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孫樹興的牽線下，沈太福又幸運地結識了曾經擔任過《科技日報》總編輯、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的李效時。在沈案中，李效時扮演了一個很關鍵的角色，當《科技日報》對長城公司大加報道的時候，他便對這個節能項目深信不疑，為了表示支持，他專門到長城公司去考察，還留下了「願長城目標早日實現！」的題詞，它被沈太福用在任何一份宣傳文本上。李效時還借出差的機會到各地為長城做宣傳，在海南，他對媒體記者說，「我從深圳到廣州到海南，宣傳了一路的『長城』。我覺得『長城』所辦的科技實業，是一個充滿希望的科技實業！」由於他的官方身份實在特殊，因而成了長城公司最具說服力的宣傳員。為了報答李效時，沈太福以李第三兒子的名字簽訂了一份4萬元的北京長城公司《技術開發合同書》，第一次，李拒絕了，第二次，沈太福派人把它從辦公室的門縫裡塞進去，這次，李沒有退回，他心領神會地將之鎖進辦公室的一個鐵皮櫃裡。就為了這份合同，李效時一年後被認定犯有受賄罪、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20年。
如果說孫樹興和李效時為長城公司效勞夾有私利因素的話，那麼，在當時確實有一些專家和學者對沈太福的集資模式表示由衷的讚賞，其中便包括老資格的社會學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費孝通。在1993年1月，費老撰文《從「長城」發展看「五老」嫁接》，對長城模式進行「理論」上的論證，他所謂的「五老」是老大（國營企業）、老鄉（鄉鎮企業）、老九（知識分子）、老外（外資企業）、老干（政府官員）。費孝通認為，長城公司在高新技術成果的委託加工、成果轉讓、搞活民間金融、對外合作以及發揮老幹部餘熱等方面都作出了值得稱道的成績。
到1993年初，沈太福先後在全國設立了20多個分公司和100多個分支機構，僱傭職員3000多人，其中主要的業務就是登廣告、炒新聞、集資。【據王安在《25年》一書中披露，長城公司在媒體和官員公關上不遺餘力，「據傳，沈太福的紅包攻勢花費了3000萬。」】到2月份，長城公司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共集資10億多元人民幣，投資者達10萬人，其中個人集資款占集資總額的93％。集資款逾5000萬元的城市有9個，北京的集資額最多，達2億多元。隨著集資泡沫越吹越大，沈太福講的故事也越來越離譜，他宣稱擁有300多項專利技術，「其主導產品高效節能電機已在各生產領域應用，已握有15億元的訂貨量」，同時，「在全國數萬家民辦科技企業中，長城還是唯一一家納入國家行業管理的」。事實上，在這段時間裡，長城公司只售出電動機五十多台，價值僅600多萬元，為了製造經營業績良好的假象，沈太福把3.2億元集資款變成公司的營業銷售收入，然後向稅務部門繳納了1100多萬元的稅款。與此同時，沈太福在人際公關上大下功夫，他先後聘請了160多名原來曾經擔任過司局長的老同志擔任公司的高級顧問，由此構築起了一個強大的官商關係網。
事態演進至此，商業騙局的氣息已經越來越濃烈，沈太福鋪天蓋地的集資風暴引起了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的嚴重關注，這位對金融風險懷有本能警覺的中央決策人意識到，如果「長城模式」被廣泛的效仿，一個體制外的、缺乏制度控制的金融流通圈將龐大而可怕地出現，中央的金融管制政策將全面失效，於是，他親自下令中止長城公司的活動。
1993年3月6日晚間，正當沈太福為集資超過10億元舉辦大型慶典酒會的同時，他收到了中國人民銀行發出的《關於北京長城機電產業集團公司及其子公司亂集資問題的通報》。《通報》指出，長城公司「實際上是變相發行債券，且發行額大大超過其自有資產淨值，擔保形同虛設，所籌集資金用途不明，投資風險大，投資者利益難以保障」，要求「限期清退所籌集資金」。
沈太福遭遇當頭棒喝。此時的他已經在狂熱和膨脹中失去了對局勢的清醒認識，自以為有高層人士、上百位老幹部以及10萬集資民眾的「撐腰」，他已經具備了與國家機器博弈的能力。他的應對之策竟與大邱莊的禹作敏如出一轍。在接到人民銀行的通報後，他當即宣佈狀告人民銀行行長李貴鮮，索賠一億元，國內外輿論頓時嘩然，這是中國第一位民間企業家敢於直接對抗中央政府，朱鎔基得訊後震怒。3月29日，沈太福在北京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聲稱「國家科委、人民銀行總行步調不一致，婆家、娘家有矛盾，卻讓他這個民辦企業「小媳婦」吃虧。」，現因政府干涉，公司難以經營，要向國外拍賣。他還宣佈，將投資者的年利息由24％提高至48％。
隨後兩日，局勢朝沈太福預想的反向發展，政府沒有任何退讓的跡象，各地的擠兌事件則層出不窮，他試圖倚重的媒體和老幹部似乎也幫不上忙。3月31日上午，沈太福再次召開中外記者會，下午，他在北京首都機場被截獲，當時他帶著三張身份證和一皮箱的錢打算出逃國外。4月18日他被宣佈逮捕。從這個月起，在國務院的直接參與下，各地組成20個多清查組，歷經半年時間的清查清退，長城集資案的投資者都領回了70％的本金，全國清退款總比例達90％以上。另外，根據香港《文匯報》的報道，有120名官員因此案受到牽連。
儘管天下人都知道沈太福是因為高息集資、擾亂了中央金融政策而被捕的，然而他最後卻是以貪污和行賄罪名被起訴。北京中級人民法院的訴狀稱，沈太福多次以借款的名義，從自己公司的集資部提取社會集資款，這構成了貪污罪，他還先後向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時等21名國家工作人員行賄錢、物等合計人民幣25萬餘元，這構成了行賄罪，法院於1994年3月4日判決，被告人沈太福犯貪污罪，判處死刑；犯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兩罪並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沈太福對判決不服，他的上訴理由是：北京長城公司是戴著集體帽子的私營企業－－在1988年之前，北京市工商部門不接受私人申請創辦「高科技公司」，被告人不能成為貪污罪的主體，也沒有貪污的動機和行為，因而不構成貪污罪。他對律師說，「怎麼判我都行，但是，如果我是因為「貪污」自己家裡的錢而被槍斃，我不服。」一些法律人士也認為，對沈案的二審首先應當對長城公司的經濟性質重新確認。法院最終沒有採信這些意見。4月8日，沈太福被執行槍決。
【1994年，無錫爆發鄧斌集資案。1938年出生的鄧斌人稱「鄧老太」，原為無錫無線電變壓器廠工人，退休後創辦無錫新興實業總公司。在兩年多裡，她以合作經營絲素膏、一次性注射器及乳膠手套為由，開出60％的利息進行集資，集資總額達32·17億元，涉案官員270多人，其中包括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首鋼總經理周冠五之子周北方等。1995年11月，鄧斌以受賄、貪污、投機倒把、挪用公款、行賄等罪名，被判處死刑。】
在1993年的春夏之際，禹作敏和沈太福兩案讓很多人心神不寧。如果說，禹案帶有一定的突發偶然性的話，那麼，對沈案的嚴厲處理則透露出當年度經濟發展的某些特質。在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經濟再度進入到高速成長的週期中，萬馬奔騰，塵埃四起，又忙又亂的景象讓人喜憂參半。
喜則在於，經濟呈現出全面復甦的態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1年全國在建工程約9000億元，到1992年擴大到2·2萬億元，而到今年前5個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又在上年基礎上增長了69％，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數字。中央銀行多發了500億元，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錢。到年底，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3萬億元。各省的民間公司增長非常喜人，廣東、貴州和湖南是鄉鎮企業產值增長速度最快的三個省份，分別達到了55％、57％和89％。
憂則在於，投資的超速增長正在誘發一系列的相關效應。英國的《經濟學人》在1992年底的年終稿中便警告說，「1993年的某一個時候，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將會出現危險的過熱勢頭，上一次在1988年，中國幾乎著了火。」上半年，全國生產資料價格總指數上漲44.7％，像華西村吳仁寶那種囤積原料的企業狠狠地賺了一筆「南巡財」。與此同時，在供求失衡的情形下，金融秩序也變得有點紛亂，地下錢莊格外活躍，民間的資金拆借利率越來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虛設，那些有門道的人如果能以9％的利率從銀行貸到錢，轉手就可以20％、甚至30％的利率倒手出去。面對這一局勢，6月份，朱鎔基親自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央行下文嚴令「各企業單位必須把錢存進銀行，要走正路，不許搞體外循環。」也正是這種背景下，中央政府決心以無比絕然和殺一儆百的方式處理沈太福「長城事件」在領導者看來，如果縱容沈式融資的存在，那麼金融管制根本無從談起。
朱鎔基在經濟治理上的強勢風格，在對金融秩序的維護、以及對禹作敏和沈太福兩案的處理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與寬厚、提倡「不爭論」、只抓大方向的鄧小平不同，朱鎔基開始用一種更專業、更具體而微的方式來管理中國經濟。
朱鎔基於1991年從上海市委書記任上調入北京，出任主管經濟的副總理，此前他曾經長期工作於國家經濟委員會，在上海主政期間，他以親民和對官員的嚴厲管理而聞名，上海的某些廳局長向他當面匯報工作，小腿肚子會打抖。在他北上之際，一些國際媒體都不太看好他的「前途」，認為他那種管理風格在中南海一定吃不開，有人甚至預言他最多能在中南海呆上六個月。出乎這些人預料的是，朱鎔基將在今後的十年內主導中國的經濟，並成為繼鄧小平之後，對中國經濟改革影響最大的政治家之一。
朱鎔基到京後的「第一戰」是清理三角債。當時，各企業之間拖欠的「三角債」，已累計到三千多億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全國八百多家大型國營企業拖欠的。幾年以來，年年清欠，卻越清越多。朱鎔基面對的是一個積重難返、幾成無解亂局的債務連鎖現象。
到京赴任之後，凳子還沒有坐熱，朱鎔基就趕赴「三角債」糾結最深的東三省，親自坐陣，現場清欠。他提出注入資金、壓貨掛鉤、結構調整、扼住源頭、連環清欠等一整套鐵拳式的解決措施，只用了二十六天，清理拖欠款一百二十五億元，東北問題基本解決。
帶著一片讚譽聲，朱鎔基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就召開全國清理「三角債」電話會議，他用長途電話、傳真、電報向全國各地政府下達了一道口氣強硬的「軍令」：「各地務必在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日二十一時以前，將你省（區、市）固定資產投資拖欠注入資金情況（銀行貸款、自籌資金和清理項目數），報至國務院清欠辦公室，如果做不到，請省長、自治區政府主席、市長直接向朱鎔基副總理匯報，說明原因。」朱還明令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電台，要求媒體給予監督，詳細披露各地清欠的進展情況。在此後的半年多裡，朱鎔基限時清欠，令出必行，讓各地官員無從躲避，到1992年的5月，全國總計共清理固定資產項目四千二百八十三個，收到了注入一元資金清理三元五角欠款的效果。困擾了中央和各地政府、企業數年的「三角債鐵鏈」終於得到化解。經此一役，朱鎔基以前所未見的務實和強硬風格確立了自己的治理權威。
清理「三角債」首戰告捷之後，朱鎔基在金融領域開打「第二戰」，他在金融政策的調控上再顯鐵腕手段。
首先，他親自兼任央行行長，鐵定決心清理金融領域的體制外活動，對於任何有可能擾亂現有金融秩序的行為都嚴懲不怠，在這種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資案便被視為頂風作案而受到了最嚴厲的懲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