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易名列三大門戶網站之一，不過要提及的是，它的盈利增長竟與門戶沒有一點關係。事實上，靠廣告收入為盈利來源的門戶網站在2003年前後已經走向中衰，網易的成功正在於丁磊的率先反叛。他找到了兩個新的業務，一是短信業務，二是網絡遊戲。短信業務靠的是通信壟斷企業的「施捨」，隨著手機的普及，移動短信業務突然爆炸，靠用戶增加就已經賺到手軟的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兩大公司尚無暇開發這個業務，於是網易就成了短信內容的重要提供商，根據當時的協議，用戶通過網易發送一條收費為1元的短信，移動公司分走0.2元，網易可得0.8元，在2002年，中國移動發送的短信約為750億條，其中，網易等服務商代理的短信比例約佔到20％，顯然，這是一塊讓人垂涎的大蛋糕。除此之外，丁磊還把重點放在網絡遊戲上，他推出了一款《大話西遊》的大型網絡角色扮演遊戲，它迅速為網易帶來了滾滾財源。丁磊大難不死，在30而立之年完成了一次職業上的大磨難，後來他在一次大學演講時說道，「在30歲之前，我最大的收穫並不是賺到了2、3個億，而是有過一段虧掉了2、3個億的經歷。」
以網易的鹹魚翻身為標誌，互聯網經濟在經歷了2年多的沉寂之後，重又回到了井噴的時代，新浪、搜狐相繼實現盈利。一些在日後將主宰中國網絡經濟的重要力量也在今年雛形初現。
在電子商務領域，馬雲的阿里巴巴呈現出一騎絕塵的態勢。年初的SARS非典事件讓這家企業經歷了一次奇異的考驗，阿里巴巴一位參加廣交會的女員工被發現有感染非典的嫌疑，全公司500多名員工立刻被宣佈「居家隔離」，公司的正常運作被全部打斷，大家只能在家裡上網工作。4年後，馬雲仍然心有餘悸地認為，「我覺得非典期間是我們最大的挑戰。」不過，出乎他意料的是，非典竟是中國電子商務猛然覺醒的轉折點，由於正常的商務往來和會展交易被徹底打斷，很多企業只能靠互聯網來維持聯繫和尋找商機，阿里巴巴的流量大增，去年，馬雲設想出了一個有償服務的「誠信通」業務，推出之後一直沒有起色，業務部門使出了吃奶的力氣，一周也只能簽回幾單合同，非典之後，情況頓時大有改觀，在虧損暗道裡苦苦摸索的阿里巴巴突然看到了山洞那頭的刺眼光亮。
在搜索引擎領域，全球霸主Google遭到一個中國天才青年的狙擊。今年，一家叫百度的中國公司在第三方評測中首次超越Google，成為中國網民首選的搜索引擎。三年前，1968年出生的山西青年李彥宏放棄博士學位從硅谷回到北京中關村，創建百度，公司名稱源自南宋詞人辛棄疾的那句淒美的千古絕唱：「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而百度的戰略也絕對是中國式的，它不斷推出富有特色的中文類別搜索服務，看上去像一棵從黃土壤里長出來的苗木，相比較，高高在上的Google則更像是從美國移植過來的一個盆景。2001年10月，李彥宏推出了全新的搜索服務「搜索引擎競價排名」，把盈利來源直接對準了廣大的中小企業，它們只要付出幾百元的推廣預付金，就能讓自己的網頁更容易被搜索到，這種界乎於點擊廣告與電子商務之間的服務讓百度一下子撞開了盈利的大門。
跟丁磊、馬雲或李彥宏的創業故事相比，曾經是校園詩人的江南春則更有傳奇色彩。1973年出生的江南春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就跟人合夥辦起了一家廣告公司，這是一個精力極其旺盛、喜歡當推銷員、又愛好寫點分段抒情文字的年輕人，他平時只睡4個小時，每天穿梭在上海的各個寫字樓裡尋找客戶。今年1月，他一臉倦怠地擠在一個寫字樓的電梯廳裡傻等，身邊是同樣無聊而表情麻木的上班白領，就在這個時刻，靈感突然如天使一般地從半空降下，擊中江南春。他盯著兩部電梯之間的白牆忽然想到，「是不是可以在這裡裝一台播廣告的電視機呢？」5月，分眾傳媒成立，江南春在兩年時間裡，把2萬台電視播放器掛進了全國45個大中城市的電梯廳，而成熟的IT技術讓他解決了即時更新廣告內容的難題。
互聯網就是這樣一個造就傳奇的地方，這裡好比是一個激情四射的大窯，烈火之中，偶然必然每每天人交戰，絕美陶瓷時時驚艷出世。
【企業史人物】
大午集資
當孫大午已經成為千萬富翁之後，有一次，他帶著一群客人在企業園區裡參觀，不遠處，一個衣衫儉樸的八旬老人很吃力地背著一個大竹籮在撿廢舊垃圾，而在一間簡易平房裡，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燒著揀來的柴火，在一口大鐵鍋裡做著農家飯。孫大午不動聲色地介紹說，「他們是我的爹和娘」，聞者均大驚失色。這是一個很另類的企業家。2003年，他因非法集資被捕，引起輿論很大的討論，是為轟動一時的「孫大午事件」。
孫大午出生在河北省徐水縣，這是一個為人所知甚少的華北縣城，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這個小縣城因首先在全國刮起「浮誇風」而聞名一時。孫的家庭極為貧賤，父母以撿破爛為生，他小時候上學買不起學習用品，父親在茅廁裡撿來別人用過的廁紙，裁下乾淨的邊角做成練習簿，供他習字。孫大午16歲參軍，復員後幹過縣農行的人事股股長。1985年開始，孫大午的妻子承包了老家村西北邊的一片墳地，開始嘗試養殖業，三年後他辭職下海，逐漸從養殖發展到開飼料廠，到2000年前後，大午農牧集團已經擁有16個廠和一所學校，其最輝煌時候年產值過億。自幼貧寒的孫大午對貧窮人有天然的感情，他是一個堅定的「人民公社」信仰者，大午集團與其說是一個企業，倒不如說是一個「烏托邦」的試驗區，這裡有工廠、公園、學校、醫院，承載著1600名職工的全部生活。
他將這種模式稱為「互為勞動」：飼料可以養雞，雞糞、豬糞又可以製造沼氣，沼氣可以用來孵化；工人可以帶動商店、飯店等第三產業的發展，醫院、學校不但滿足了工人和附近村民的需求，同時還創造了新的勞動空間。在大午醫院裡，職工和村民每月只用1元，就能享受合作醫療，做一次包括B超、驗血等在內的全套檢查，只要10元錢。孫大午在大午集團的門口貼了一副自擬的對聯：「安得淳風化淋雨，遍沐人間共和年」，他這樣談論自己的公司夢想：「我有一個夢，就是建一個大午城，一座世外桃源，人們很詳和地生活在一起，這個願望正在實現」。從這些表述與實踐中，可以非常生動看到當年人民公社的某種影子。身為千萬富翁，孫大午自己也過著犬儒主義者式的生活，他沒有專車，甚至沒有幾件像樣的衣服、住在矮小的平房內，他的父母親依舊依靠揀破爛為生。他在日常生活中很「摳門」，人稱「孫大摳」。
孫大午辦企業，最頭痛的事情是無處貸款。他儘管曾在銀行工作過，但是，求貸仍然很難，他後來透露說，「好企業根本貸不出款來，怎麼貸呢？大約是10％－15％的回扣」。一腦門理想主義的孫大午也曾經為了貸款彎過一次腰，有一年，大午集團要投資一千畝的葡萄園，需要貸款600萬。當時，有人即勸孫大午走走後門，孫大午被說服了，給當地信用社的領導送去了1萬元，但是，1萬元沒辦成事，孫很氣憤，非要將這1萬塊要回來，最後要回了6000元。從此之後，孫與信用社徹底絕緣。為了自救，從1995年開始，孫大午從親戚那裡籌錢，由大午集團出據借據，承諾給以一定的利息。
這種模式後來拷貝給了大午的員工，在大午1300名員工中，共有900餘名把錢借給－－或者說存給了大午集團，這些員工的親戚又帶來了1000家儲戶，然後戶戶相傳，儲戶逐漸擴大到了附近的幾個村莊，最終逐漸形成了4600戶的規模。孫大午給這種融資模式起了個新名字，叫做「金融互助社。」有媒體記者描述互助社的運作情況是這樣的：大午集團設有專門的業務人員，他們在附近的村莊銷售大午公司的產品，同時兼著「吸儲」任務，哪家有錢要存了，可以直接找到他們。當地政府因此質疑這些人為大午集團設置了10餘個「吸儲點」。大午集團留給儲戶的憑證，是統一的借據，存款分為兩類，活期的沒有利息，定期的給予3.3％的年利息，不扣除利息稅，這近乎相當於當時存款基準利率的2倍。而且不論存錢的多少，都接受，最多的一單項存款達到了40餘萬元，最少的不到千元。在大午集團所在的郎五莊，幾乎家家都把錢存在大午集團，這些錢可以隨時取出來，有的人家半夜生病急需用錢都可以在半夜取得到。從1996年到2003年的8年中，儲戶和大午集團沒有發生過信用糾紛。2003年5月27日，孫大午被捕，罪名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一個需要交代的全國性背景是，2000年之後，國有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造，一向被認為運營成本甚高、盈利性較差的鄉鎮市場被大面積地放棄，在過去的很多年裡，農業銀行和工商銀行承擔著扶貧貸款和小額擔保貸款等服務業務，具有一定的社會性和「公共性」，然而，隨著銀行分理點的收縮，廣大鄉村成了金融的盲點。2002年3月，新華社在一篇題為《商業銀行丟掉窮包袱》的報道中透露，從1999年起，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開始大規模的機構撤並工作，共撤並了三萬多家網點和分支機構。
退出欠發達地區、集中優勢資源進佔大中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成為四大銀行整合資源的一致行動。中央金融工委研究室研究員錢小安博士的觀點認為，「四大銀行撤並機構的舉措符合銀行改革方向，符合效率原則，有利於金融服務的集中化。」在孫大午被捕的2003年，全國非國有企業體系－－包括鄉鎮企業、個體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的短期貸款只佔銀行全部貸款的14.4%；中小企業股票、公司債券發行等直接融資只佔全部直接融資的1。3%；全國300多萬戶私營企業獲得銀行信貸支持的僅佔10%；融資渠道窄、貸款困難已嚴重制約了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民間性的「地下錢莊」再度復活，孫大午事件正凸現出了現實的嚴酷與尷尬。
關於民間融資的合法性爭議，從上世紀80年代的溫州「地下錢莊」開始就一直爭議不休，到孫大午案仍然是眾說紛紜。有律師認為，「大午集團的集資沒有非法佔有、沒有揮霍浪費，而是主要把錢去建設了大午中學，造福鄉里；加上這種借款行為是限於與公司有相互信賴關係的工人和鄉親，具有特定的範圍，而不是不特定的一般社會大眾。因此，應該是合法的民間借貸行為。」而清華大學的商法研究者施天濤教授則認定，孫大午的這種行為「應該屬於違法」，因為「不論是否造成什麼危害，這都是不可以做的事情」。老資格的經濟學家茅於軾為孫大午案四處奔波，他將之稱為「沒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資」，他撰文說，孫大午表面上違反了我國金融管制的規定，但實際上，非但沒有使任何人受損，倒是有許多人得益，這樣的社會行為如果算是犯罪，就要質疑制度本身是不是值得修訂的必要。
在媒體的廣泛報道下，孫大午案成為2003年度最轟動的商業事件之一。10月31日，聯想集團的柳傳志看了中央電視台的專題節目後，以個人名義發去了一份帶有慰問意味的傳真，他寫道：「希望你在這個時刻一定要穩住陣腳，不要因此亂了方寸，我在當年創業時也遇到了許多的困難，但是都挺過來了。只要你保持你的這種奮鬥精神，就一定能渡過難關。」作為一個具有公共影響力的商業領袖，柳傳志做了他自認為應該做的事情。11月，在被羈押近半年後，徐水地方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罪名成立，判處孫大午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釋放當日，中央電視台派記者前往跟蹤採訪，在家門口，85歲的老娘抱著49歲的兒子老淚縱橫，孫大午笑言安慰。轉身，有部下告知，入獄期間，他收養的兩個孤兒，因交不起學費差點被趕出校園，聞聽這事，孫頓時眼圈一紅，對著電視鏡頭，掏紙抹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