溫的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全國第一季度的固定資產投資仍然同比增長了43%,創下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高增長率,其中鋼鐵行業的投資增幅更是高達駭人的107%,此時,有非法佔地、違規建設等多項重大嫌疑的鐵本項目跳上檯面,成了一個最合適、也是最典型的懲戒對象。

    面對聲勢浩大的調查,從來沒有應付過大場面的戴國芳方寸大亂。他和他的謀士們「天真」地認為,鐵本的問題也許化錢能夠擺平。於是,他向上級呈遞了一份「自查報告」,內稱,「我公司在接受國家有關部門調查違規投資、違規用地事項時,進行了自我財務檢查,發現了經營過程中的違法問題——自2000年公司設立開始,我公司從常州物資回收公司及武進物資再生有限公司收購廢舊鋼鐵十幾億元,其中有虛開發票近2億元,抵扣稅額近2000萬元……法定代表人戴國芳疏於管理應承擔相關的責任。」這份為了「花錢消災」的自查報告,是戴國芳為挽救鐵本而做的最後努力,他將抵扣稅款迅速補交至當地的國稅局。出乎他預料的是,正是這份自查報告在兩年後成了檢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證據。

    3月20日,遭到巨大壓力的常州市組成了鐵本項目清理工作領導小組,緊急下達了停工令。月底,國務院領導抵達蘇州,常州市委書記、市長被召去匯報鐵本項目及其所引發的問題。4月初,一個由九部委組成的專項檢查組趕赴常州,對鐵本項目進行全面檢查。這是自1991年的溫州「柳市事件」後,中央部委第二次針對一個地方項目進行空前的聯手行動。19日,戴國芳和他的妻子、岳父等10人被警方帶走,原因是「涉嫌偷稅漏稅,且數目可能很巨大」。

    4月28日,九部委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匯報查處情況,其定性為:「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失職違規、企業涉嫌違法犯罪的重大案件。」第二天,新華社向全國播發通稿,列舉了聯合調查組認定的鐵本五大問題:當地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違法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越權分22次將投資高達105·元的項目分拆審批;違規審批徵用土地6541畝,違規組織實施征地拆遷;鐵本公司通過提供虛假財務報表騙取銀行信用和貸款,挪用銀行流動資金貸款20多億元用於固定資產投資;有關金融機構嚴重違反國家固定資產貸款審貸和現金管理規定;鐵本公司大量偷稅漏稅。

    針對鐵本事件的行政處理亦史無前例,八名政府領導和銀行官員受到嚴厲的懲處。其中,常州市委書記范燕青被處以黨內嚴重警告;常州市人大副主任顧黑郎被罷免,並給予留黨查看的處分;揚中市委書記宦祥保被撤職;江蘇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明詳、省發改委副主任秦雁江、中國銀行常州分行行長王建國等被撤職或責令辭職。戴國芳的家產8萬元被查封。

    鐵本公司被高調處理,是2004年度宏觀調控的一個標誌性事件。《人民日報》在題為《堅決維護宏觀調控政令暢通》的社論中,以強硬的口吻寫道,「國務院責成江蘇省和有關部門對這一案件涉及的有關責任人做出嚴肅處理,是嚴格依法行政,維護宏觀調控政令暢通的重要舉措。」,社論同時要求「各地方各部門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中央確定的宏觀調控措施,當前特別要把住信貸投放和土地供給兩個閘門,有效控制投資規模。認真清理在建項目,嚴格控制新上項目,堅決克服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速度的傾向」。這個社論,將鐵本在此次宏觀調控中的典型角色已表達無遺。鐵本事件被認為是本輪調控的分水嶺,此後,眾多民營企業在鋼鐵、電解鋁及水泥等行業的投資項目紛紛擱淺。【2006年3月28日,在被羈押兩年之後,鐵本案在常州市中級法院開庭。戴國芳被控罪名為「虛開抵扣稅款發票罪」,檢察院的指控證據均來自那份自查報告,當初被鐵板認定的「五宗罪」無一被指控。】

    雷霆萬鈞的宏觀調控,同時還向房地產開刀。地產熱直接拉動生產資料價格的大幅上揚,而不斷上漲的房價,已造成大量普通居民買不起房,民怨已漸成沸騰之勢。3月到5月之間,國務院推出了一系列嚴厲的調控措施,包括:控制貨幣發行量和貸款規模;嚴格土地管理,堅決制止亂占耕地;認真清理和整頓在建和新建的項目;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節約資源的活動。其一系列文件和舉措如一道道「金牌」接踵而出:3月25日,推出再貸款浮息制度;4月25日,央行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4月27日,央行以十分罕見的電話通知的方式要求各商業銀行暫停「突擊放款」;4月29日,國務院辦公廳頒發「嚴格土地管理」通知;4月30日,溫家寶總理發表「推進銀行改革是金融改革當務之急」的講話;5月1日,銀監會宣佈「進一步加強貸款風險管理」的7項措施。與此同時,國內各大報刊紛紛發表言論,對房地產的過熱進行反思甚至情緒性的猛烈聲討``````

    這一連串緊縮政策的組合拳出擊和強大的輿論營造,不僅改變了投資者的收益預期、消費者購房的價格預期,而且改變了政府對房地產發展的支持理念和支持方式,從而直接導致了購買力的迅速下降,樓市成交量的急速萎縮。房地產的冬天突然降臨。

    隨著宏觀經濟的驟然趨冷,一個幾乎沒有懸念的伴生事實就是股票市場的雪崩。4月3日,就在風雨飄搖之中,號稱「中國最大民營企業」的德隆集團召開最後一次高管會議,總裁唐萬新感到「末日」真的要降臨了。這一天正是他四十歲的生日。

    在過去的幾年裡,德隆一直是中國商業界裡最高調、也是最神秘的民營企業,為了維持德隆系的高價股形象,唐萬新選擇了冒險而激進的擴張策略,他提出了一個又一個規模驚人的投資項目,其中包括投資100億元的農村超市集團、投資60到100億元的中國最大重型汽車集團、投資55億元的畜牧業和旅遊項目,這些重量級的項目如一顆顆能量驚人的照明彈,讓人們眼前大亮,不敢逼視。2002年11月,唐家兄弟的老大唐萬里當選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他對媒體宣佈,「德隆將在三年內,進入世界500強。」此時的德隆看上去處在輝煌的巔峰時刻,它宣稱控制了1200億元的資產,擁有500多家企業和30萬員工,涉足20多個領域,已儼然成為中國民營企業中的「航空母艦」。外界對德隆的實際狀況一直不甚瞭解,一直到2004年1月,在胡潤公佈的「2003年資本控制50強」中,德隆唐氏仍以控制217億元的上市公司市值赫然位列諸強之首。

    而事實上,德隆早已病入膏肓。後來,唐萬新承認,早在「2001年之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處理危機。」為了不讓德隆系的股價高台跳水,他陷入苦戰。資金的調度成為德隆生存的頭等大事,公司形成了一個「頭寸會」制度,每天下午三點準時召開,風雨無阻。唐萬新是「頭寸會」的總調度人,他每天親自主持會議,旗下各金融機構把當天的危機程度和數據以及「頭寸」寫在黑板上,然後唐萬新根據風險程度逐筆拍板,決定哪一筆頭寸解決哪一筆危機,精確至每1元錢,唐萬新拍板的過程一般10分鐘就結束,然後把當天「頭寸會」的統計報表用碎紙機碎掉,防止流失到外面及留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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