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針對新的經濟形勢，對一些管制概念開始全新的詮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劉敏學對「投機倒把」這個名詞進行了新的解讀，他認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幾乎把帶有盈利性的經商活動都視為投機倒把，作違法處罰，這顯然是「左」的思想影響，是不對的。某些過去認為是投機倒把行為，現在看來是商品流通中不可缺少的環節。他舉例說，譬如套購緊俏商品就地加價倒賣行為，過去被視為投機倒把，今天籠統這樣說就不合適了。他的這番講話一登報，全國的貿易商人都大大地喘出一口氣，過去的十多年裡，數以十萬計的商販因投機倒把罪名而入獄、而傾家蕩產，有人甚至喪失生命－－該罪名最高可判死刑，為所有經濟犯罪行為中判刑最重者，如今，隨著劉局長的一番講話，一柄長劍終於從頭頂移走了。
最具有象徵意義的事是，在2月份的全國兩會上，代表們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繳納糧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佈，從這一天起，取消糧票。從1955年開始，全國居民購買糧食都需要這種定額分配的票證。從此之後，各種帶有明顯計劃經濟色彩的票據一一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了。
也是在這次兩會上，劉永好、張宏偉等50多名民營企業家，第一次走進全國政協大會會場，劉永好後來回憶說，「年初，四川省委統戰部的一位幹部找到我，說準備推薦我為全國政協委員。沒過多久就讓我填了表。同時，四川省工商聯還推薦我為全國工商聯的副主席。」3月18日，劉永好與內蒙古新優佳公司的陸航程出現在全國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這是私營企業主第一次在這種政治性場合上亮相。到年底，鄉鎮企業產值突破2萬億元，佔全國工業的二分之一，就業職工1·02億人，首次超過國營企業職工數。
跟糧票取消及私營企業家參政相似，另一個也很有象徵意味的商業故事是，在四月份，中國的消費者第一次過上了「情人節」。根據北京媒體的報道，由香港人投資的利嘉鞋業是第一家在報紙上登情人節商業廣告的企業，它在《北京青年報》上刊登了四次廣告，宣稱在2月7日到14日的一周內將抽取有特別優惠的「幸運情人卡」。幾乎同時，開設在王府井的麥當勞店也貼出了「浪漫溫馨情人夜」的海報，情人節當夜來消費的情侶可以獲得一支玫瑰花。五星級的王府井飯店則推出了價格為300元的情人節晚會，廣告一登出，飯店的訂位電話就被打爆了。這看上去實在是一個不錯的商業活動，然而，由於「情人」這個名詞實在有點曖昧，因而，商家們的推廣引起了一些老幹部的微詞，不久，有關部門就發下通知，嚴令不得在廣告中出現「情人節」這個字眼，這項禁令或嚴或松地被執行了好幾年，每當到了2月14日前後，工商部門都會發出類似的通知，一直到1998年前後，它才被不了了之地取消了。
5月17日，著名跑車製造公司法拉利公司在中國找到了它的第一個買主，他名叫李曉華，是一位靠經銷生髮水起家的、42歲的北京企業家。法拉利特意在北京天壇的祈年殿前舉辦了一場新車交付儀式，李曉華站在價值13·4888萬美元的跑車前的照片登上了各報紙的娛樂新聞版面。
8月，中國加入了國際版權條約組織，這意味著知識產權的保護成為了可能，美國迪斯尼公司的「米老鼠」系列產品正式進入到了中國，在此前的十來年裡，這個可愛的形象已經廣為中國兒童所知，它出現在成千上萬的繪圖課本、襯衫、文具以及商店招牌上，不過，它們竟全部是沒有授權的侵權產品。
1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英國的《經濟學人》在當月的一篇評論中說，「在許多因素的推動下，競爭已經在整個經濟領域擴展開來。一個因素是外資和外貿的擴大，另一個因素則是經濟權力的下放引起各省間的角逐，這同美國聯邦制搞的社會和經濟試驗驚人地相似。」
幾乎所有的外國觀察家都喜歡用「公有制－私有制」、「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這樣的二元標準來判斷或議論正在中國發生的一切，而事實卻肯定要模糊和豐富得多。
1993年，最巍巍壯觀的現象是外資企業的蜂擁而入。
今年可以被看成是跨國公司在華大規模投資的開始之年，日後的數據表明，自1979年至2000年，中國累計吸引外資3462億美元，大部分是1992年以後發生的，1992年到2000年的累計流入量占總量的93％。到今年底，合同外資達到了1114億多美元，實際利用外資是270億美元，幾乎都是上一年的一倍。
在市場的誘惑和政府的鼓勵下，跨國公司開始狂熱地夢想中國。最經典的表述出自柯達公司的總裁裴學德，他說「只要中國有一半人口每年拍一個36片裝膠卷，已經足以將全球影像市場擴大25％：中國每秒多拍攝500張照片，便相當於多了一個規模等同於日本和美國的市場。」用人口乘以某一商品，從而計算出中國市場的規模，這是幾乎所有跨國公司進入這個東方國家時最常用的一個算式，不過，事實很快將告訴他們，這是一個玫瑰色的幻覺。
這一年，肯德基第一家特許經營店在西安開業；寶潔在中國一口氣建立了四家公司和五家工廠；世界上最大的啤酒公司安霍伊澤－布希公司用1640萬萬元購買了中國最大啤酒公司青島啤酒的5％股份；柯達贊助了在上海舉行的第一屆東亞運動會；諾基亞開始向中國提供GSM移動電話；花旗銀行把中國區總部從香港搬到了上海；波音飛機公司在中國賺到了大錢，它一下子得到了總共120架、價值90億美元的大訂單；福特企業主管國際業務的執行副總裁韋恩·伯克說，「我的頭號業務重點是中國。」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第一輛轎車終於下線了，工作人員在生產線上掛了一條很有意味的橫幅：「謝謝中國，美國製造」，此時，距離1978年湯姆斯·墨菲率團訪華已經過去整整16年了，而德國大眾在上海的工廠已經形成了年產10萬輛的能力。1993年也是日本企業在華投資增加的轉折點。這一年日企在華投資比1991年有了急劇增長，達到3，414個的高峰，被批准的投資項目數量則是1991年的3倍。
9月，「北京·1993跨國公司與中國」的會議在北京國貿中心召開，西門子、巴斯夫、摩托羅拉等50多家跨國公司的代表和國務院、外經貿部的官員齊齊到場，外經貿部部長吳儀和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在會上鼓勵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當天晚上，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中南海邀請了其中15個比較大的跨國公司的代表。《華爾街日報》在報道這一新聞時稱，「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的邀請。」
對外資的大量湧入，可以有多層面的解讀。
宏觀環境而言，進入第十六個改革年份的中國已經越來越吸引國際資本，特別是1992年之後，市場經濟的體制目標得以確認，中央政府日漸放寬了外資進入的很多限制性政策，日漸市場化的投資環境當然受到國際資本的信任和青睞。
從政策設計而言，吸引外資被認為是振興地方經濟的捷徑，因此，外資開始享受到「超國民的待遇」，各地對外資及合資企業都推出了大力度的優惠政策，其中，一個被普遍採用的稅收政策是「三免兩減半」，也就是企業創辦的前三年，所得稅全免，後兩年則減半。而在很多地方，減半政策更是從企業開始獲利之年起才被執行。在所得稅徵收比例上，合資企業的稅率是15－－33％，而國內企業則被徵收55％。這種稅收政策上的「身份差異」，被認為是一個迫不得已的做法，它刺激了國際資本對中國市場的興趣，也造成了很多「假冒外資企業」，將內資企業註冊成中外合資，成為企業「合理避稅」的普遍做法，這一政策要到熱錢滿天飛的2007年才被改變。
在改革理念上，外資更被看成是轉換企業機制的最佳外來動力。武漢第二印染廠的例子常常被人津津樂道地引用，這家老工廠與香港一家公司合資，新公司裁掉了三分之二的員工，使用的還是原來60年代的日本設備，行政管理人員從35人減少到3個人，香港方面帶來了70％的外銷業務，工廠很快就扭虧為盈。從這個案例中可以看到，香港合資方給老工廠帶來的是：震盪較小的裁員、新的管理方式的輸入以及外銷渠道的開拓，很顯然，這是一個雙方都很滿意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