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41歲的戴國芳站在長江南岸的長堤上，用帶著濃厚蘇南口音的普通話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鐵本要在三年內超過寶鋼，五年內追上浦項。」他說這話的時候，興奮得像一個已經把獎盃搶到懷裡了的大孩子。寶鋼、浦項分別是中國和韓國最大的兩家鋼鐵廠，分列全球第五、第三。只有小學文化水平的戴國芳計劃在長江邊上建造一個年產840萬噸的大鋼鐵廠。
這是一個從篙草叢里長出來的苦孩子，他出生在江蘇省常州市一個叫瀆南村的小村莊裡，12歲那年，因家裡實在太貧窮，只好輟學去謀生活，第一份工作就是撿廢銅爛鐵。他在商業上似乎有特別的天賦，在稍稍積攢了一點錢後，他就去買了一台壓塊的機器，將收來的碎鐵壓成鐵塊，可以賣出更高的價錢。1996年，戴國芳註冊成立江蘇鐵本鑄鋼有限公司，註冊資本200萬元，「鐵本」之意，以鐵起家，不離本業。到2000年前後，鐵本的廠區面積擴大到了18公頃，擁有1000多名工人，在當年度的《新財富》「中國400富人榜」上，他名列第376位，估算身家為2.2億元。
近年來，隨著宏觀經濟的持續高速成長，鋼鐵價格普遍持續上漲。鐵本廠的門口，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卡車每天排成長龍，等候提貨，這樣的景象天天出現。按戴國芳的估算，中國的這股鋼鐵熱起碼還可以延續5到6年，他決定新建一個更大的鋼鐵廠。鐵本的新建計劃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熱烈支持。常州與蘇州、無錫並稱「蘇錫常」，但大型企業卻是一條短腿，誰都知道，鋼鐵是一個大投入、大產出的產業，鐵本的夢想一下子變成了常州的夢想。在常州的很多官員看來，戴國芳是一個值得信託的人。他面龐削瘦，寡言，平生沒有任何愛好，只是整天窩在工廠裡，和技術人員廝混切磋。他是當地出了名的「五不老闆」，不坐高級轎車，不進娛樂場所，不大吃大喝，不賭博，甚至不住高級賓館，平日生活十分儉樸，家中所有積蓄都投到了工廠裡，父親和繼母一直在鄉下種菜為農。他的一家，住在鋼鐵廠裡一棟很是簡陋的小房子裡，房屋的一面牆被大卡車撞了一個口子，他也沒有在意。他常年開的車子是一輛抵債來的桑塔納2000，即便是成了富人榜上的億萬富翁，也不改節儉本色。
在一開始，戴國芳的設想並沒有如後來那樣的宏大。他提出的規劃是建一個比現有產能大一倍多一點的新廠，然而，在官方人士的熱情推動下，鐵本項目一改再改，日漸膨脹，在短短的六個月裡，項目規模從一開始的200多萬噸級，最後被定在840萬噸，規模佔地從2000畝攀升到9379畝，工程概算為天文數字般的106億元。在那個時候，鐵本的固定資產為12億元，淨資產6.7億元。以這樣的資本規模要啟動一個超百億元的項目，無疑是「小馬拉大車」。戴國芳對屬下說，「地方上這麼支持，上哪兒找這麼好的機遇？」也正是確認了政府支持的訊息後，當地銀行對鐵本大膽放貸，它一下子獲得了43.99億元的銀行授信。
一家民營企業要啟動一個投資上百億元、佔地近萬畝的鋼鐵項目，是很難得到中央有關部門的批准的。中國經濟改革，向來有「闖關」的傳統，所謂「看見綠燈快快行，看見紅燈繞開行」，很多改革便是在這種闖關中得以成功實施，在日後流傳為美談，也有不少在這過程中黯然落馬，成為違法的典範。這種改革發展與制度設計的落差，成為貫穿中國企業史的一個灰色現象。常州人在鐵本項目上，也嘗試了「闖關」手段，鐵本的840萬噸項目被拆分成七個子項目和一個碼頭項目分別上報，鐵本相應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資公司」，在建設用地的權證審批上，用地被「化整為零」，切分成14個土地報批申請。項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區經濟發展局在一天內，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項目。戴國芳日後在看守所裡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當時的所有手續都是政府去搞的，我們也沒有去過問這些事。當政府說可以動了，我們就開工了。」
跟幾乎所有的領域一樣，民營鋼鐵企業一直有成本上的優勢，民企煉鐵成本比國企要低60到90元/噸，煉鋼成本低60到150元/噸，成品低100到300元/噸。因而，戴國芳說，「就像家裡造房子一樣，你去買一套現成的房子，它貴得很，我們自己去買材料做，它就能便宜50％吧。我們搞一個高爐只要3個多億元，而人家要7個億，乃至8個億。」為了形成長遠的成本優勢，戴國芳還與澳大利亞的一家公司達成了長期的鐵礦石供應協議，比市場價格便宜很多。
在2003年，戴國芳顯然不是唯一一個進入鋼鐵業的民營企業家。就當他在長江邊做鋼鐵大夢的時候，上海復星的郭廣昌也正謀劃在浙江寧波建一個鋼鐵廠。1967年出身的郭廣昌畢業於復旦大學哲學系，是國內民營企業中的少壯人士，他於1992年創辦復星，最初的業務只是為上海的一家房地產公司做銷售和市場推廣代理，兩年後復星推出了自己開發的房地產項目，在上海房產的高溫時代獲得爆發性增長。其後，復星相繼進入醫藥、金融、零售等領域，並在證券市場上翻雲覆雨，構築了中國股市上赫赫有名的「復星系」。
在2002年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郭廣昌名列第九，更讓人矚目的是，他的頭上帶著一大串的「光環」：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工商聯常委，「上海市十大傑出青年」，上海市浙商商會會長。復星進入鋼鐵業的時間在2001年。該年7月，復星初試身手，出資3.5億元收購唐山建龍30%的股份，兩年後，又與老牌的民營鋼鐵企業南京鋼鐵集團聯合組建南京鋼鐵聯合有限公司，復星系實際控股60%，並同時控股上市公司南鋼股份，這一年，南鋼股份實現淨利潤4.89億元。正是在獲利不凡的誘因下，郭廣昌下注寧波，投資12億美元，建一個年產600萬噸的鋼鐵工廠。
7月，兩度當選「中國首富」的四川劉氏家族的劉永行在包頭宣佈，東方希望集團將在這裡投資100億元建設百萬噸級的鋁電一體化項目。劉說，他為進入重工業已經準備了八年。
劉家兄弟在飼料行業稱王之後，就對壟斷行業表現出濃厚興趣，老四劉永好通過參股民生銀行順利地進入了門閥森嚴的金融業，老二劉永行則對重工業情有獨鍾。他的判斷很簡單，「目前中國的重工業的主要力量是國企和外資，一般的民營企業因資本門檻進不去，如果東方希望介入重工，可以發揮經營管理中既有的「快、省、好」特點，很快建立起低成本、高效率的競爭優勢。」從1998年起，劉永行一直在尋找一個合適的項目，他對台灣石化大王、台塑集團創始人王永慶很是崇拜，甚至冒出過一個有點「瘋魔」和可笑的想法：「我要去跨國公司、特別是華人的重工業企業裡去打工！我不要工資，義務服務三年，全心全意地為它做事。如果我為王永慶當3年助手的話，我一定可以做自己的大產業。」聽的人暗自發笑，劉永行不覺得自己在開玩笑，他還真的通過一些中介人士，請他們幫助聯繫過王永慶。
到2002年時，劉永行逐漸形成了鋁電一體化的想法，他的算盤是這樣的：因為鋁是高耗能的，只有把鋁和電力結合起來做，才能爭取到更大的產業空間，而中國的電力供應系統是眾所周知的低效率，如果自己做電，不但能供應鋁生產，還能賣出去。讓劉永行興奮的是，鋁電產業鏈甚至可以和飼料業嫁接：電不能直接支撐飼料，但是發電產生的大量蒸汽可以二次利用，如果做熱電聯產，正好可以支撐飼料的原材料－－賴氨酸的生產，發電的剩餘蒸汽甚至還可以將生產賴氨酸產生的廢水全部濃縮掉，成為微量元素添加劑，將之注入牛羊飼料裡，既達到環保目的，又降低了飼料成本。就這樣，劉永行形成了鋁電復合－電熱聯產－賴氨酸－飼料生產的龐大產業鏈。
就在包頭項目開工前，他已經在山東聊城投資7.5億元生產鋁錠和鋁業深加工，同時還在河南省三門峽啟動了投資總額為45億元的年產105萬噸的氧化鋁工程。這一系列組合式投資表明這位「飼料大王」成為中國「鋁業大王」的雄心。在包頭項目開工後不久，劉永行又利用他在民營企業中的號召力，在北京招聚國內知名的13家民營企業開會，提議合組一家投資公司，目的是出國探礦，去海外投資氧化鋁廠，萬向集團的魯冠球亦派出代表北上與會。劉永行用自己的行動證明重工業的前景，他說，「我做飼料二十多年，如今才不過30多億元的產值。我的兩個鋁廠到2008年就應該達到115萬噸產量，如果按現在1.6萬元的價格，就是接近兩百億的產值。」兩相對比，與會者都亢奮地感覺到了何謂「重工業」。
事實上，就在劉永行一腳踏進鋁業的時候，國內電解鋁產能大幅擴張，對氧化鋁的需求水漲船高。在2003年，全國對氧化鋁的需求超過1100萬噸，國產氧化鋁產量只能滿足一半需求，半數以上都是通過中鋁集團和中國五礦集團進口，而且前者還控制了國內100%的氧化鋁生產。這樣一種供需狀況，使得國內氧化鋁價格由去年年中的1300元/噸快速升至3700元/噸。據劉永行的計算，每噸氧化鋁的成本為1000多元，高度壟斷使中鋁集團的暴利超過了300%。就在很多人祝賀劉永行衝進了一個「好行業」的時候，他卻有點擔憂起來，因為，「太賺錢的行業，往往不是我們的行業。」果然，東方希望的突進很快引來壟斷者中鋁集團的不悅，中鋁董事長郭聲錕明確表示：「一不反對，二不評論，但是我們表示遺憾。」劉永行後來對媒體承認，「在中鋁的示意下，瀋陽和貴陽兩個鋁鎂設計院相繼停止了對三門峽項目的設計工作。」
向來心思縝密的劉永行不可能沒有全盤考慮所有的風險和勝算。55歲的他顯然深知這次選擇的份量，「一旦失誤的話，幾十年的積累就前功盡棄，所以必須一步成功。」因此，他從一開始就表現得非常的謹慎和低調，東方希望的二十多億元啟動資金沒有一分錢是從銀行貸款的，包頭工程的開工儀式非常簡單，除了一位與劉永行私交甚好的《南風窗》記者外，沒有其他媒體被邀請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