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三水政府大換屆，一些與李經緯有交情的老官員全數退休或換崗，一層因歷史的淵源而形成的溫情脈脈的薄紗也最終淡去了，他的處境進一步的艱險。便在這一時刻，李經緯提出了第二套改制方案，由管理層自籌資金買下政府所持有的股份，李經緯開出的價格是4.5億元，將在3年內分期付清。三水政府斷然拒絕，理由據稱是「風險很大，有用健力寶資金來買健力寶之嫌」。李經緯還不甘心，他接著聘請深圳一家咨詢公司又設計出第三套方案，李經緯團隊持股75％，三水政府再給李經緯個人5％的股權獎勵。這個方案也遭到政府方面的否決，理由依然是「擔心經營層的錢來歷不明。」
就這是在這樣的拉鋸中，政府與管理層的關係近乎撕裂，而企業效益也開始急速下滑，健力寶的經營業績自1997年創造了54億元的驕人記錄後，每年以銳減5到8億元的幅度降低，上繳政府的稅利也從1億元降到2、3千萬元左右。
就這樣，一家蒸蒸日上的企業因政府與經營者的產權博弈而變得前途無比莫測。
如果說，李經緯在產權清晰化的話語權爭奪上招招被動的話，那麼，華南的另一位明星企業家則顯得更加的無能為力。
1998年12月，在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科龍集團突然發佈公告，潘寧辭去公司總裁職務。這時候的科龍正處在一個迅猛擴張的關鍵時刻，去年，科龍實現營業收入34億元，利潤6.6億元，被香港《亞洲貨幣》雜誌評為中國最佳管理公司和中國最佳投資者關係公司。潘寧辭職的兩個月前，科龍還剛剛收購了廣東另一家陷入困境的家電企業華寶空調。根據很多當事人的回憶，潘寧對自己的「辭職」並無思想準備。在整個1998年，他一直在全國各地考察，他想收購成都的一家軍工廠的車間，將之改建成冰箱生產線，還到河北等省份洽談建設北方生產基地的事宜，據這段時間與潘寧有數面之緣的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觀察，「潘寧下崗，其實他對此沒有做好準備，在過去的一年多裡，他一直四處奔波。」
後來發生的一連串驚人的事實表明，潘寧辭職，意味著地方政府對他的產權改革思路的堅決否定，在過去幾年，潘寧一直試圖說服政府把股份釋放給管理層，他冒險新創科龍品牌也是其中的一個戰略性步驟。1997年以來，市場競爭十分激烈的家電產業成為國有資產退出的領域，而惠州的TCL已經進行了產權改革試驗，潘寧對改制的迫切性也越來越強。可是，他的突然辭職，讓科龍集團的產權改制走上了一條充滿了曖昧氣質的道路。
辛苦創業十四年、被沒有任何理由地宣佈「辭職」，潘寧幾乎沒有做任何「反抗」或解釋，他迅速做出了移民加拿大的決定，從此不問科龍事。為表示自己的徹底隱退，他與科龍約法三章：「不保留辦公室，不拿科龍一分錢退休金，不要科龍一股股份。」他對媒體記者發表的最後一段講話是，「現在退下來，我覺得非常地榮幸。因為好多知名的企業家，有的升了官，有的沒有後繼力，還有的犯了錯誤，極個別的上了刑場。像我這樣干到65歲的企業家，屈指可數。我光榮退休，確實好榮幸。」他對外宣稱有六個「退休計劃」：學打高爾夫，學攝影，學開車，學太極拳，讀點近代史，陪太太外游。一位科龍舊部曾記錄一個細節：老潘臨別科龍時，曾「口占一絕」留贈部下作紀念：「服務鄉企數十年，縱橫家電憤爭先。闖破禁區成駿業，寄語同仁掌霸鞭。」有人指出，詩中的「憤爭先」一句有點彆扭，是不是「奮爭先」或「紛爭先」的筆誤，潘寧肅然地說，就是這個「憤」，發憤圖強的憤，悲憤的憤。
因產權變革而形成的政商博弈，讓健力寶與科龍陷入了巨大的危機漩渦之中。在未來的幾年內，圍繞著這兩家曾經創造過無數輝煌的企業將展開一場更為激烈的爭奪戰，最終，企業在多方利益群體的絞殺中奄奄一息。
1998年的中國企業界四處氾濫著悲喜難辨的亢奮。從中央決策層到思想界、企業家，每個人都感受到改革向深度推進的艱巨，同時，又對這場變革將把這個國家和自己的命運帶向何方而有著莫名的亢奮與迷茫，在未來的幾年裡，人們日漸從「地雷陣」和「萬丈深淵」的說法中咀嚼出更多、更複雜的意味來。也是在這一年，中國最大的家電企業海爾集團的年營業額接近200億元，當記者問張瑞敏此刻的心情時，這位日漸變得深居簡出的企業家說，「我現在的心裡，每天還是八個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企業史人物：褚時健】
「煙王」是非
1998年，中國企業界最大的爭議是一個叫褚時健的企業家該不該被判處死刑。
褚時健是雲南紅塔煙草集團的董事長。紅塔的前身是玉溪捲煙廠，早在1979年，這是雲南省數千家默默無聞的小煙廠之一，固定資產1065。65萬元，生產設備全部是三四十年代的水平。雲南煙草冠絕全國，其中又以玉溪為「雲煙之鄉」，褚時健當上廠長後，狠抓質量和營銷，創出「紅塔山」、「阿詩瑪」等品牌，他還大量收購優質煙田，最大的一片有2000畝。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玉溪廠已頗有名氣，每年可上繳利稅5億元。
玉溪廠快速發展的時間是從1988年開始的，之前，中國所有的煙草價格都是計劃控制的，這年７月，國家宣佈對13種「名煙」放開價格，實行市場調節，13種名煙中，9種產自雲南，褚時健的玉溪捲煙廠就爭取到了4種。根據當時報紙記載，7月28日，煙價放開，紅塔山的每包售價就從1.3元漲到3.9元，第二天再漲到5元。這一年，在全國上繳稅利最多的前10家企業中，雲南玉溪捲煙廠名列第5，經濟效益躍居全國輕工行業之首，褚時健被授予全國勞動模範和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
褚時健最有「創新」的一個舉措是，為了突破國家對煙廠的產量指標控制，他繞開有關政策，通過購併雲南及其他省份小煙廠的方式充分放大自己的產能，日後來看，這是一條「灰色」的改革通道，它讓國家對煙草生產總量的限制形同虛設。到90年代中期，玉溪捲煙廠年創造的利稅達200億元以上，佔到雲南財政收入的60％，相當於400多個農業縣的財政收入總和，穩坐中國煙草業第一把交椅，並躍升為世界第五大煙草企業。在1997年，「紅塔山」的無形資產為353億元，在中國所有品牌中位居榜首，在褚時健任職的17年間，紅塔集團總計納稅800億元。一位中央領導在視察該企業時說：「這不是捲煙廠，這簡直就是印鈔廠。」
1996年底，中央紀委信訪室接到匿名舉報，對褚時健展開調查，12月28日，褚試圖通過雲南邊陲河口邊關出境，被邊防檢查站截獲。第二年6月，褚時健因貪污罪名被拘捕，他對檢察院預審人員坦白罪行：「1995年7月份，新的總裁要來接任我，但沒有明確誰來接替。我想，新總裁接任之後，我就得把簽字權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輩子，不能就這樣交簽字權，我得為自己的將來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決定私分了300多萬美元，還對身邊的人說，夠了！這輩子都吃不完了。」據偵察，褚時健還在國外私設10億元人民幣和2500萬美元的企業「小金庫」，惟他簽字可以動用。
褚時健自己的貢獻與收入之落差一直耿耿於懷。1990年，當選「全國優秀企業家」的他對記者抱怨說，「上級規定企業廠長可拿工人獎勵的1∼3倍，但實際上，我們廠的領導層一直只拿工人獎勵的平均數。就我個人而言，十年前的工資是92元，獎金是當時全廠最高的6元，再加上其他的總共月收入才110元。十年後的今天，廠子搞好了，我現在月收入有480多元，加上一些獎項，總共可達到1000元。」到1995年前後，褚時健的年薪加上雲南省對他的獎勵為30萬元，他算了一筆帳，紅塔每給國家創造14萬元利稅，他自己只拿到1元錢的回報。
據檢察系統的偵察，褚時健貪污的金額為700萬元左右，其數額巨大，按律難逃死罪。然而，此案見報後，在企業界和媒體掀起軒然大波，幾乎所有的人都對之報以同情，時值「國退民進」、產權改革的高潮期，人們均以為褚時健功勳卓著，其所得與貢獻實在落差巨大，貪心大可原諒。有人據此總結出了一個「59歲現象」－－其實被捕之際，儲的年紀為67歲，已屬「超齡服役」－－也就是，由於國有企業的當家人由於收入偏低，因此很可能造成他們在退休前大撈一把的現象。「59歲現象」被認為是制度造成的陷阱。
褚時健出事後，其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審，女兒獄中自殺身亡，兒子遠避國外，名副其實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對褚時健的同情與聲援，成為一股很耐人尋味的勢力。在1998年初的北京兩會上，十多位企業界和學界的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聯名為褚時健「喊冤」，呼籲「槍下留人」，一個聽上去很能打動人的說法是：「一個為民族工業做出如此巨大貢獻的國企領導，一年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
1999年1月，褚時健「因為有坦白立功表現」被判處無期徒刑。據當時的媒體報道，宣讀判決書的時候，褚時健只是搖搖頭，沒有說話。」
在後來的很多年裡，褚時健一直不是作為「罪犯」而是一個「含冤蒙罪」的企業家形象出現在各種媒體上，很多企業家視之為崇拜的偶像，生產手機的波導集團董事長徐立華便曾經如此表達對他的敬意：「真正的企業家是褚時健，那是中國天字號的企業家。中國哪一個企業家超過儲時健的？沒有！我認為中國的企業家最厲害的是褚時健。紅塔山原來有句廣告語，叫「山高我為峰」，確實是這樣。現在我們誰能望其項背？沒有！」徐之觀點被很多人所認同。還有一些輿論認為，褚時健的錯誤是「早生了幾年」，一篇文章認為，「在近10年的國有企業成為上市公司的過程中，管理者成為千萬富翁、億萬富翁的不在少數，褚時健為什麼淪為階下囚？若以貪污700萬判處無期徒刑論，對褚時健的處罰是輕的。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褚時健的結局曾經使多少國有企業負責人寒心！似乎應該重新回到制度上來。「規逼民犯」是不是可以解釋這一現象？企業家能力不能得到體現，只好去「偷」，去「搶」。然後，刑法等著你。」
褚時健在監獄裡並沒有坐多久，2000年前後，他就以身體有病的原因被保外就醫。他與妻子在雲南哀牢山承包了兩千畝山地種植甜橙。一些企業家不遠千里前去看望他，其中包括萬科集團的王石，王說，「雖然我認為他確實犯了罪，但這並不妨礙我對他作為一個企業家的尊敬。」《中國企業家》記者劉建強還記錄了一個傳聞，「政府給褚時健立了一個賬戶，裡面存了幾十萬元錢，作為他看病的費用。沒過多長時間，賬戶裡的錢變成了幾百萬，都不知道是誰存進去的。」
只有極少數的人對「褚時健現象」提出過質疑。以無忌直言而出名的香港教授郎鹹平評論說，「紅塔集團的褚時健貪污，媒體對他百般同情，憑什麼同情他?要不是國家不准民營企業做煙草，能有你褚時健的成就?企業做得好，功勞就是自己的，憑什麼?國家不是給你待遇和榮譽了嗎?」
「褚時健現象」是一面鏡子，照得見轉型時期的中國商業界在法制觀念和價值評判上的模糊、矛盾與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