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炒房團」的撻伐，事實上預示著中國房地產的暴漲時代已經來臨。跟上世紀70年代的日本、香港及台灣一樣，在經濟高速成長的通道裡，最具景氣特質的地產業必定會成為成長最快、也最有暴利性的集中之地，房地產將成為孕育中國新生代富豪最肥沃的土壤，也是三十年裡最為放縱和充滿罪惡感的行業。在2003年的《福布斯》「中國大陸百名富豪榜」上，人們十分驚愕地看到，以房地產為業務（或涉及房地產）的富豪多達40人。前十大富豪中的房地產商（或涉及房地產）佔了6人。相比較，當年度《福布斯》「全球百名富豪榜」中，以房地產為資產來源（或涉及房地產）的為7人，前10位中無一人靠房地產起家。
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鍾偉如此分析地產業當時的狀況：在供地方面，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改革了供地政策，政府通過出讓國有土地收取土地出讓金；在征地方面，各級政府仍然沿用計劃經濟的辦法低價甚至強行征地。左手通過權力低價征地，右手仍然是通過權力在以「市場化」的方法出讓土地，其實質就是「賣你的地，掙我的錢；徵得越狠，掙得越多。」粗略估計，在2002年到2004年的3年中，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累計達9100多億元，征地賣地已成為地方政府最為重要的「財政支柱」，它們也成為房價逐高的最主要的推手。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依次是房地產開發企業、地方政府、村級組織和農民。
「中國製造」與地產熱，直接營造出一個內外俱旺、無比繁榮的經濟景象。與此伴生出現的，便是對上游能源的空前飢渴。今年以來，各種原材料及能源因緊缺而價格一路飛漲。
最突出的表現是電荒。今年夏季之後，全國各省市爆發缺電危機，上海、廣東、江蘇、浙江等等用電大省，甚至包括煤炭資源豐富的山西省，均不斷出現拉閘限電的尷尬。據國家電監會提供的數字，今年全國電力需求增長14%，為25年用電增幅最快的一年，由於鋼鐵、化肥、水泥等重點耗煤行業持續發展，致使煤炭消耗量快速增長，帶動全國用電負荷和用電量攀升。「電荒」出現的原因有兩個，一是經濟的快速成長，二是煤電兩大壟斷行業的多年扯皮。一直以來，煤電實行的是計劃調撥式的供應方式，每年年初，由國家有關部門組織煤炭、鐵路和電力部門專門舉行一個煤炭訂貨會，簽訂一年的電煤購銷合同，然後按「計劃」實施。
在這種政策安排下，有「電老虎」之稱的電力部門一直高高在上，向來是效益最好的壟斷企業之一，而煤炭企業則頗有不平，因為每年的計劃購銷價都低於市場價。於是，發生在計劃體制年代的那些故事一再上演，煤炭企業跟電力部門年年吵架，同時，把大量煤炭出售給計劃外的民營企業。而電力部門為了「保證」自己的效益，寧可少要煤，也不肯提價。這種扯皮直接導致電力建設投資佔全國基建投資比例逐步下滑，由「八五」時期（1991－1995年）的12．09％降到「九五」（1996－2000年）的10．4％，到2002年僅為7．17％，竟已落後於GDP的增長幅度。在2003年初的全國煤炭訂貨會上，國家有關部門為了保護煤炭公司利益，宣佈取消電煤指導價，希望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平抑兩大部門之間的利益不平衡，不料此舉引起電力部門的強烈反彈，各省電力公司串聯抵制，拒絕購煤，訂貨會上居然無法確定本年度的電煤價格。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電荒」出現了。
為了應對危機，各地紛紛頻出奇招：除了錯峰、避峰、拉閘限電等計劃用電方案外，各省市均對高耗能產業限制用電或部分停電。廣東省政府決定，一旦出現緊急情況將高價進口煤炭，緩解供需緊張壓力。四川省規定，從12月至明年4月，實施煤電價格聯動機制，即電煤、煙煤每噸漲5塊，無煙煤每噸上浮10元，電價每千瓦時漲2。9厘。中小企業眾多的浙江、江蘇省被迫對企業實行「開二停一」、「開五停二」甚至「開三停四」的用電計劃，這是1978年之後從未出現過的局面，很多工廠叫苦不迭，一些縣市的商場到了晚上，只能點起蠟燭接待顧客。「電荒」甚至已影響到民生，8月，素有「不夜城」美譽的上海外灘關閉了大部分景觀燈光，為了節約用電，市政府號召市民將空調溫度調高一度。從11月開始，湖南全省開始拉閘限電。省會長沙過去幾乎無人問津的蠟燭和應急燈出現脫銷。12月，華中電網供應給浙江的電量從原先的每天70萬千瓦降低到15萬千瓦，杭州被迫於12月1日拉電，38條線路斷電，殃及幾十萬城區居民。同一日，廣東省宣佈對月用電量超過300千瓦的居民增收費用。
受「電荒」帶動，原本就已供應緊張的各種原材料更是乘勢上漲，水泥、鋼鐵價格到了「一月三價」的地步。在長江三角洲一帶甚至流傳著「五個一」的說法：「生產一噸鋼只需投資1000萬元，一百萬噸的產量只需一年建成，一年可達產，一年就可收回投資。」這種瘋狂的投入產出效率，聽來近乎傳奇。利益驅動投資，便是在種種主、客觀因素的推動下，2003年的中國經濟和產業結構發生了一個十分重大的轉型－－從輕型化向重型化的躍遷。
北京大學教授、以竭力推動股份制改革而有「厲股份」之稱的厲以寧教授是最早觀察到這一現象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在年初撰文認為，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經歷了輕工業的高速發展之後，中國的「二次重工化」開始顯露端倪。這裡面既有「由輕到重」的客觀規律起作用，又體現了產業發展本身對設備更新改造的巨大需求，因此，「從政府到企業，都應該在戰略佈局和技術創新等方面順應這一趨勢」。為厲教授的觀察提供支持的最好佐證是，大量聚集在上游資源型領域裡的國營壟斷企業的全面復甦。在能源緊缺的大背景下，幾家歡喜幾家愁，愁的是下游的眾多民營製造工廠，歡喜的自然是上游的壟斷企業。
今年，大型國有壟斷企業利潤大漲。2002年，國有企業實現利潤3786億元，這在幾年前是一個不可想像的成績單，要知道，在1998年，國企盈利僅為213億元，四年增長18倍，增速實在駭人，而且，這樣的景象才剛剛開了頭，到2003年，利潤數據進而衝到了4769億元，在未來的幾年裡，國企利潤仍將每年以超過30％的速度驚人地遞增。有人做了一個統計，在2003年，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寶鋼集團、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等7家公司實現的利潤，就佔到了全部中央企業利潤的70%，其中6家是國家壟斷的石油石化和電信行業，僅三家石油企業通過漲價就平空得到了300多億元的利潤。
效益大漲，活力復甦，為國有企業的整合營造了前所未見的大好氛圍。今年3月，國務院作出重大決策，宣佈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集合了原中央企業工委、財政部、國家經貿委、國家計委等部委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職能，接手管理總量17·84億元的國有資產、15.9萬家國有及國有工商控股企業，其中，國資委直接管理的中央直屬企業為196家，是為「中央軍」，其中絕大多數為「國退民進」後的壟斷型企業。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宣稱，國資委的目標是到2010年，將「中央軍」調整和重組到80家至100家，其中30至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
國資委是一個權力高度集中、兼有多種行政及市場管理職能的機構，之前還從未有一個部門被賦予了如此眾多的權力，其中包括：任命和撤銷或提名國有企業負責人、制定國有企業重組計劃、國有資產的分割、合併或撤銷、幫助國有企業發債融資、決定國有股的轉讓、執行國有企業整體的報酬分配指導原則，並負責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國資委成立的第二個月，就實施了第一次央企重組，中國藥材集團被成建制地併入中國醫藥集團，由此組成了中國最大的醫藥集團。7月10日，國資委召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家庭會議」。在本次會議上，5對中央大企業的合併案集體浮出水面：中煤建設集團公司被併入中國中煤能源集團公司，中國科學器材進出口總公司被併入中國生物技術集團，中國食品發酵工業研究院被併入中國輕工集團公司，中國藥材集團公司被併入中國醫藥集團總公司，中國華輕實業公司被併入中國工藝美術(集團)公司。
李榮融與100多位企業老總一一簽訂了業績考核合同。國資委對這些大企業的管理顯然參照了傑克·韋爾奇的「第一第二」戰略，李榮融說，「國家給三年時間，必須成為各行業的前三名，自己找對象，達不到的就要調整，不是你調就是我調。」國資委的強勢出現，表明中央政府對國有資產的新型的管理制度終於成型，自1978年以來的「機制放活、體制創新」兩大改革主題宣告完成。一個不太為人關注到的相關新聞是，就在國資委成立的3月份，在中國企業改革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國務院體改辦被撤銷，其人員併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體改部門的變遷：1982年5月，五屆全國人大決定設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國家體改委)，列入國務院部委序列，成為指導全國企業改革的最重要的政府部門。1998年3月體改委降級為「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同時，虛設一個國家體改委，由總理兼主任，有關部長任委員。2003年3月，隨著國資委的成立，國務院體改辦被正式撤銷。】
國資委的成立及相關政策的出台，表明在決策人士心目中已經形成了一個「理想」中的企業格局：靠「輕小集加」起家的民營企業在產業下游的完全競爭領域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而大型國有企業則全盤控制上游的若干壟斷型行業，如此「楚河漢界，經緯分明」。然而，現實的世界卻不可能這樣「計劃」。就在「第二次重工業化」成為共識的同時，在經濟學界引發了一場爭論，爭論的焦點在於重型化的路徑到底該如何選擇，以厲以寧為代表的一派觀點認為，在經濟結構向重型化轉化的過程中，政府應發揮調整主體的作用，因為其財政收入、政績考核決定了政府必然要搞產值大、稅收高的重化工業，同時，政府也有能力發展重型工業，因為它擁有土地和貸款權這兩個最大資源。而以吳敬璉為代表的學者則認為，產業結構調整應該發揮市場的力量，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現在政府在那裡紛紛投資、紛紛參與是不對的。與學界的爭論相呼應的是，2003年的中國民營企業出現了一場如火如荼的「重型化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