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我的希望讓我有繼續的力量；
他們是未來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樣。
——李宗盛《希望》1993年。
64歲的「天下第一莊」莊主禹作敏盤腿坐在他那張碩大的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這是1993年3月的某個傍晚。這些日子，他身不由己地捲入了一個驚天大漩渦之中。
在過去的兩年裡，禹作敏一直春風得意。他領導的大邱莊由一個華北鹽鹼地上的討飯村變成為全國最富有的村莊，《紐約時報》報道說：「大邱莊實際上就是一個大公司。這個村有4400人，卻有16輛奔馳轎車和一百多輛進口的豪華小轎車，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莊的工業產值據稱達到了40億元。」大邱莊成為中國民間經濟迅猛成長的一個標誌，所有來這裡參觀的人們都會驚歎於它的整潔與富有，小小的村莊由一排排紅磚灰瓦的平房構成，其間柏油馬路交織在一起，路修得極好，路邊立著只有大城市裡才有的那種華燈，村子中心還有16棟造型別緻的別墅群，其外形模樣跟北京的釣魚台國賓館很相似。禹作敏就住在別墅群中最顯眼的那一棟，他每天盤腿坐在大炕上，等待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的「朝拜」，他不僅是一個精明的商人，同時更是一個百年一出的農民語言大師，所有與他接觸過的人都會被他的如珠妙語傾倒。作為大邱莊奇跡的締造者，他的聲望到達了頂點。到1992年南巡之後，大邱莊抓住經濟復甦的機遇，在鋼材上狠狠賺了一大筆錢，全國媒體掀起了一個報道大邱莊的熱潮，禹作敏已儼然成為「中國第一農民企業家」。這年的3月1日，禹作敏在《經濟日報》上撰文「春節寄語」，他寫到：「大邱莊最大的貢獻，是給中國農民長了臉。」
然而，便也是在聲望到達頂峰的時候，這位極有智慧的「人精」突然變得狂狷起來，他自恃為「中國農民的代表」，而且與某些中央領導者交情不淺，便漸漸的忘乎所以。他對一群前來考察的官員說，「局長算個球，我要當就當副總理。」有一次，六位具有政府部長級別的官員到大邱莊開會，禹作敏既不迎來又不陪座，當會議結束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員聚集在院子裡準備離去的時候，他卻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與相熟的記者閒談，對門外的喧嘩置若罔聞，當記者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別之意，他一甩手說，「不理他們。」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選出席十四大的黨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孫山。6月20日，「中共大邱莊委員會」開始向新聞界散發一份《公開信》，其中列有十條：……第五條，我們聲明觀點，從今後凡是選舉黨代表、人大代表我們均不介入，否則會影響其他人選；第六條，天津市主要部委來人，我們一要熱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證，防止壞人鑽空子；……第八條，我們的幹部職工要頂住三亂，不准亂查；……第十條，我們要明白，更要糊塗，明白加糊塗，才能辦大事。」孤憤、怨恨、對立之氣，溢然紙上。
致命的危機是由一個偶發事件誘發出來的。1992年12月，大邱莊萬全公司經理病故，查帳時發現可能有貪污行為，於是大邱莊派四人審查該公司業務員危福和。危被非法拘禁，並於12月13日被人用暴力毆打致死。事發之後，「老爺子」禹作敏決定包庇犯事者，他讓相關疑犯或連夜離開大邱莊，或躲藏起來，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擋。1月，檢察部門派出六名人員到大邱莊取證，不想卻被非法拘留13小時，其間還不給任何飲食。當檢察院對四名疑犯發出拘傳令時，前來執行公務的公安幹警又被大邱莊設卡拒之門外。
事態由此惡化。2月18日凌晨，天津有關方面動用400名全副武裝的武警封鎖了通往大邱莊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個工廠的工人全部罷工，上萬本村及外鄉的農民手持棍棒和鋼管把守小村的各個路口，與武警全面對峙，並聲稱「一旦警察進村，就要全力拚搏」。禹本人則以退為進，向外界宣佈暫時辭職。如此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整整相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已經身陷法律的雷區而不能自拔。後經再三交涉，禹作敏才勉強同意武警人員進入這個「禹氏莊園」。警察對大邱莊進行了搜查，禹作敏作偽證說，疑犯已經全數外逃，而事實上，其中幾人一直藏在村裡。
3月上旬，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大邱莊派駐工作組，收繳該村擁有的所有武器裝備。禹作敏被認定有窩藏、妨害公務等嫌疑，而遭拘留。儘管風波陡起，但在表面似乎還是一派風平浪靜，春節期間，禹出現在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上，面帶笑容。即使到了3月16日，他仍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了全國政協會議。
所有人都隱隱感覺到，事態正朝惡化的方向發展，不過很多人還是心懷僥倖。禹作敏的手上便拽著一封從南方剛剛寄到的信件，來信人是另一位鄉鎮企業的代表人物，浙江萬向集團的魯冠球，1990年1月，中國鄉鎮企業家協會成立，農業部部長何康任會長，兩位副會長，一個是禹作敏，另一個就是魯冠球，這是農民企業家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帶有「官方色彩」的職務。禹、魯交情一向不淺，每年江南新茶上市，魯都會讓人捎上幾大包給禹，而後者更是大方地送出過一輛天津牌照的日本尼桑轎車。魯與禹是完全不同個性的兩個企業家，禹對魯的評價是：「你們老魯太圓滑。」而魯對禹的印象是：「這個老頭太任性」。年初，打死人事件發生後，魯便一直非常關心他的這位「禹大哥」，他在一份便條中寫道：「目前社會各界對你及大邱莊頗為關注。大家普遍認為，事至此，以妥協平息解決為上策。因為「投鼠忌器」，所以我認為只有發展生產增強經濟實力才是基礎。希望您心胸開闊，保重身體是本也。」魯冠球「投鼠忌器」一詞的言下之意，是安慰禹作敏，政府應該會考慮到他的改革影響力，不至於給予嚴厲的懲戒。這讓由自恃而變得驚恐的「老爺子」得到一絲絲的寬慰。
但是，事情的衍變出乎禹作敏以及魯冠球等人的預料，4月，禹作敏被捕，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窩藏、妨礙公務、行賄、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五個罪項，判處禹作敏二十年有期徒刑，其子、大邱莊的二號人物禹紹政被同時判刑入獄十年。關於他的判刑，新華社只向全國統發了一條不到兩百字的新聞稿，然而其引起的反響卻如平地驚雷，在《人民日報》任職的凌志軍記得，「那幾天家裡的電話鈴聲一直響個不停，很多人想要打聽他的情況，這些人大都是中國改革潮流中的風雲人物，他們把禹作敏視為同類，自然也把他作為改革的象徵，他們都在問同一個問題：對禹的打擊，是不是衝著改革來的？」
很顯然，禹案的發生讓禹作敏及所有的改革派－－包括處理他的天津市政府，都陷入了難辨的困境。禹作敏被捕後，天津有關人士在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時稱：「禹作敏被拘留的本身，再次標誌了中國政治和法制的進步與成熟」。日後看來，禹案並沒有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它是一個視法律為無物、卻又跟地方政府關係交惡的農民企業家自釀自飲的一杯苦酒。禹作敏判刑後，南方的魯冠球三日不出，他寫了一篇題為《鄉鎮企業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質》的文章，他寫道：「我們面臨經營者的自身素質障礙。這是一道更困難的障礙。這種障礙的病因是部分農民能人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所負載的歷史使命，僅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環中，這樣的馬失前蹄是非常讓人痛惜的。而這一障礙的真正根源，其實是傳統的小農意識與現代精神的衝突，顯然，我們今天需要一次徹底的決裂。」
4月，中國企業界發生了兩起強級地震。一起是大邱莊的禹作敏落馬，另一起則是當時國內如日中天的高科技企業家沈太福被捕。有意思的是，他們都是在與政府激烈的對立抗衡後陡然隕落的。
沈太福的故事是又一則頗具荒誕氣質的商業傳奇。身高不到1米60的沈太福是吉林四平市人，他自小愛好科技發明，是一個十分聰慧的好學青年，1984年，30歲的他從四平水庫的工程局辭職，與兩個兄弟辦起了吉林省的第一家個體科技開發咨詢公司，他們相繼研發出很多新穎的產品，如吸塑包裝機、雙色水位計及一種特別的讀卡機。他的企業在當地以善於創新而曉有名氣。1986年，沈太福進京，以30萬元註冊了集體性質的長城機電技術開發公司－－直到1988年，北京市工商局仍然不受理私人性質的高新科技企業註冊。長城公司的產權性質最後成為沈案最致命的一環。1992年前後，沈太福和他的科技人員研發出一種高效節能電動機，據稱比同類產品性能高出很多。可是，沈太福並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投入生產，銀行也對這個有風險的項目沒有興趣，這時候，沈太福想到了民間融資。
南巡之後的1992年和1993年是投資熱情極其高漲的年份，人們對各種有新意的建設項目充滿了熱情，由於中央金融管制，發生在民間的各種集資行為便一直非常的活躍，而利息之高也是水漲船高、前所未見，在沿海很多地方，民間拆借資金的年利息基本在16－20％之間，一位資深的證券公司總經理曾回憶說，「在那年，證券公司不知道自己真正該做什麼，幾億的資金，拆借出去就起碼有20％的收益，還用自己費什麼心？」【沈太福的行為實質上是「地下私募」，當時由於宏觀經濟復甦而金融管控嚴厲，所以，遊走在灰色地帶的民間融資活動非常活躍，沈太福顯然不是開出融資利息最高的人。一個可以參照的集資案例是：在1993年，深圳華為的任正非要開發萬門數字程控系統而無法從銀行貸到資金，他便遊說全國17個省市的電信局合資3900萬元成立合資公司，他承諾每年給予的定額投資回報是33％。相關情節見1997年章。】便是在這樣的火熱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資遊戲出台了。
長城公司發明的新型電動機屬於節能項目，當時國內，能源緊張一直是瓶頸，因此凡是有節能概念的新技術都頗受青睞。而沈太福更是一個善於包裝和炒作概念的高手，1992年5月28日，他的電機技術在釣魚台國賓館通過了機電部的國家級科技鑒定，根據報道，國家計委的一位副主任在他的項目鑒定書上批示：「屬節能的重要項目，應盡可能給以指導和支持」。沈太福更是對外宣稱，長城公司幾年來先後投入近5000萬元，研製成功了這種高效節能電動機，據能源部門測算，僅在運行的風機中如果有1／3換上這種節能電機，一年就可以節電400億千瓦，其前途的宏大讓人充滿想像空間。
沈太福的集資規則是這樣的：投資者與公司直接簽訂「技術開發合同」，集資金額的起點為3000元，高者不限。投資者可隨時提取所投資金，按季支付「補償費」，年「補償率」達24％－－當時，銀行的儲蓄利率為12％左右，沈太福開出的利率高出一倍。他的第一輪集資活動是6月份在海南展開的，廣告前一天刊出，第二天公司的門口就排了長龍，僅20天，就集資2000萬元。初戰即告大捷的沈太福當即加快集資步伐，他先後在全國17個城市開展了類似的活動，長城公司的集資風暴迅猛席捲全國，它很快成為當年最炙手可熱的高科技企業。
在此次集資活動中，各地的媒體記者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中最活躍的是《科技日報》記者孫樹興。當沈太福在海南開始他的集資時，孫在報紙的頭版頭條發表長篇通訊《20天集資2000萬》，對長城公司的集資業績大加鼓吹，在隨後的幾個月裡，孫樹興又相繼發表了《用高科技和我們百年不懈的改革開放築起新的長城》以及《為了千百萬父老兄弟》等長篇報道，對長城公司的集資給予高調的追蹤報道，正是在數百家媒體的催熱下，沈太福跑馬圈地，無戰不勝。在這期間，沈太福先後給了孫樹興2萬多元的辛苦費以及密碼手提箱、「皮爾·卡丹」西服和日本產「美能達」全自動照相機等物品。孫後來因此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