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鹹平提出的質疑，事涉中國企業改革的路徑抉擇與道德正當性，很快讓一大批經濟學者都捲入其中。幾乎所有重量級的學者都主動或被動地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一時間觀點鋒矛相對，立場鮮明對立，構成近20年來經濟理論界規模最大、火藥味最濃的一次大論戰。
不少學者認為郎論偏激，對中國企業制度變革有誤讀。復旦大學張軍教授認為郎鹹平的案例研究「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有失偏頗」。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發表演講，呼籲輿論環境要「善待企業家，不要把他們妖魔化」。北大教授周其仁在一篇《我為什麼要回應郎鹹平》的文章中說：「我是想破腦袋也想不出來，到底怎樣郎鹹平才覺得對……產權改革不是什麼好事之徒策劃出來的。就是把主張產權改革的經濟學家全部槍斃，只要走市場經濟之路，公有制企業還是要搞產權改革。」
一向被視為「主流經濟學家」之翹楚的吳敬璉，是以一種很「無辜」的方式捲入論戰的。而其起因，就是2004年8月28日的那場「資產流失與國有企業資產發展研討會」。
在研討會前的數日，郎鹹平宣佈將邀請「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前來與他面對面地辯論。開會當日，「被邀」學者無一到場。郎鹹平在演講一開始，就以調侃的方式逐一點名哪些經濟學家沒有應邀。他說：「主辦單位在我要求之下，邀請了主要的經濟學家來到會場，但是很遺憾，今天我所談論的題目，該參加的人員因為某些原因沒有參加。為了證明主辦單位是誠懇邀請所有人，今天我把邀請的人做一個匯報，有吳敬璉、張維迎、林毅夫、茅於軾等，今天談的學術性主題就是批判主導中國產權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義學派。」
就當郎鹹平在北京「點名批判」的時候，吳敬璉在深圳參加「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華南論壇」。8月29日，在他結束演講回答聽眾提問時，如何看待「郎顧之爭」自然成了被追問的話題。他對此講了三層意思：第一，利用國企改制之機蠶食和鯨吞公共財產不是個別現象，應當對這種現象作堅決的鬥爭；第二，對於郎教授指控一系列企業家盜竊國有財產，自己沒有調查研究，無法作出判斷；第三，不能同意郎教授關於「國企效率優於民企」、「國企不能退出」的主張。
記者再問：「你如何看待經濟學家在『郎顧之爭』中的表現？」
吳敬璉回答說：報上有篇文章，標題叫做《顧雛軍郎鹹平公案反思：經濟學界為何集體失語》。經濟學家並不是一個組織或者機構，每個人都是按照自己的研究獨立地作出結論，所以也沒有什麼「經濟學家的集體意見」。多少人讚成、多少人反對，然後作出一個決議，這有什麼意義呢？當然，經濟學家有義務維護學術自由。如果郎鹹平教授受到壓制、受到打擊、受到迫害，任何一個公民、任何一個經濟學家，都應該發表意見支持他。至於牽涉到一些具體的問題，你沒有研究，怎麼能夠發表意見？有的評論說這次拷問了經濟學家的良知，沒有研究，不發表意見就是良知缺失啦？我覺得如果自己沒有研究亂發表意見，才更有問題。
記者進一步問：郎鹹平教授在昨天的研討會上公佈了請而不到的經濟學家名單，第一個就是你，你怎麼看？吳敬璉溫和地答道：「我沒有收到過任何邀請，所以沒有應邀不應邀的問題。我估計是報刊誤報了，我想郎教授不會說這樣的話，他到底是我的一個朋友嘛。」
讓吳敬璉沒有想到的是，在不久後的一個公開場合上，過去與他關係不錯的郎鹹平迴避了到底有沒有發出邀請的問題，而是斷然聲稱：「我沒有朋友，我也不需要朋友。」這樣的公開表演，讓吳敬璉非常不滿，以致在風波過後一兩年，當郎教授一再致電給吳敬璉，邀請他參加自己的課題研究時，吳敬璉再也不願，也不敢和他有所交往了。
郎鹹平發動的這場「討伐」，讓他如願以償成了一個明星級經濟學家以「獨立學者」自成一方；而那些在過去幾十年裡一直為改革出謀劃策的學者則被劃入了「誤導中國改革的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之列。在某些不明就裡的民眾看來，這些人真的都已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一部分。他們的「良知」被金錢收買了。
就這樣，吳敬璉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尷尬境地，不久前他還被讚頌為「社會良心」，如今卻遭到被利益集團收買的指控。而更錯綜複雜的是，對他的攻擊來自兩個不同的方向：一向視之為「眼中釘」的「左派」網站發表文章，認定這是「吳敬璉們黔驢技窮」的表現；而北京的一些媒體則指責說，吳敬璉既不肯定郎鹹平的指控，又不「拿出事實和數據來駁倒郎鹹平」，是在玩「太極推手」。日後來看，吳敬璉儘管不習慣這樣的狀況，不過卻沒有給他帶來太多的困擾，他仍然率直髮言，從心而論。根本的原因是，這個人並無私利可言，他沒有與任何企業達成過利益上的勾連，他不炒股票也不做投資，他的子女或親戚都不從事商業活動，甚至，年過古稀的他對名利本身也已失去了追逐的熱情。
直面洶洶而來的攻擊，吳敬璉憂心的，並不是他個人的聲譽，而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前景。2004年12月，吳敬璉在《經濟觀察報》年會上發表主題演講《現代化中國的臨產陣痛》，他在一開始就說：「我們注意到，近來社會上散佈著這樣的疑問：改革以來，問題和矛盾不但沒有減弱，而且有加劇的趨勢，它是否表明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出了問題，需要改變？這是最近幾個月來各種場合討論的一個中心問題。」繼而他給出了自己的思考：「我認為，問題不是出在改革的大方向上，而是與一些跟這個改革大方向相背離的做法有關……所以，我們要減輕臨產陣痛的正確途徑不是『墮胎』、『開倒車』，而是堅定而穩妥地推進改革開放。」
然而，大論戰的帷幕一直沒有落下。自2004年夏秋之後，一些人利用產權改革中的不公平和腐敗現象，一再攻擊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成為「明星」的郎鹹平也越來越走向極端。他甚至對政治改革發動攻擊，說是「民主和民意監督根本解決不了中國各級政府的腐敗以及低效率」，「在此我呼籲中央政府進一步加強執政能力，以嚴刑峻法貫徹以民為本的思維」。他還以中國電信等壟斷性公司的業績來證明「中國國有企業從來不比民企差」。
2006年3月，在全國政協經濟界的小組討論會上，幾乎從未在公開場合點名批評同行的吳敬璉罕見而直截了當地對郎鹹平2005年11月發表在香港《亞洲週刊》上的長文《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提出指名的批評。他說：「郎鹹平教授對中國情況的總體判斷是『國企改革天怒人怨』，『教育改革成本由窮人負擔，醫療改革基本失敗，三農問題觸目驚心』，『所有這一切，都源於市場化改革』，以致使中國『變成了一個人吃人的社會』，以致『社會之壞5000年僅見』！郎鹹平說民營企業盜竊國家財產，中國的著名企業幾乎無一漏網。郎鹹平還說民營企業效率比國有企業效率低，所以國有企業不應該改革。有學者用數據反駁他，他說『我討論大是大非問題，我不討論小是小非』。」接著，吳敬璉評論說：「既然是大是大非問題，就應該討論清楚。我不贊成用行政壓制討論，但不能用造謠、煽動弱勢群體的這種辦法來討論，如果用這種辦法，就是『搗糨糊』，把事情攪成一團糟。」「改革開放是關係到我們國家前途的戰略措施，現在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對，有人要否定改革，否定改革的大方向，去年10月反改革的聲音達到高潮，我認為這是令人氣憤的。」
吳敬璉的這些聲音很快被娛樂化地描述成「吳敬璉對撼郎鹹平」之類的新聞，媒體和民眾沒有耐心去聆聽到底什麼是「大是大非」，學界對於理性的辯論似乎也日漸喪失熱情。在漫天喧嘩之中，身處漩渦中心的吳敬璉顯得越來越孤獨。讓他憂心的正是，那些最終會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煽動，在支持舊路線和體制的人們的鼓噪和某些輿論工具的配合下，很有可能蒙蔽大眾，把他們帶上反對自己根本利益的歧路上去。進入2006年之後，他在多個場合介紹R·拉詹和L·津加萊斯合著的《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一書，並一再引用其中的論述來分析中國市場化改革的艱難性——
市場經濟制度在政治環境方面面臨雙重的威脅。第一重威脅來自市場早起發展的既得利益者。這些人已經在市場中佔據了強勢地位，還企圖繼續維持其地位。由於市場的自由競爭體制要求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這些擁有特權的人生怕自由市場體制以及與之配套的制度的確立會危及自己的既得權力，於是就極力鼓動運用政府的力量限制來自國內外的競爭，阻礙市場競爭體制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制度的進一步健全。第二重威脅來自在市場前期發展中受損的弱勢群體，當這些弱勢群體受到蒙蔽，他們對種種不公正現象的正當不滿被別人所利用，就常常會把矛頭指向市場經濟體制。而這種做法恰好迎合了既得利益勢力的需要。在這種情勢下，既得利益勢力就能夠躲在大眾的身後，要求擴大政府干預，摒棄對外開放，壓制市場競爭。弄得不好，就會出現下面這種「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糟糕場景」：「在保護貧困人群安全的幌子之下，既得利益集團壓制了市場機制，保證了自己的安全，而受害者則是自由市場經濟和所有可以從中獲得機會的人。」
吳敬璉既而指出，「弱勢集團不但不會抗議，反而還會喝彩，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未來會受到損害」。
然而吳敬璉這一番本應發人深思的話，被網站以最能吸引眼球的《吳敬璉說窮人反對改革》為標題，發表在醒目位置上，又引來了網上的一片狂轟濫炸。
在這一片非理性的攻擊中，這位老者只有徒喚奈何！他就像站在一個牌局邊上的「老管家」，儘管對正在進行中的遊戲十分不滿，以為必須要改變現行的規則，但是誰想要伸手把桌子掀翻了，卻是他萬萬不能同意的。也正因此，他成了一個左右都不「討好」的人，正在玩牌的人嫌他多「囉唆」，而看不慣現狀的人則認定他是不公平遊戲的同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