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的生命只與兩個字有關——「救國」。
80年間，他的「救國」主題有過3次轉折：20歲前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科學技術迷」，信仰的是「科學救國」和「產業救國」；35歲前，他相信「革命救國」，認定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將讓自己的國家擺脫貧困，變得無比強大，「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60歲前，他信奉「經濟體制救國」，堅信市場經濟將是中國變革的終極目標；而此後的他發現，唯有建立民主法治的社會體制才可能完成現代化的目標，他成了「法治救國」的倡導者。
即便在晚年的憂慮與不安之中，吳敬璉也沒有失去他本質上的那種滿腔希望。
從顧准、孫冶方到吳敬璉一代，他們深受唯物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的熏陶。「受難者」顧准在讀書筆記中寫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不需乞靈於上帝。」他因此進而說，「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既然如此，那麼，人們就必須拒絕任何形式的先驗論，必須承認任何一種社會或經濟模式的演進，是多種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綜合作用的產物。顧准的這種思想也同樣影響了吳敬璉，使他在認識論上確信人類具有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相信民眾以及一個國家能夠擺脫迷茫，最終選擇理性和趨優化的道路。
吳敬璉的人格特徵，似乎可以如此描述：他是一個批評性精神與建構性人格的混合體。
在50多年的經濟學家生涯中，他一直努力保持思想的獨立和精神的自由，這在他看來似乎是最最重要的。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記者問：「你對自己成為決策層智囊是否感到驕傲？」他當即回答說：「智囊不智囊的，一點不重要，作為經濟學家首要的職責是研究科學，發現真理，做一個有獨立立場的觀察者。」他的女兒吳曉蓮也這樣評論他的父親：「公眾可能認為我的父親距離決策層很近，但我不覺得他自己是這麼認為的，他只是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學者，向決策者提出盡可能正確的建議，至於被不被採納，那是另外一回事。」從本性而言，吳敬璉不是一個好鬥的人，他同「計劃派」人士對陣作戰，與一些學者激烈辯駁——有時候還包括多年的老朋友，在晚年，他與某些激進的網民「勢不兩立」，在這些過程中，他並沒有感到什麼樂趣，甚至還因自己的反對態度而付出了代價。然而，他認為這一切都是必需的。
同時，他又總是以建構性的角度來思考所有的問題，即便在最困難的局面中，他仍然希望找到一條可能的出路。自20世紀初期以來，中國的知識階層就形成一種善於顛覆、樂於破壞的「悲情情結」，非「極左」即「極右」，視改良主義為「犬儒」，對中庸和妥協的精神抱持道德上的鄙視，這實際上造成了中國現代化的多次反覆與徘徊。吳敬璉的學術人生無疑與這兩種極端主義格格不入。在公眾輿論及學界，吳敬璉常常遭到「誤讀」。有人因「吳市場」之名，認定他是一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主張把一切都扔給市場來解決；也有人因他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及政策設計人的身份，認定他是中央行政集權的最大擁護者。而兩種觀點似乎都有偏頗。
吳敬璉的經濟理論要複雜得多，與放縱任何一方相比，他似乎更相信「有限」——有限的政府、有限的市場、有限的利益與有限的正義。即使對於他所情有獨鍾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那也是一種在別無選擇情況下無奈的「次有選項」。所以，他總是向人重複在1988年維也納「改革經濟學國際討論會」上從東歐同行那裡學來的一句仿丘吉爾論民主制度的話：「市場經濟是一種不好的體制，但它在人類可能實行的制度中是最不壞的一個。」在過去的30多年裡，中國的社會變革正是呈現出一種漸進、改良的特徵，儘管一直到今日，它仍然沒有到達真正的終點，然而它確乎在質疑和搖擺中走出了一條曲線前行的道路。而這正可謂是吳敬璉式的勝利。
晚年的吳敬璉因種種言論而遭到指責，不過，他越來越清晰地看到了改良主義對中國的重要性。在一篇題為《「左」的和「右」的極端主義都會帶來災難》的讀書筆記中，他對此進行了系統的思考，同時將之與整整40年前，顧准與他在牛棚裡一再苦思的那個問題——「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聯繫在了一起。
他用飽含歷史感的文字寫道，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好像一直在反覆提出「娜拉出走以後怎麼樣」的問題，暴政——起義——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義，一次又一次地輪迴。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我們許多人都認為，問題已經得到徹底的解決，歷史的「週期律」將不再重複。但是事與願違，當「也曾相信過」革命將會給中國帶來「地上天堂」的顧准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18年後的1967年，親眼目睹「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的問題。顧准的回答是：「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
「為什麼激進的革命道路沒能帶來人民的福利和社會的進步，相反還轉化成了新的專制主義？」吳敬璉的思考答案是——不論是「左」的極端主義還是「右」的極端主義，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在重大的社會變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觀點分歧雙方溫和派的結合。如果不是這樣，只要一方出現極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極端派，如果兩邊的溫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漸被邊緣化，社會就會被撕裂而趨向極端，而在兩個極端之間震盪，「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
吳敬璉由這個結論，進而推演到對中國現代化的思考——
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值得慶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國政界、學界、企業界有識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國家這一基本共識的基礎之上，開始了市場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但是，中國離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國家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近年來由於一些重要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遲滯，一些社會矛盾變得尖銳起來。人們由於社會背景和價值觀的差異，往往對於這些矛盾的由來作出了不同的解讀，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這種社會矛盾突顯、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爭辯趨於激化的時刻，如何防止各種極端派的思潮撕裂社會，造成兩端對立，避免「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的歷史陷阱，就成為關係民族命運的大問題。防止這種悲劇的關鍵，在於具有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們採取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討論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
吳敬璉繼續說，有些人認為，在暴君與暴民之間二者擇一、一治一亂，是中國歷史的宿命，只能聽之任之而無法逃避。我認為這個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中國歷史上的輪迴，是舊的社會結構的產物，而不是不可改變的。近代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使中間力量主導社會發展趨向成為可能。在現代經濟發展階段，技術專業人員和經營專業人員的作用變得不可或缺，而且人數也越來越多。新中等階層成為追求自由、平等與社會和諧的中堅力量。目前中國也進入了這個過程。主要由專業人員組成的新中等階層，包括各類科研人員和學校教師、工程技術人員和技工、中高層經理人員和一般公司職員、醫護人員以及公務員的隊伍正在迅速壯大。雖然我國新中等階層的利益自覺和公民意識都還有待提高，但他們是工薪階層中更多地具有現代文化技術知識的部分，追求的是經濟生活和政治環境的穩定改善，他們和社會弱勢群體有著共同的利益，因而是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中國完全可以依靠，也必須依靠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