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火藥味很濃的爭論在9月12日得到了終結，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總書記江澤民在報告中對傳統的公有制理論作出重大修正，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認為非公有制經濟已經不僅僅是「補充」，而且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國有經濟的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社會主義性質。《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和凌志軍在暢銷一時的《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1998年出版）一書中，將此次關於姓「公」姓「私」的爭論視為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1992年（關於姓「社」姓「資」的討論）之後的第三次重大的思想交鋒，而十五大的召開則表明中國開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
在中央高層和社會改革力量的推動下，一場大規模的產權清晰化運動終於如期而至了，它將於1998年進入高潮期。在這場影響深遠的產權改革運動中，蘇南模式的終結是一個很有典型意義的重大事件。在過去二十年的企業史上，以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模式與以私營經濟為主的溫州模式是兩大企業成長路徑。後者遭遇無數質疑和磨難卻始終曲折地壯大，而前者則在無數的推崇和扶持下，漸漸落入了體制滯後的困局。
跟「溫州模式」一樣，社會學家費孝通是「蘇南模式」的概念提出者，他在1983年發表的《小城鎮·再探索》一文中寫道，80年代初，江蘇農民沒有把社隊企業分掉，而是通過工業保存下了集體經濟實體，又借助上海經濟技術的輻射和擴散，以鄉鎮企業為名而繼續發展，我稱之為「蘇南模式」。很多學者用西方的經濟學名詞將這種模式稱為「地方政府公司主義」（LocalStateCorporation），在改革開放之初的十五年，它依靠其公有制性質和較國有企業靈活的運行體制以及「船小好掉頭」等優勢，迅速成為全國最先進的企業模式，在溫州模式被不斷打壓的時候，蘇南模式卻因其純正而顯赫的集體性質大放光芒，這裡也因此成為中國鄉鎮經濟最活躍和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然而，到90年代中期之後，集體經濟的弊端漸漸顯露和嚴重起來。
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政企不分，蘇南模式的特點就是黨、政、經、社四合一，很多著名的企業都是由一個行政村整體翻牌過來的行政性公司，廠長經理與鎮長、鄉長是可以相互兼任的，這種狀況直接導致了企業經營目標的多元化，企業一旦做大就成了一個「怪胎」；二是「產權空心化」，「人人所有，人人沒有」的產權特徵使得原本靈活的企業漸漸染上了「國企病」，出現了「廠長負盈不負虧」、「窮廟富和尚」等現象，以直言而著稱的經濟學家董輔礽在考察蘇南之後，很直率地說，「說白了，蘇南模式就是二國營。」三是企業「政績化」，「幹部經濟」直接導致了「政績經濟」，蘇南各地為了拉抬GDP，大規模地搞重複建設和惡性競爭；四是效益大幅下滑，業績作假成風。多年以來，蘇南模式以根正苗紅而成為全國典範，其改革效應關乎諸多官員的陞遷烏紗帽，於是，為了讓「經濟數字」年年上升，作假之風盛行蘇南，上海《文匯報》曾在1995年6月24日專門發表文章《不要再刮「浮誇風」》，揭露蘇南地區正在進行數字大戰，有些縣市統計的工業產值有近一半的水分，作者頗帶嘲諷地建議，應該向那些吹牛的蘇南幹部征設「牛皮稅」。學者惠海鳴則披露，一些被樹為「全國典型」的蘇南企業儘管效益滑坡，卻每天還要接待各地的參觀取經者，「為了接待參觀者，寧願機器空轉。那些典型企業，紙糊燈籠樣樣好，但人一走，窟隆很大，有的能放進一個牛，有的甚至能放進一座小山。」
蘇南模式的體制困局到90年代中期已經逼現無疑，除了極少數的企業靠特殊的機緣完成了產權改制之外【無錫的紅豆集團便是極少數的先行者之一。1993年，那個自比為「私生子」的周耀庭獲得當地政府的默許開始將企業進行股權改革，他說，「一開始有人勸我多弄點股份，最好超過50％，但是我擔心這樣的話，企業的集體性質就變了，風險太大，所以最後我只要了39％。」這39％還是徹底地改變了紅豆的命運，到2007年，周耀庭驚喜地發現，剛搞產權改革時，他的企業規模在無錫排34名，而14年後，前面的33名都不見了。】，大多數企業仍然深陷在日漸僵硬的光環中，江蘇鄉鎮企業的增長速度明顯低於體制更為寬鬆和靈活的浙江，吳敬璉教授評論說，「在20世紀末的經濟波動中，它不僅沒有起帶頭作用，反而落在了後面。」從1995年起，蘇南一些幹部和企業家開始悄悄往溫州跑，他們放下身段，研究起那種陌生的、在過去還被他們嘲笑過的「非驢非馬經濟」，很快，股份合作制被引進到蘇南，在宜興、無錫等地被嘗試。
到1997年，隨著產權改革浪潮日漸被中央認可，對蘇南模式的反思日漸成為主流的聲音，今年10月，江蘇省委書記陳煥友在江蘇省委九屆七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上說，「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蘇南模式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突出表現在所有制結構比較單一，政企權責不分，企業產權不明晰，原有的機制活力逐步減弱。集體所有制的鄉村企業已漸為舊體制所「同化」。活力銳減，而且許多地方領導仍抱住蘇南模式不放，片面強調集體性質的公有制，阻礙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陳煥友的這番講話被國內傳媒迅速傳播，在江蘇乃至全國引發地震般的轟動，它被認定是江蘇官員第一次對蘇南模式進行公開的反思。褒貶之聲一時雜陳，陳煥友受到巨大的壓力，以致於他不得不在幾天後的江蘇經濟高層論壇上「闢謠」，聲稱自己從未要否定蘇南模式。儘管如此，披灑在蘇南模式上的政治性光環開始日漸散去，其後幾年反思文章層出不窮，蘇南模式從開始鬆動到真正走到終點，將經歷數年的陣痛與曲折，到2002年底，在蘇南地區有93%的鄉鎮集體企業通過各種的方式「改制」成了私營企業。
蘇南模式的終結，意味著集體經濟的一次脫胎換骨，在更廣泛的時空跨度內，它標誌著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試驗的合作社制度及後來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基層經濟組織中的徹底淡出。一種更為市場化的、以產權人格化為特徵的企業制度終於成為了主流的企業成長模式。
亞洲金融風暴的襲來，給中國企業變革帶來的另一個意義深遠的影響是，它徹底擊碎了人們對日韓財團企業模式的膜拜，【在金融風暴中倒下的韓國著名大財團還有全韓第14大企業、第二大鋼鐵公司韓寶、第19大企業、最大釀酒商真露、第8大企業財團起亞，以及第12大企業漢拿集團、第24大企業三美集團、第34大企業代龍集團等等。】尤其是被視為倣傚標桿的大宇集團的窘境讓決策層重新思考大企業培植思路。在1996年剛剛形成的「抓大」戰略「意外」地更弦易轍了。
去年的「抓大」思路是，「由國家主導，重點扶持若干家優勢企業向財團模式發展，使之成為有國際競爭能力、代表中國勢力的巨型公司」，可是日韓財團在金融風暴中暴露出的贏弱，讓中央政府對這條路徑徹底失去了信心。連大宇這樣的企業都無法抗衡抵抗國際金融資本的襲擊，那麼中國的「類大宇」企業們能夠逃出這種命運嗎？於是，一種新的「國退民進」的新戰略出現了，它的基本思路是，國有資本從完全競爭領域中大面積退出－－在一份報告中，專家們建議國營企業應該從164個競爭性行業中「堅決撤出」，同時，則在上游能源性行業中強勢地形成壟斷格局，這些行業包括－－鋼鐵、能源、汽車、航空、電信、電力、銀行、保險、媒體、大型機械、軍工等等，在這些領域，政府將竭力排斥民間及國際資本的競爭，通過強化壟斷來保證國營企業的既得利益，作為國營資本的所有者，其角色不是減弱而是更為增強。
這個中國式轉軌在1997年十分微妙地出現了。很顯然，這是一種與去年完全不同的「抓大」戰略，在隨後的十來年裡它一直被堅定地執行著，並最終把中國帶進了一個國家商業主義的時代。一個留在1997年的懸念是，如果金融風暴沒有爆發或遲兩年爆發，後來的中國公司將呈現一派怎樣的氣象？
歷史沒有假設。中國公司在財團式成長的道路上折途而返。它造成的最直接的後果是，那些先前被列入500強培植名單的「種子企業」陷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因為根據新的國資退出原則，從事家電業的海爾和長虹、計算機業的北大方正、製藥業的華北醫藥以及造船業的江南造船廠等都不處在被政策保護的壟斷性行業－－而這也正是當初它們被選中的原因，因此對它們的傾斜扶持便一一的落空了。我們即將看到的事實是，到2007年底，中國已有22家企業出現在《財富》世界500強名單中，它們無一例外都是壟斷型國有控股企業，而10年前確定的6家「種子公司」，除了寶鋼之外，其餘5家企業都沒有按照「既定時間表」進入世界500強。
在晦明不定的1997年，還是有讓人興奮的商業事件發生。值得記取的起碼有兩件，第一件當然還是出現在互聯網產業，三個名叫丁磊、王志東和張朝陽的年輕人把中國帶進了「互聯網元年」，另一件也很有歷史意義，那個創辦了深圳華為公司的任正非搞出了一個「基本法」。
儘管張樹新的瀛海威迷路了，但是在互聯網歷史上，1997年卻是一個科技狂潮的起點。在領跑的北美市場，最顯赫的互聯網英雄是華裔青年楊致遠，當年三季度，雅虎的市場價值升至28億美元，超過了炙手可熱、讓比爾·蓋茨都十分畏懼的瀏覽器大王網景公司，楊致遠從起家時的網頁目錄服務出發，大舉向滿足互聯網所有需求的綜合服務轉型，「門戶網站」成為第一個成熟的商業網絡概念。在雅虎效應的催動下，美國最大的新聞門戶網站美國在線突破了1000萬註冊用戶的大關，電子商務領域的亞馬遜公司公開招股引起轟動，從事在線拍賣的Ebay公司創建。一個以網絡為主題的高科技投資狂潮由此捲起。在中國，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佈了第一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確認全國共有上網計算機29.9萬台，上網用戶數62萬，WWW站點約1500個。星星之火，已經隱約閃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