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必須要感謝吳敬璉老師，是他給我這個機會，得以完成對他的口述史的記錄和整理。
在這本書中，我試圖完成多個「任務」。我想描述一個愛國者、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同時，也想記錄過去60年中，發生在中國的經濟理論及路線爭論。
正如我在書中記述的，在吳敬璉的身上，似乎流淌著一個神秘的傳承。他的伯外公是清末「保路運動」的發起人之一，那個事件直接誘發了顛覆清帝國的武昌起義；他的母親是大名鼎鼎的鄧季惺，《新民報》的女主人，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女大俠」。青少年時的吳敬璉是一個激進的「左翼」青年。20世紀50年代初期，大學畢業的吳敬璉進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那裡聚集了一批同樣年輕而充滿了激情的青年學者。然而，讓人歎息的是，在隨後的20多年裡，他們的青春與這個國家一起陷入混亂的漩渦。吳敬璉與當時最重要的兩位經濟思想家——顧准和孫冶方有過近似傳奇的交往，他們在去世前都把遺作的整理工作交給了這位清秀而善於思考的後輩。
從47歲起，吳敬璉才真正進入學術的爆發期。隨著「四人幫」被打倒，中國進入到了改革開放的新紀元，在其後的30多年中，吳敬璉以他獨立思考、敢於直言的知識分子氣質和務實深邃的經濟思想，成為中國知名度最高，也最受尊重的經濟學家。
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史上，吳敬璉之重要性在於，他幾乎參與了建國之後所有的經濟理論爭議——我粗略做了一個統計，從1964年到2009年，他參與了12場重要的論戰。自80年代中期之後，他是多場論戰的主角，有些甚至是由他發動和主導的。這些論戰主題涵蓋了眾多的改革困局，展現出幾代政治家和經濟學者為國家進步所做的思考與努力，也呈現出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曲折和詭變。他的一些理論思考和政策建議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改革的路徑，其得失利弊留待後來者細研。在長篇口述中，吳敬璉細緻而坦誠地回顧了這些論戰的細節以及自己的反思，為改革史的梳理留下了寶貴的材料。
我研究吳敬璉，並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對一個人的好奇心，我的願望是找到一些能夠讓我們走得更遠一些的啟示。在吳敬璉身上，我不但看到了一個豐滿生動的生命，更目睹了幾代中國人尋找經濟自由的漫長軌跡，重溫了改革者的所有歡欣、苦惱與彷徨，觸摸到了中國變革「與生俱來」的特徵——它的民族性、慣性及變化的種種可能性。
我彷彿是一個潛水者，一次次竭力地沉潛到思想的深水區，我能感覺到空氣的稀薄，感覺到黑色壓力的漸增，感覺到四周的寧靜中所暗藏著的「理論的暗礁」。很多次我不得不放棄，返回水面，稍事休息後再竭力下潛。此書的寫作時間超過了我的預期，推遲了整整一個月，以至於我不得不在一個論壇上向吳敬璉做說明。到最終完成書稿的今天，我仍然不能對自己滿意，這塊思想的深水區一定還有可以下潛的空間，那裡更加的厚重、晦暗乃至危險，然而因為我的功力和勇氣所不及，竟不能到達。
「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本書所敘的人和事，在今天讀來，都已頗有「古典」的韻味，如鄧季惺的獨立、顧准的氣節、孫冶方的坦蕩、蔣一葦的「托孤」，乃至「吳厲之爭」、吳敬璉與周南的愛情，等等等等。數十年間，成千上萬的青春被燃燒成一塊塊不堪入目的焦土，那些顛簸流離的理想星散成白山黑水間的民謠絕唱，然而，對國家的熱忱卻始終被所有的人共同呵護。在做口述史期間，有攝影師來為吳老拍照片，一行人走在中歐安靜而優雅的草坪上，我很感慨於時代的奇妙。一代人或許真有一代人的使命，其血脈傳承，曲折微妙，卻從不改倔強的本色，中國之未來，不在於有多少機器、多少黃金、多少高樓，卻在於我們每一代有怎樣的人，100多年來，那條獨立思想、追求國家復興的血管還在熱烈地奔流，這大抵是最偉大的希望。
此書得以完成，我要感謝周雪林博士和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田珊、李輯，感謝《第一財經》的章茜、曾捷，感謝我的助理陸斌、崔璀和朱琳。感謝《巴莎男士》提供的書封照片。感謝我的責任編輯蔣蕾和沈家樂。在書中我參考了《吳敬璉》和《我和爸爸吳敬璉》兩書中的部分內容，感謝柳紅和吳曉蓮。
感謝我的太太邵冰冰和女兒吳舒然同學，她們再一次陪伴我度過了枯燥的「寫作生產期」。
最後，我必須還要記錄一筆的，是鏡頭外的一個鏡頭。
在那場口述史的訪談中，最動人的景象其實出現在攝像機的拍攝之外。在每次長達3個多小時的對話中，同樣年近80的周南——她只比吳敬璉小了9個月——始終默默地坐在兩米開外，吳敬璉記不起某個人名或某個時間時，會不由自主地把頭轉向她。
1952年，正在南京金陵大學讀書的吳敬璉因病住院，在療養院，他認識了一個長相嬌小而秀氣的女病友，名字叫周南。近30年來，吳敬璉一直奔忙於國事，要麼在北京做研究和給博士生上課，要麼在各地調研、授課和演講，周南一直在他的身後，默默地為他打理所有的雜務。
回想50多年前的某個日子，兩位風華青年走到了一起，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對彼此有過怎樣的承諾。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從來未曾分離，「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宛若一個經歷風雨，卻從未破碎過的中國童話。
吳曉波
於2010年1月
杭州大運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