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真牛」
——北京王府井百貨大樓店員標語2003年
2003年3月5日，朱鎔基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完政府工作報告，在經久不息的掌聲中，他宣佈從此退出政壇。接替他的是時年61歲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
自1991年臨危受命赴京出任主管經濟的副總理，到1998年正式接任總理，朱鎔基用專業和強勢的方式全面改造了中國經濟，在他的任內，宏觀經濟一直安全地行走在「三八線」內－－即通貨膨脹不超過3％，GDP增長始終高於8％，正是這種持續的高速成長讓中國在動盪莫測的世紀交替年代保持了「這邊風景獨好」的繁榮景象。他通過「分灶吃飯」，徹底改變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入格局，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的能力。他在國有企業的改造上更是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效，在「抓大放小」和「國退民進」戰略的堅決推行中，一向萎靡的國有資本集團獲得了近乎換胎新生般的改觀。
1998年，當他宣佈在任內完成對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改造任務時，國內外輿論俱持疑論，而最終的事實卻證明他用自己的方式兌現了承諾。就在出任總理的第一次新聞發佈會上，他曾在回答鳳凰衛視記者吳小莉的提問時，有過「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慷慨之言，當時感動全國，人們均以為總理之言是針對改革拓進之艱難而言的，如今思之，卻恍然有新的感悟，其實，彼時的決策人也對改革的前途充滿了巨大的莫測感。在三十年的企業變革史上，朱鎔基是繼鄧小平之後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如果說鄧以開放的胸襟決定了中國變革的方向，那麼，朱則完成了路徑的選擇。在今後十年乃至更長的時期，中國企業一直行走在他設定好的變革邏輯中。
就在他做完政府工作報告的第二天，《南方週末》以整整24版的篇幅出版了朱鎔基專輯，向人們描述了一個盡職、強勢、充滿了憂患意識、有時竟還顯得有點悲情無奈的中國總理。朱鎔基在任內巡視各地時，一向秉持「不題詞、不剪綵、不受禮」的三不原則，實在推托不過，就只寫「朱鎔基」三字而已。他僅有的幾次「破戒」，均可見斯人內心的憂慮。
1998年10月7日，出任總理不久的朱鎔基去中央電視台視察，在當時國內最尖銳和最具影響力的《焦點訪談》欄目組，他題字「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並稱「我也接受你們的監督。」、「這四句話不是臨時想出來的，是昨天晚上想了一個晚上的，以至於血壓都升高了。」
2001年4月16日，朱鎔基視察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時，為該校題寫校訓「不做假賬」。同年10月29日，視察北京國家會計學院再題字「誠信為本，操守為重，遵循準則，不做假賬」。他要求學院去做一個調查：「我最關心的是這些學員做不做假賬，你可以對學員做一個不記名的調查，發一個卷子，讓他打勾：一個是嚴重做假賬的；一個是稍微做點假賬的；一個是不做假賬的。你做一個調查看看，得出一個百分比。調查要確實不記名。」
2002年5月，朱鎔基在杭州參觀新修復的清末「紅頂商人」胡雪巖故居，一路行走，一路感慨，出乎地方官員意外，他主動要求題字曰：「胡雪巖故居，見雕樑磚刻，重樓疊嶂。極江南園林之妙，盡吳越文化之巧。富埒王侯，財傾半壁。古雲，富不過三代，以紅頂商人之老謀深算，竟不過十載。驕奢淫靡，忘乎所以，有以致之，可不戒乎。」
就在朱鎔基卸任之際，中國社會和宏觀經濟突然遭到一場十分意外的嚴峻考驗。
3月6日，也就是朱鎔基做政府工作報告的第二天，北京市接報第一例非典病例，一個叫SARS的「幽靈」侵入中國。這是一種傳染性很強、可能導致猝然死亡的嚴重急性肺炎，更可怕的是，它的病原尚未確定，所以被稱為「非典型肺炎」。【世界衛生組織當時稱其為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簡稱「SARS」。2002年11月16日，廣東佛山發現第一起SARS病例。2003年2月3日至14日廣東發病進入高峰。】它飛速蔓延，從廣東到香港再到北京、上海，幾乎每天都有死亡的病例出現，到4月28日，僅北京市就確診病例1199人，疑似病例1275人，死亡59人，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委副書記孟學農因防治不力被免職。一時間，抗擊「非典」成為舉國上下的頭等大事，因為這種病毒的傳染性非常強，所以一旦發現一個疑似病例，當即就要進行大面積的整體隔離。2003年的上半年，全中國正常的生活和商業活動被全部打亂，每一家企業都在驚恐中渡過一個又一個難熬的日子。與非典的作戰一直到6月24日才總算告一段落，這一天，世界衛生組織宣佈解除對北京的旅遊警告，在王府井百貨大樓門前，一位售貨員高興地貼出一張慶祝標語，上面只有四個字：「中國真牛」。
真正「牛」的事情還正在發生中。讓世界非常吃驚的是，儘管遭遇如此猝不及防的災難，2003年度的中國經濟成長竟然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從數據上看，前兩個季度的經濟受疫情衝擊，增長速度下滑到6.7％，而到第三季度很快就實現了強勁的反彈，到年底，GDP的增長率達到9·1％，不僅高於前一年，甚至是「1997年以來增長最快的年份」。旅遊、航空、餐飲及文化娛樂等服務業受到了一定的影響，然而，藥品、食品、紡織、電信等產業則得到了意外的商機。今年，國內生產總值邁上了11萬億元的台階，人均GDP超過了1000美元，財政收入突破2萬億元，中國仍然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英國《金融時報》的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對中國的這種強大後勁表達了頗為吃驚的敬意，他在年終的專欄中引用了拿破侖那句200年前的名言「中國是一隻沉睡的雄獅，一旦它醒來，整個世界都會為之顫抖。」，緊接著他寫道：「不久前，世界還是輕輕鬆鬆，不在意拿破侖的上述警告。但現在，中國正在震撼世界。」
沃爾夫驚訝的是，中國經濟的不可遏制的成長態勢到底是靠什麼支撐著的？答案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中國製造」的外貿強勁拉動，二是以房地產為龍頭的內需市場的旺盛。
中國的外向型企業繼續扮演成長的主力角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發現，全國的進出口總額占ＧＤＰ總量的比重已經超過50％，這說明外需在經濟增長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美國杜克大學高柏教授對中國與日本的外向型經濟模式進行了對比，他發現，在與國際市場接軌方面，日本模式堅決發展本國的品牌，而中國模式則完全是為全球價值鏈服務。在技術創新方面，中國更多地依靠引進外資帶來的生產技術，日本注重的則是以獨立的知識產權為主的研發發明。在GDP對貿易的依賴程度上，日本在最高的時候也沒有超過30％，而中國在2004年就已經超過了65％，在能源利用方面，日本一直是全球的節能楷模，而中國在2004年卻使用了當年世界三分之一的鋼鐵與水泥，創造了大約相當於6％的世界GDP總值。
他因此認為，中國模式在外部條件發生重大變時的生存能力肯定要比日本弱。高柏沒有考慮到的一個要素是，跟日本相比，中國有龐大的內需潛在市場，它可能成為危機爆發時，中國產品的一個巨大的緩衝地帶。】根據美國科爾尼企業咨詢公司的統計，「中國製造」正在世界大行其道，從LG到三菱，從GE到東芝，從西門子到伊萊克斯，從飛利浦到惠而浦，從諾基亞到摩托羅拉，從戴爾到IBM，從迪斯尼到Mattel，從耐克到GAP····當今世界幾乎所有的名牌都有在中國生產的產品。科爾尼的數據顯示，「中國製造」已在集裝箱、家電、電子玩具等領域的上百個產品市場以第一的份額傲視全球，其中，集裝箱為90％、DVD播放機為80％、玩具為75％、禮品為70％、體育用品為65％，自行車為60％、微波爐為50％，彩電和冰箱都為30％。它因而斷定說，「中國製造」將迅速取代「日美製造」、「歐洲製造」而成為新世紀製造業的代名詞。
在外貿無比熱鬧的同時，國內市場的房地產熱浪則成為拉動內需的第一動力。自1998年房產政策解凍之後，市場回暖漸成必然之勢，首先呈熱的是私人資本最為雄厚的浙江及珠三角地區，繼而蔓延到上海。房產成為投資的新熱點，今年，一個很古怪的名詞突然暴熱媒體－－「溫州炒房團」。從年初開始，沿海一些城市的新開發樓盤裡，出現了一群又一群的溫州人，他們舉著「溫州購房團」的小木牌，像買菜一樣地買進中意的房子。9月23日，上海的《東方早報》刊文《溫州千億民資全國炒樓》，記者稱「10萬溫州人在全國各地炒樓，動用民間資金約1000億元。溫州約有8萬多人在全國購置房產，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樓。保守預計，炒樓群體在7萬人以上，以企業白領、政府官員家屬及公司負責人為主……溫州全民在炒房。按照回報率15%計算，1000億元投資客可淨產出150億元，這比任何一個產業都要賺錢，可謂『溫州第一產業』。」據稱，炒房團還把全國房產市場全成四級。
一級市場是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房價5500元/平方米以上；二級市場為東部沿海地區，如大連、煙台、南京、蘇州、福州等房價4000至5500元/平方米；三級市場為東西部結合地帶的省城，或西部經濟發達城市。如呼和浩特、武漢、蕪湖、長沙、合肥、南昌、烏魯木齊等，房價2500至4000元/平方米；四級城市為位置比較特殊的省會周邊城市，如廣西桂林、安徽黃山等一些地級城市，房價1000至2500元/平方米。
在溫州的炒房大軍中，除了握有游資的小商人外，也不乏成名人物，因「膽大包天」而聞名的王均瑤是第一個轉戰地產的企業家，2002年初，他出手3.5億元買進上海商業繁華地段徐家匯一帶的一幢總面積為8萬平方米的「爛尾樓」，稍事裝修後在今年轉手出售，竟進帳10.5億元，地產暴利讓人咋舌。上海「爛尾樓」形成於1997年前後。上世紀90年代初，浦東開發啟動後，引發了一輪房產投資熱，然而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滬上房市迅速低迷，形成了一批建而未成的「爛尾樓」，到2003年，上海尚有爛尾樓130多處，項目總規模近500萬平方米，它們大都成為先覺的浙江商人及香港商人的囊中寶物。「炒房團」現象被曝光後，國內輿論褒貶一時，溫州人對商業變幻的敏感與快速反應實在令人讚歎，同時，也有人炮轟「炒房團」是各地房價日漲的「罪魁禍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