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營經濟最為活躍的浙江省，則出現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企造車運動」。浙江向來是汽車配件製造的基地，受同鄉李書福獲得「准生」的新聞刺激，一大群與李類似的企業家紛紛燃起了製造整車的衝動。今年以來，造車新聞層出不窮：浙江中譽集團聯手東風註冊成立武漢中譽汽車有限公司；浙江鐵牛實業有限公司出手重組汽配類上市公司ST金馬；寧波華翔集團通過受讓股份，持60%的股份收購了河北中興汽車製造公司；製造空調的奧克斯集團收購瀋陽雙馬汽車95%的股權，並宣佈在5年內將斥資80億元進軍汽車產業；金華青年集團與貴州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簽訂合作協議，入主貴州雲雀；連靠傳呼機和手機起家的寧波波導集團也宣佈將投資40億元建設轎車基地。
到9月底，發改委先後收到了浙江40餘家民營企業要求取得整車生產目錄的申請。據當時浙江省工商聯的調查統計：浙江已經進入汽車整車製造業的企業有28家，範圍涉及轎車、皮卡、商務車和客車，其中汽車生產廠5家，佔全國的4%，生產改裝車的企業14家，佔全國的2.7%。浙江民企「造車如同趕集」的現象引起了中央的關注，10月，國家發改委、國家稅務總局等五部委赴浙江多個城市進行汽車產業調研，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浙江民企造車並沒有過熱，沒有太嚴重的問題」。
在全國範圍內，造車的熱浪也頗為壯觀，在廣東，全國最大的小家電製造商美的集團受讓湖南三湘客車集團有限公司的股權；全球最大的鎳電池製造商比亞迪集團收購西安秦川汽車有限責任公司77%的股權；在重慶，生產摩托車的力帆集團先後收購重慶客車廠和重慶特種汽車公司，重組成立重慶力帆重客商用汽車製造有限公司；另一家摩托車企業重慶隆鑫則收購成都山鹿汽車有限公司，進入客運車市場；在河北，保定的長城汽車集團於今年12月在香港主板正式掛牌，發行1.14億股H股，募集資金15.16億港元，成為首家在港上市的民營汽車企業；在江蘇，已經得手科龍的顧雛軍宣佈收購揚州亞星集團所持有的60.67%國家股，從而成為亞星客車第一大股東……
即便是在國有資本最為強勢的石油領域，也出現了民營資本的試水者。今年，一家叫天發石油的民營企業獲得國家商務部頒發的全國成品油和原油進口牌照，成為惟一同時擁有兩個牌照的民營石油企業。天發的創辦人龔家龍很早就涉足石油行業，他先是在海南和湖北等地倒賣石油，1988年左右，收購了兩個石油液化氣庫，隨後，成立了海南龍海石油液化氣公司荊州儲運站。1996年，天發石油在深交所上市，募集3億元資金，當時天發石油擁有一座加油站和三個液化氣站。接下來的幾年，中石化與中石油強勢崛起，壟斷氣息日濃，民營業者空間漸窄，龔家龍再無作為，一直到2002年之後，隨著油價的不斷上升，石油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公眾話題。每一次的原油價格上升或者國內成品油價格調整都會引發大眾媒體持續的關注和報道。
輿論不斷要求放開市場和打破石油壟斷。精明的龔家龍趁勢而上，在爭取到商務部的兩張牌照後，他進一步大膽地提出了籌建民營石油行業協會的建議，他試圖倣傚民生銀行的成功先例，依靠全國工商聯的背景，在石油領域打開一條通道。在他的四處斡旋下，全國工商聯同意組建石油商會，共有50多家企業成為首批會員，龔家龍則成為首任會長，他因為被稱為「民營石油第一人」，有的媒體甚至給他貼上了「挑戰壟斷的石油鬥士」的標籤。龔家龍對外高調宣佈要成立一個「石油產業基金」，希望能夠集聚百億資金，到海外尋找油源。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龔宣稱，由於沒有油源，民營企業擁有的加油站通常是從中石油、中石化手中以更高的價格買油，在油荒的時候，甚至根本就拿不到油，這使民營油企的生存倍加艱難。他說，「我們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中國將近4萬多個分散的加油站聯合起來。」
從鋼鐵到鋁業、從汽車到石化，民營企業在2003年發動的這場「重型化運動」，在很多年後仍然讓人津津樂道，市場的車輪似乎正在碾向堅硬的壟斷地帶。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中國民營資本力量在1987年和1996年先後有過兩次突破所有制籬藩的努力而未能成功，那麼，2003年的這次「重型化運動」則是第三次、也是實力最為強大的集體衝鋒。針對這一活躍景象，《中國企業家》雜誌在年底的一篇評論中不無激越地寫道：「當人們看到，民企的升級和中國的新型工業化正在適時對接，民營』企業家精神』和民營資本一併注入中國的重工業中的同時，人們不再懷疑，耕耘在重工業領域的民營企業在未來數年內將刷新中國民營企業的最強陣營；這輪以市場化力量為主要發動機的新工業運動將托生出中國第一批不是官員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場論功過的重工巨頭。」這段評論在日後讀來，恍若前世夢語。
與發生在商業界的這場運動相呼應的是，在經濟思想界也正在進行著深刻的反思。當年那個因寫作《中國往何處去》而坐牢的的「紅衛兵」楊曦光如今已成為著名的經濟學家楊小凱，他提出的「後發劣勢」理論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他認為，落後國家由於發展比較遲，所以有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製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的模式。由於模仿的空間很大，所以可以在沒有好的制度的條件下，通過對技術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發達國家必須在一定地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別是，模仿技術比較容易，模仿製度比較困難，因為要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後國家會傾向於技術模仿。楊小凱進而警告說，「但是，落後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這種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對後起者的詛咒'，它用技術模仿代替制度改革將產生很高的長期代價。
譬如，政府壟斷銀行業、保險業、汽車製造業、電信業，並用模仿新技術和資本主義的管理方法來代替制度改革，這是中國的後發劣勢。這種後發劣勢的最重要弊病並不是國營企業效率低，而是將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政府既當裁判，又當球員。在這種制度下，國營企業效率越高，越不利長期經濟發展。」在解決方案方面，楊小凱並不主張立即就搞國有企業私有化。他認為，「這個東西不能搞的太快、太早，我主張吸取台灣的經驗，搞自由化，就是對私人企業不歧視。我們中國現在包括銀行、證券在內的30多個行業不准私人經營，還有20多個行業限制私人經營，這些都與WTO的原則不相符合，遲早要去掉的。所以只要搞自由化而不必搞私有化。台灣自由化搞得差不多了，才搞大企業的私有化。這是成功的。私有化涉及到產權的大的變動，短期內一般會使效率下降，所以應該慎重，而且應該掌握時機。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這裡講的自由化不是指自由價格，而是實行自動註冊制，讓私人經營所有行業。」楊的這些分析和主張與11年前吳敬璉就已經提出的「制度大於技術」的改革觀念幾乎如出一轍，無非楊論在此時顯出更緊要的迫切性。
在對「後發劣勢」進行反思的同時，還有人提出要警惕「拉美化」，在今年12月的「2003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一些經濟學家和民營企業家討論了這個話題。他們認為：「在歡迎巨大外資的同時，中國所有的民營企業家應該有一絲悲哀，因為捆住了私人企業的手腳才使得外資大規模進入。」華裔經濟學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的觀點最為鮮明，他說，「我們看中國經濟主體的時候，發現真正主導中國經濟主體的不是中國的企業。中國對外資的依賴正在造成「拉美化」。」由全國併購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國產業地圖》似乎印證了他的觀點，中國每個已開放產業的前5名都由外資公司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的三資企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一個叫張文中的民營企業家在一篇題為《對拉美化說不》的文章中寫道：「從巴西乃至整個拉美的發展經驗可以看出，通過引進外資雖然可以獲得短時間的經濟繁榮，但無限制的、過度的開放給國家發展帶來的危害卻是根本的、長久的。事實上，我國的外資滲透程度已然十分嚴重，如再不警醒，恐難避免重蹈拉美化的覆轍。我國外資存量所佔GDP的比重已大大高於其他亞洲國家，甚至多出日本30多倍。我國的FDI占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例已然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之一。」
這些聲音，既有對中國企業前景的理性思考，當然也摻雜了一些利益集團的訴求。它們十分清晰地呈現出這樣的事實：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蓬勃發展後，巨大利益包裹著的那層意識形態的「外衣」已經悄然不見，三大資本集團－－國有資本、跨國資本與民營資本之間的激烈博弈已經成了中國公司成長最重要而顯著的特徵。
就跟過去的那些年一樣，互聯網在中國經濟中仍然是一個「另類」，這裡沒有管制，沒有禁區，沒有秩序，當然對GDP的貢獻也是微不足道。不過在今年，它卻以一種十分戲劇化的方式引起了普通國人的熱切側目，因為在這個領域中，突然冒出了一個年輕的「中國首富」。
當上「首富」的是前兩年還有點意氣闌珊的網易丁磊，這個自稱「跌倒了也要抓一把沙子在手裡」的寧波青年終於熬出了頭。從2002年第二季度起，網易首次實現淨盈利，網易股票開始領漲納斯達克。2002年，網易成為納斯達克3600多家上市公司中表現最優異的股票，全球著名的財經通訊社彭博社評論說，「其成長性可以稱為納斯達克第一股」。2003年10月10日，網易股價升至70.27美元的歷史高點，比年初股價攀升了617%，比2001年9月1日的歷史低點攀升了108倍。
丁磊的紙面財富也超過了50億人民幣，他成為第一個靠互聯網做成「中國第一富豪」的創業者，這個事實第一次讓互聯網的財富價值以數字的方式被清晰而準確地呈現出來。這是一種與上一代財富人物截然不同的創富方式，當時商業界最耀眼的明星企業家們，如柳傳志、張瑞敏等都已經創業將近二十年，然而論到財富積累，都無法與年輕的丁磊同日而語，即便是具有紅色資本背景的榮智健也用十餘年的時間才完成了這一財富聚集的過程，而丁磊從50萬元初創網易到攀上首富寶座不過短短6年。很顯然，這是一個具有標誌意義的事件，它宣告年輕的互聯網創業者們成為名副其實的商業主流力量，財富積累的「利基」真的已經轟然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