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敬璉的這些文字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讀出梁啟超、鄧孝可、鄧季惺、顧准的影子。這個在病床上偷聽延安廣播的年輕人，這個在勞改隊裡默默苦思的中年人，這個在中南海勤政殿孤身出戰的老者，這個在講台上一站就是幾十年的知識分子，最終在偉大的改良主義傳統中找到了思想的歸宿。他和那些前輩一樣，反對暴力，相信人的基本正直，相信漸進的力量。
2009年10月1日，是共和國建國60年的大慶。就在9月底的《財經》雜誌上，吳敬璉發表洋洋3萬言的長文《中國經濟六十年》，回顧改革歷程，再度呼籲「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其進程更加不容耽誤，中國經濟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作為60年經濟變革的目擊者、參與者及政策謀劃人之一，吳敬璉總結說：「在中國改革歷程中，各個階段的多種改革措施是相互穿插的，在前一階段施行的改革中往往蘊含後一階段主要改革措施的某些萌芽；後一階段施行的改革，又常常保留前一階段改革的某些遺產。」在肯定「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不小進展」之後，他進而談及，新世紀之初，「由於改革有所放緩，社會矛盾的態勢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在他看來，主要有三方面的問題。
其一，當國有經濟改革改到能源、電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業的國有壟斷企業時，改革步伐就明顯慢了下來。近年來，圍繞重要行業中，國有企業究竟應當「進」還是應當「退」的爭論又起，社會上又出現了被媒體稱為「再國有化」或「新國有化」現象。這種「回潮」的趨勢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有些領域在已對民營企業進入發放「許可證」的情況下，又往後退縮，不讓民營企業繼續經營；二是一些國有獨資和國有絕對控股的公司對民營中小企業展開了收購兼併，使這類企業的壟斷地位進一步強化。
其二，政府對企業微觀經濟活動的行政干預，在「宏觀調控」的名義下有所加強。自2004年開始，「宏觀調控要以行政調控為主」成為正式的指導方針，各級政府部門紛紛以「宏觀調控」的名義加強了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手段大為強化，而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則遭到削弱。英國的阿克頓勳爵說：「權力易於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會導致絕對的腐敗。」行政權力的擴張，導致尋租活動制度基礎擴大，使腐敗日益盛行。
其三，政治改革滯後。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口號，「十六大」又重申了這一主張，而且還提出建設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問題。但是，10年來進展十分緩慢，如《物權法》、《反壟斷法》等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時間才得以出台。對於一個所謂「非人格化交換」占主要地位的現代市場經濟來說，沒有合乎公認基本正義的法律和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行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活動的參與人為了保障自己財產的安全，就只有去「結交官府」。於是，就出現了尋租的「新動力」。
在剖析上述三大問題的實質時，吳敬璉毫不留情地認為，「我國社會中目前存在的種種權貴資本主義現象，究其根源，就在於不受約束的權力對於經濟活動的干預和對於經濟資源的支配」。他警告說：「改革的時間拖得越長，新舊兩種體制之間積累的矛盾就會越多；既得利益者積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動力去阻撓可能影響自己利益的進一步改革。社會存在的種種矛盾，尤其是與經濟問題相關的不公事實，根源在於改革不徹底，而非改革本身。」
就這樣，吳敬璉再次擂響了改革的大鼓。戰士已經垂垂老矣，卻似乎仍有披袍再戰的勇氣。
10月30日，吳敬璉給中歐國際工商學院2008級的EMBA班講完了最後一課，學員們起立鼓掌。一位學員代表大家贈詩一首曰：「大音希聲聞洪鐘，大象無形睹真容。八十春秋譜華章，百年風雲笑談中。」
吳敬璉是中歐最早的中方教授之一，早在1984年，國家經貿委與歐共體管理教育基金會在北京合作開班，為中國的企業高級管理人員授課，吳敬璉是學術委員會中唯一的中方委員。1993年，中歐想要把辦學基地南遷，吳敬璉拜會了上海市老市長汪道涵和時任副市長徐匡迪，促成此事。在過去10多年裡，作為中歐的創院人之一和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他以《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為教材，給每個班的學生授課30學時，課程名稱為「中國經濟」，這是中歐的王牌課程，也是最受學員歡迎的課目。儘管年事已高，他仍然沒有告別講台的打算，對他而言，這是他的「戰場」。在一次授課中，他對300多位聽課的企業家學員說：「我希望，我的生命終結在講台上。」
在2009年的最後兩個月，他奔波於各地，參加了中歐的管理年會、上海的「浦江創新論壇」、浙江的「長三角論壇」等等，與各地的官員和企業家座談，切磋觀點，探討改革。他依然保持著冷靜而理性的思想銳度。
到2010年的1月24日，吳敬璉會迎來80歲的壽誕。對於這位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來說，這80年是一個與自己的國家圖強求富、蹣跚前行的80年。
在一個物質至上、平庸的商業年代，吳敬璉的故事像那只最後的理想主義的風箏，它以自由和獨立的精神憑風飄弋，任狂風驟雨不能讓它斷線墜落，無論是光亮或昏暗的天空中，它總是保持著不合時宜的姿態，讓人們在仰望中生出別樣的勇氣。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一個有限的人生實在無法窮盡時代所有的秘密，即便聰慧、勤奮如吳敬璉者，也是難免。中國的歷史實在太過漫長，自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所形成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傳統幾乎成了國民性中與生俱來的一部分，它的高貴與頑痼一樣的深重，打斷它，談何容易。相對於變革的漫長，人生實在太短暫，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吳敬璉在口述史中自稱是一個「悲觀的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者往往在現實世界裡面，就會變得很悲觀。」不過接著他又說，「我認為中國的現代化之路不可能被打斷，它必將曲折而前行。」
在2009年的8月和9月間，他還騰出時間完成了長達20多個小時的長篇口述史講述。他的記憶力之好令人吃驚，儘管已年屆80歲，卻仍然能清晰地記起1972年中科院經濟所圖書室管理員的名字。在那次講述中，對生命的感恩，對所有朋輩的感念與追憶貫穿了整個敘述，命運將如此多的際遇與衝突塗抹在一個人的身上，讓一個溫和的人成長為一個勇敢的戰士，讓生命以如此充滿磨難而純潔的方式綻放。
吳敬璉是一個怎樣的人呢？這本薄薄的傳記也許只展示了有限的一部分。要回答這個問題，似乎要回到兩千多年前的一個場景中去。
那是一個天空蔚藍的清晨，在愛琴海微波蕩漾的春風裡，蘇格拉底與他的學生柏拉圖進行著一場睿智的對話。儘管時間已經過去了漫漫的2400年，可是那思想的光芒仍如海面上粼粼泛動的碎銀般的日光，永生永世，總在後世人們舉目眺望的視線之中。
這些聲音後來被編輯在了一本叫《理想國》的書中，在《何為哲學家》一章中，有一段這樣的對話——
柏：如果好奇能算是愛智的話，那麼你會發現許多荒謬的人物都可以叫做哲學家了。所有愛看的人都酷愛學習，那些愛聽的人也不在少數——這種人總是看不到他們參加任何認真的辯論，認真的研究；可是，彷彿他們已經把耳朵租出去聽合唱了似的，一到酒神節，他們到處跑，不管城裡鄉下，只要有合唱，他們必到。我們要不要稱這些人以及有類似愛好的人為哲學家？
蘇：絕不要。他們只是有點像哲學家罷了。
柏：那麼，哪些人是真正的哲學家呢？
蘇：那些眼睛盯著真理的人。
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年代，還沒有「知識分子」或「經濟學家」這些稱謂，而事實上，他們辯駁的對象便與本書主角的人生志趣相去無遠。80年來，這位名叫吳敬璉的中國經濟學家用歷經劫波的生命證明，自己是一個「眼睛盯著真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