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經濟學家黃亞生在《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中斷定，「對私人企業的歧視增加了中國對外資的需求。」他認為，在20世紀90年代的整個過程中，國有部門是在破產的邊緣上運營的，而與此同時，私人企業儘管得到了迅猛的發展，但是卻仍然受到嚴重的信用約束，無法獲得金融上的扶持以及被限制進入很多行業。沒有效率的國有資本需要尋找到有效率的合作資本，它面對的是兩大資本集團，一是跨國資本集團，一是民間資本集團，正是在這種抉擇中，外來的跨國資本成為了被選中的對象。因此，1992年以來，外資的大量湧入，與這種改革思路的確立是分不開的。黃亞生曾經在訪問北京的房地產商潘石屹，潘給他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某年，他設法通過一個中介與一家大型國有銀行的當地支行的領導見面。這家支行領導說：「我們有政策，規定不能與私人企業家見面。我們支行在1954年時給私人農戶借錢去買驢。他們沒有還錢。」
總體而言，外資的進入讓中國的產業格局和經濟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然而，也必須看到，從一開始，這就不是一個十分順暢和優化的過程。今年的《中華工商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怪哉，長期虧損還「合作愉快」》的評論，記者披露了廣東省對1090家合資企業進行所得稅的匯總統計，結果發現544家虧損，沿海各省的情況大體相同，約有一半左右的合資公司在財務報表上為虧損。評論認為，「一些合資企業虧損，是因為外方投資人通過價格轉移利潤或虛列開支等方式，侵蝕中方利益，逃避稅收，形成帳面虧損。不少企業連續虧損7－8年，但生產規模卻不斷擴大。」
這種不無曖昧的景象還出現在開發區的氾濫上。為了吸引外資，各地紛紛建立開發區，在工業用地上推出優惠的政策，由於規劃失控，最終演變成了一場熱鬧的「圈地運動」。1991年，全國有開發區117個，到1992年8月，這個數字已經猛增到1951個，而到今年的10月，各類開發區竟多達8700個。在全國已批准的1.5萬平方公里的開發區裡，如果這些開發區全部做到水、電和道路的平整，需投資約4.5萬億元人民幣，遠遠超出國力負荷。
許多開發區為了吸引外資，制訂的優惠政策一個比一個「火」，有的甚至到了「捨血本」的地步。開發區的土地出讓絕大多數是採用協議出讓的方式進行的，因而到處充斥著灰色交易，《中華工商時報》稱，「僅每年土地黑市交易流失的國家收益，估計就有200億元之巨。有些外商以極其低廉的價格，一下子包攬上百畝或數百畝甚至幾平方公里，然後再稍做平整，以幾倍的價格出售獲利。」廣東省出讓88平方公里的土地，得94億元的轉讓金，平均每平方米為107元，江蘇一家開發區出讓70年使用權的土地，轉讓價為每畝2000元，等於一年一平方米收0.04元。而中部的一些省份更是推出了豁免土地使用費的優惠政策。台灣《聯合報》的記者稱，「現在若到大陸，無處不見房地產開發公司的招牌，無處不談土地買賣。」
國務院調查組的報告顯示，到1993年4月為止，全國開發區開工面積307平方公里，約占規劃總面積的2％，也就是說，90％以上的耕地「圈而未發」，全國因此減少耕地1000萬畝。5月16日，國務院發文「限制盲目建立開發區」，到11月，沿海7省1區關閉了700個開而不發的開發區。在以後的十年裡，開發區的過度開建現象其實一直沒有被完全的遏制。
到今年初，全國的股民總數增長到了200萬。
在上一年爆發了深圳抽籤表舞弊事件和原野事件之後，中央決定加強對證券市場的掌控，當年10月，證監會匆匆成立，1993年4月頒布《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9月宣佈對國內法人開放A股交易。緊接著，就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寶延風波，這是中國股市第一次大規模的收購戰。
延中實業是上海股市最早的股票之一，它是上海靜安區的一個街道公司，其上市純粹是一個偶然，在大型國營企業都不願意吃螃蟹的情況下，這家只有50萬元註冊資本的小企業意外地成為最早的股份制企業，並成為第一批上市的公眾企業。它之所以成為第一個被熱切關注的企業，實在是因為股本結構上的特殊：由於延中的資本實力弱小，所以在公開募股中，社會公眾股佔到了91％的高比例，【中國股市在股權設計上採用了「身份劃分」的制度，這成為一個很獨特的現象。1992年5月15日，國家體改委發佈《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及13個配套文件，明確規定國家股、法人股、公眾股、外資股四種股權形式並存，由此形成了資本市場的「股權多元結構」特徵。】這使它在眾多股票中顯得非常的獨特，也成為那些資本玩家們最樂意染指的企業。
這年春夏，與全國投資大熱相映成趣的是，上海股市卻要蕭條得多，在南巡利好的催動下，滬市股指曾衝到過1558點，可是接下來就掉頭朝下走，到5月底，央行為了整頓金融秩序，決定提高人民幣存貸款利率，股指更是應聲大挫，跌破了1000點。證交所總裁尉文淵內心大急。8月，深圳第一家上市公司寶安集團的證券部主任厲偉－－他是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之子－－北上拜訪，他告訴尉文淵，上海股市之所以不溫不火，是缺少「鯊魚」的緣故。他舉例說，日本漁民捕撈沙丁魚，遠洋歸來往往會死掉一大半，後來他們就在撈上來的魚裡放一條鯊魚，為了生存，沙丁魚就會不停地游動躲避鯊魚，結果存活率就大大提高。尉文淵聽懂了，他笑著說，「你們願意來上海當鯊魚嗎？」
一個月後，這條名叫寶安的「鯊魚」果然就來了。寶安開始攻擊延中，滬市果然被攪得騷動不已，延中股價連日拉陽線，股價從9月漲到了12元，9月30日，寶安發表聲明，宣稱已擁有延中實業5％的股份。公告一出，如油桶砸進火鍋，延中一路狂漲，8日後竟達到42.2元，滬市隨之大熱。
寶安此次狙擊，頗有技巧，按證監會的規定，一旦持有5％的公司股份就必須要公告，寶安在9月29日持有4.56％的股份，而在30日一開盤，就大口咬進342萬股，持股比例一下子達到16％，其時間剛好拿捏在公告發表的同時。延中認為，寶安的做法是一種惡意收購，是對市場的隱瞞和欺騙，它還掌握了另一個很有利的事實，出手收購的寶安上海分公司註冊資本只有1000萬元，而用在收購上的資金前後多達8000萬元以上，政策規定，信貸資金和違章拆借資金不得用來買賣股票。延中當即召開新聞發佈會，宣稱將通過法律程序維護公司利益，風波由此而起。
從公開的事實看，有利的天平似乎朝向延中，對這場風波頗為關注的各大媒體也大多持同情的態度。而證監會最終的裁決結果卻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它認定寶安的收購是一種「違規行為」，需要繳納100萬元罰款金，但同時，宣佈其收購有效。寶安的人員順利當選為延中實業董事長。
中國股市的第一場收購戰便在這種曖昧的硝煙中塵埃落定。尉文淵以延中為誘餌，引進了一條寶安「鯊魚」，最終達到了吸引全國目光、把上海股市攪活的目的。日後有股評家評論說，「寶延風波的裁決，奠定了中國股市的灰色基調。幾乎所有人都領悟到了，這是一塊強者第一、規則第二的競鬥場。」
如果說寶延風波還是一場堂堂正正的正面決鬥的話，那麼兩個月後的蘇三山案則更像一個黑色幽默。湖南省株洲縣一個姓李的股民，化100萬元購進15萬股蘇三山，然後私刻一枚正大置業公司的印章，寫信給《深圳特區報》和《海南特區報》，宣稱本公司已收購蘇三山5.006％的公司流通股。兩報不知就裡「來函照登」，第二天，蘇三山大漲40％。等到深交所發現異動，提出警告，李先生分批拋售，已獲利15萬元，而全國股民損失2000萬元，套牢1.2億元。李先生飄然離場，不知所終。【1993年6月，中國證監會與香港政府簽訂監管合作備忘錄，允許內地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是為H股，當年有青島啤酒、上海石化總廠、廣州造船廠、北京人民機器廠、馬鞍山鋼鐵公司和昆明機床廠上市。這是社會主義中國的企業第一次成規模地在另一個經濟體融資上市。】
在1993年，一些日後風雲一時的企業家還在成長的路上。後來創辦全國最大家電連鎖公司的國美集團創辦人黃光裕，這時還是一位24歲的「北漂商人」，他是潮汕客家人，喜歡說自己是「李嘉誠的老鄉」，他連初中都沒有畢業，就早早地離鄉四處做生意。他在北京開了一個家電市場，今年的銷售額居然做到了2.3億元，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採訪時，他透露自己的秘訣說，「別人在進價和稅錢的基礎上，加價5％出售，我就只加2％，這樣消費者就都跑到我這裡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