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十年聯想走到了一個動盪的岔路口。柳倪關係迅速惡化，倪無法遏制自己的失望和對柳的不理解，很快，聯想的每一次工作會議都成了兩人的爭吵會，這兩個都對自己的判斷十分自信的領導者根本無法說服對方，柳認為倪在「胡攪蠻纏」，而倪則說，「我永遠和你沒完。」他開始向上級控告柳傳志作風霸道，進而控告柳有嚴重的經濟問題，值得懷疑的金錢總額超過1000萬元，其中最直接的指控對象就是香港公司的股權設計以及借552·58萬美元給呂譚平，供後者擴張私人股權。【相關內容參見上卷1988年。】
這對親密無間的「雙子星座」走到了你死我活的決裂懸崖上，柳傷感地對友人說，「不把我打入監獄，他絕不罷手。」在關係親密的時期，「柳倪配」曾被媒體津津樂道，柳傳志曾說，「有的人像一顆珍珠，有的人不是珍珠，不能像珍珠一樣閃閃發光，但他是一條線，能把那些珍珠串起來，做出一條光彩奪目的項鏈來。我想，我就是那條線。」這個比喻聽上去非常的生動，但是卻存在著「形象上的悖論」：當珍珠串成一條光彩奪目的項鏈時，那條線就會不見了，而事實上，「柳線」比任何一顆珍珠都要光彩奪目。「線與珍珠」的互動與衝突，在柳倪事件上得到了逼真而殘酷的演繹。
媒體也觀察到了這場平地而起的柳倪風波，它被認為是「市場派」與「技術派」的一次決鬥。這場讓所有人都很難堪和痛苦的爭吵一直持續了整個下半年，中科院派出工作組進行調查，聯想內部幾乎所有的高層都站到現實的柳傳志一邊，工作組的報告稱，「沒有發現材料證明柳傳志同志存在個人經濟問題」，而為了避嫌，香港商人呂譚平也被勸退所持股份。到1995年初，勝負漸漸清晰起來，6月30日，聯想董事會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聯想集團公司總工程師職務。」
對於任何企業戰略決策的評估，都讓人陷入兩難，「結果」往往是惟一可以參考的依據。日後證明，柳傳志把聯想帶到了一個新的成長高峰，然而在後來的很多年裡，一直有很多人在固執地爭論：如果沿著倪光南的方向走下去，聯想乃至中國電腦產業又將是一番怎樣的景象？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電腦以及家電產業一直在「貿易」、「製造」與「技術」的發展優先次序上搖擺徘徊，聯想跟中關村中的所有公司一樣，都是靠貿易起家，逐漸形成工業製造能力，進而在技術上尋求進步，而家電業的海爾、長虹及科龍等公司都是從引進生產線起家，然後在市場營銷上獲得了成功，因此，「貿工技」和「工貿技」是兩大成長模式，其中，無一例外的是，技術都是核心能力中最薄弱和滯後的一環。而當這些企業逐漸壯大，與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上展開正面競爭的時候，技術落後的現狀便非常清晰地呈現了出來。在此刻，何去何從，敏感而無比關鍵。在中國企業史上，柳倪之爭帶有很強的寓意性。它展現了中國企業家在面臨國際化競爭和技術發展瓶頸的時候，作出了怎樣的思考和選擇。
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是，在90年代中後期，幾乎所有知名的企業家都選擇了柳式道路。
【企業史人物】
支教公司
在這部企業史上，白芳禮大概是最不像企業家的企業家－－之所以說他是「企業家」，因為他的確創辦了一家公司。跟所有顯赫的企業家相比，他肯定是最窮的一個，然而他為社會所創造的「財富」無人可比。
1994年，白芳禮81歲。他是一個靠蹬三輪車為業的老漢，不識字，平生古道熱腸，從1986年起，他有感於貧窮子弟無錢讀書，就每年把蹬車所得全數捐給天津的學校。他這一年開春，他把整整一個寒冬掙來的3000元辛苦錢交給一所學校，校領導把全校教師和300名貧困生都招到操場上，排成整齊的隊形，一起朝他舉手敬禮。從學校回到家後，白芳禮思量一夜做出了一個決定，第二天一早，他就把兒女家的門敲開了：「我準備把你們媽和我留下的那兩間老屋給賣了，再貸點款辦個公司，賺錢支教。」
不多幾天，在緊靠天津火車站的一塊小地盤上，出現了一個7平方米的小售貨亭，裡面擺著一些糕點煙酒等，當頭掛著一塊牌子——「白芳禮支教公司」，白芳禮當上了經理。他對受雇的員工宣佈：「我們掙來的錢姓『教育』，每月結算，月月上交。」
小售貨亭讓白芳禮增加了不少支教的財力，卻一點也沒有改變他蹬三輪的生活。他把售貨亭交給夥計打理，自己照樣天天出車拉活。他說：「我出一天車總能掙回二三十塊錢，可以供十來個苦孩子一天的飯錢。」為了在車站前拉活方便，他索性挨著亭子搭了個3平方米的小鐵皮棚子，裡面用磚頭搭了一塊木板算是「床」，棚頂上的接縫處露著一道道青天。夏天，棚裡的溫度高達40攝氏度；冬天，放杯水可以凍成冰坨子。白芳禮就在這裡面住了整整5年。
為了能夠多攢點錢，十多年來，白芳禮從頭到腳穿的都是撿來的衣衫鞋帽，一日三餐經常就是饅頭加涼水，他對記者說，「我從來沒買過衣服，你看，我身上這些襯衣、外褲，都是平時撿的。還有鞋，兩隻不一樣的呀，瞧，裡面的裡子不一樣吧！還有襪子，都是撿的。今兒撿一隻，明兒再撿一隻，多了就可以配套。我從頭到腳、從裡到外穿著的東西沒有一件是花錢買的。」有一次，他從果殼箱中撿來一塊饃饃當中飯吃，女兒看到了心疼不已，他說：「這有嘛苦？這饃是農民兄弟用一滴一滴汗換來的，人家扔了，我把它拾起來吃了，不少浪費些麼！」
白芳禮把支教公司和他蹬三輪車所賺得的錢全部捐給了天津的各個學校，從1994年到1998年，他資助了紅光中學的200多名藏族學生，月月給他們補助，直到他們高中畢業。他還每個月向南開大學捐款1000元，總額近3.4萬元，200多名南開大學的貧困學生得到了資助。據不完全統計，他的累計捐款總額超過35萬元，其中包括300多名大學生的學費與生活費。還有人計算，如果按每蹬1公里三輪車5角錢計算，十多年間，老人奉獻的是相當於繞地球赤道18周的奔波勞累。
白芳禮的支教公司開了5年，1999年，天津火車站進行整頓，所有商亭一律被拆除，「白芳禮支教公司」也不例外，那一次，老人哭了。2001年，88歲的他已無力再蹬三輪車，於是就在車站給人看車，他把一角、兩角的零錢裝在一個飯盒裡，存夠500元後又捐了出去。2005年9月23日早晨，93歲的白芳禮去世。他的私有財產賬單上是一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