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儘管在經濟理論上尚不成熟，對改革的曲折和意外缺乏充足的掌握，在具體的改革方法論上顯得手忙腳亂，但是自始至終，他們卻充滿了必勝的信心。可是，進入新世紀之後，情況開始發生了微妙的轉變，「改革」的定義及對像變得模糊起來，利益集團的分化讓矛盾和發展的路徑選擇變得異常複雜，早年的某些「共識」日漸瓦解，甚至，連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又一次受到了空前的質疑。
這樣的景像在吳敬璉身上得到了最戲劇性的體現。進入2003年之後，他曾在多次論述中表示不希望發生的情況，竟然以當時並沒有意識到的方式發生了。隨著腐敗的蔓延，弱勢群體的憤懣之情日益變得激烈起來。這時，改革前舊體制和舊路線的擁護者紛紛行動起來，鼓動群眾對市場化改革進行抗爭。吳敬璉的老同事、在1988年反通脹和反腐敗的戰友馬賓更是衝在前面。他在2003年9月向他親近的朋友發出一篇名為《北戴河休養雜記》的文章，論證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批判「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是完全錯誤的」，「結果是繼續搞修正主義」，「從而徹底背叛馬克思學說、列寧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和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理論」，「搞私化、腐化、西化、分化、城市工業資本主義股份化、農業包產到戶私有化、全面資本主義化」。他並且提出希望，要他的同志們糾正認為毛澤東晚年有錯誤的思想，「把企圖和一心砍倒毛澤東思想旗幟的『鄧小平』批倒」，把他搞的一套「修正主義貨色」「再發動文化大革命除之」。
馬賓的這番宣告還真有效果。從2004年年初開始，許多網站開始連載系統批判鄧小平和所謂的「資本主義改革路線」的系列文章，後來被編成一本20多萬言的電子書《鄧小平晚年之路》，在許多網站上公開下載。
要批判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路線，為市場化改革建言獻策的經濟學家自然首當其衝。在所謂的「左派網站」上出現了大量文章指斥「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誤導中國經濟改革」。有人在網站公開提出，他們的鬥爭策略是「集中優勢兵力，採用大兵團作戰的方法，圍殲『資改派』學者」，「這些人頭戴著著名專家學者的光環，頗能迷惑一部分群眾。對這些人，要集中優勢兵力，進行強火力的攻擊，深刻揭露和批判他們的荒謬和反動，直到弄臭打垮為止。」
2004年的2月，隸屬新華社的《瞭望東方週刊》發表長篇報道《經濟學家為企業代言的是是非非》，提出「經濟學家為誰代言」的尖銳問題。文章開列了包括吳敬璉、張維迎、高尚全、董輔、鍾朋榮、蕭灼基等14位擔任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的經濟學家的名單，列出了聘請他們當獨立董事的41家企業以及支付的年薪。吳敬璉被披露擔任了神州數碼、中國聯通、中石油和中水漁業的獨立董事。報道稱：「根據公開信息，截至2001年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設立了獨立董事，共聘請或提名了500餘名獨立董事，其中經濟學家131名。在2001年報披露抽樣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獨立董事津貼每年1萬~2萬元的有18家，2萬~3萬元的有26家，3萬~4萬元的49家，4萬~5萬元的21家，5萬元以上的為16家。」
文章追問道：「無從得知，那些身兼數職，不斷出現在大眾媒體上，對各種經濟問題發表意見，一場接一場地趕場出席各種論壇和研討會的經濟學家，在百忙之中是如何來履行這麼多兼職的應盡職責的？」報道引用楊帆教授——時在社科院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的評論說：「獨立董事沒有實際作用，只是為了加強企業家和經濟學家聯盟。」
《代言》這篇文章還引用楊帆的話，以直接點名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說：「中國企業界分三個集團。一是投機集團，經濟學界的代表人物就是厲以寧、蕭灼基、韓志國；二是民營企業集團，是干實務的；三是買辦資本集團，正在興起，理論界的代表就是吳敬璉、林毅夫、樊綱、張維迎、江小娟、張五常等。任何社會理論都代表一定的利益和社會集團。按馬克思說的，利益集團必然要爭取把自己的利益上升為政策，還要尋找理論和理論家，要掌握自己的宣傳工具。」
《瞭望東方週刊》的這則報道被廣泛轉載，在輿論界和經濟學界都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據該雜誌100期特輯的報道稱：「《代言》一文也驚動了國務院高層領導。後來，一些部門請經濟學家做研討、咨詢時，也變得謹慎了許多。」也就是從此之後，在許多公眾眼中，經濟學家成為財團的「代言人」成了一個公眾話題。
如果說「獨立董事風波」質疑了經濟學家們的職業操守，那麼，在2004年秋冬之際爆發的另外一場論戰，則幾乎將吳敬璉等「著名經濟學家」全都推到了對國有資產的流失負有責任的被告席上。
啟動於1998年的國有企業大規模產權改造，到2004年前後已格局初成，在這期間，數以十萬計的國企「轉換身份」進行了股份化改造，由於缺乏規範和對於掌握改制領導權的政府官員的監督，造成了一些混亂局面，某些有權力背景的人可以弄權謀私，甚至公然將公共財產竊為己有。我們已經看到，吳敬璉在過去的幾年中曾多次呼籲制止這種不正常的現象。但是在這場論戰中，吳敬璉卻被說成是支持盜竊國有資產的「共犯」。這是他當年所始料未及的。
2004年夏天，出生於台灣桃園，畢業於美國沃頓商學院的香港金融學教授郎鹹平連續發表論文和演講，對一些著名企業的產權改革提出了猛烈的質疑。
6月17日，他公開質疑TCL，認定其股改方案實際是國有股權被稀釋的過程，是「以股權激勵為招牌，以證券市場為渠道，使國有資產逐步流向個人的過程」。8月2日，他發表《海爾變形記——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矛頭直指中國知名度最高的家電企業海爾，根據他的分析，「由張瑞敏等管理高層控制的海爾持股會曲線MBO取得成功」。8月下旬，郎鹹平擲出第三顆「震撼彈」，他在上海復旦大學發表題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盛宴中狂歡》的演講，直指中國第二大家電企業廣東科龍的董事長顧雛軍使用多種伎倆，「利用一些地方政府急於加快國企退出的思路，將收購與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了一把雙方互惠互利的雙贏遊戲」。
郎鹹平的三次討伐在企業界、輿論界和經濟理論界平地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在整個秋天，它甚至轉移了人們對宏觀調控的關注。這位來自香港、敢於放言的金融學教授對過去幾年的產權清晰化和公司化運動進行了一次「總清算」。他的結論是，「當前這種利用法制不健全的空檔，合法地侵吞國有財產的景象，和當初俄羅斯私有化運動極為類似」。語鋒機敏的郎教授還打了一個很生動的「保姆」比喻——「我的家又髒又亂又差，找來一個保姆，幫我把家收拾乾淨了，她算是有功勞，可是這個家突然就變成保姆的了。這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據此，郎鹹平提出3個觀點：必須暫停產權交易，必須禁止MBO，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爭利問題不是當前經濟改革的重點。
郎鹹平極富鼓動性的言辭，得到了早就對企業改革中的不公正現象心懷不滿卻無處申訴的底層大眾的熱情支持。而受到攻擊的科龍董事長顧維軍則起而反擊，以涉嫌誹謗起訴郎鹹平幾乎所有的財經和都市媒體都站在了郎鹹平一邊，有的報紙更以《顧雛軍郎鹹平公案反思：經濟學界為何集體失語》為題，嚴厲批評國內學者對郎的果敢行動的「暖昧」態度。
正在尋求機會把「資改派」經濟學家「弄臭打垮」的舊路線和舊體制的人們更是大喜過望，早在2004年8月28日，在郎鹹平剛剛發起對TCL、海爾和科龍的質疑之際，就有一些以「新左派」自居的學者在北京召開「資產流失與國有企業資產發展研討會」，為郎鹹平大聲叫好，10多人聯名發表聲明「聲援郎鹹平」。不久，南京、上海也召開了類似的集會。
2005年6月，一本名為《「郎旋風」實錄：關於國有資產流失的大討論》的圖書出版，該書宣稱：「這是一部明辨是非曲直的書；這是一部分清真善美和假惡醜的書；這是一部反對在我國推行MBO，為大量侵吞國有資產的暴發戶張目，撕開其畫皮的書。這場關於國有資產的大討論，是關係到祖國前途、命運的大問題，它明確指出我們共和國今後應該走什麼路，朝哪個方向前進，也就是說，是繼續沿著鄧小平同志指出的走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呢？還是走信奉西方新自由主義學派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們所推崇、誤導的資本主義私有化的道路？」尤為醒目的是，這本書的「總顧問」是一位中宣部前任部長。一位叫鍾建國的作者在左派網站上撰文解釋他「為什麼要親自出馬當『總顧問』」時寫道：「《『郎旋風』實錄》這本書，觸及今日中國最敏感、最重大的問題。理虧心虛的權勢人物，可能要逼迫主管宣傳、出版的部門出面壓制。中宣部老部長親自出馬擔任這本書的『總顧問』，也許可以起到『泰山石敢當』的作用。」
很顯然，在一個更大的、關乎中國改革命運的大論戰中，郎鹹平也成了一顆被利用的「棋子」。連一些西方媒體也看出了「左派思潮」在中國的再度活躍，美國《洛杉磯時報》在一篇評論中認為：「郎鹹平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某些批評並不是孤單的聲音，他代表著一個被稱為『新左派』的日益有影響力的團體，他們對國有企業民營化和中國經濟的試驗進行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