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者認為，當前的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重化工業化時代」，一向以「輕小集加」（輕工業、小企業、集體企業和加工業）見長的浙江經濟已「缺乏厚度」，所以必須努力向「重型化」轉型，以便趕上「全國性的重化工業化大潮」。按照《浙江日報》的一則報道宣告，「一個浙江版本的『重化』故事已拉開大幕」。於是各級領導聞風而動，加大了對本地選定的「骨幹企業」的支持力度，用給予低價土地、幫助取得銀行貸款等辦法支持它們向鋼鐵、石油化工、汽車製造等重化工業進軍。一些從事服裝、家用電器、手機終端的企業，也積極籌措資金轉向「重型產業」。這一年，浙江省有40餘家民營企業向國家發改委打報告，要求生產轎車、皮卡或客車。當時全國銷量第一的手機生產商波導在實現國有控股以後，也不用銷售手機所積累的雄厚資金去開發自己所缺乏的自主技術，而是準備投入巨資生產汽車。
按照當時的情況，從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以後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斯大林「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及其理論基礎，即斯大林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原理」又重新回來了。只不過這次的理論論據不再是人們已經不感興趣的斯大林，而是一位德國發展經濟學教授霍夫曼。他在1930年根據發達國家過往經驗外推，提出了著名的「霍夫曼經驗定理」：在工業化的後期階段，「資本品工業的生產將超越消費品工業的生產」；在還完全沒有第三產業概念的30年代，這個經濟發展階段就被稱為「重工業化階段」。
學生們的春節討論對吳敬璉的最大啟發是，為了弄清楚眼前中國的問題，還是要用顧准教給他的辦法，先對世界各國近代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相關的理論演進做全面的回顧，弄清問題的來龍去脈，才能找出當前問題的答案。從2004年春節時起，他就大量查閱發展經濟學的文獻，同時收集了有關的經驗數據，將外國的工業化過程和發展經濟學演進過程進行梳理，然後把中國的問題放在這個大背景下加以分析。
理論梳理帶給吳敬璉的最大收穫，是使他認識到，不論是斯大林的理論和路線，還是「霍夫曼經驗定理」，都不過是西方國家在19世紀末期就已經超越的所謂早期增長模式（或稱「粗放增長方式」、「粗放經濟發展方式」）的理論表達。最早對這種靠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進行分析批判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讀過馬克思著作的人都知道，馬克思在19世紀中期作出的資本主義即將為社會主義所代替的結論，正是來源於對這種增長模式的分析。因為在這種增長模式下，隨著投資率的提高，必然導致利潤率的降低和無產階級的貧困化，由此造成了壟斷的形成和階級鬥爭尖銳化。十分弔詭的是，作為馬克思主義信徒的斯大林，卻把由這種增長模式導出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積累（投資）是增長的唯一源泉等等確立為蘇聯共產黨的路線和「馬克思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原理，使後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按照這一「原理」沿著這條路線進行工業化。
在當代經濟學看來，所謂「霍夫曼經驗定理」，是一種反映這種早期增長模式的理論。因為在西方國家的早期經濟增長中，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用機器代替人工，因此，要發展經濟，就必須優先生產機器、工作母機以及煤鋼等重工業產品。霍夫曼把早期增長時期經驗數據基礎上概括出來的產業結構變化趨勢，外推到增長模式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工業化後期，就出現了理論上的錯誤。
歐美等先行工業化國家增長模式的根本變化，發生在19世紀後期。它們的發展方式在第二次產業革命後，由依靠資本和其他資源的投入轉為依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第一個對基於早期增長模式提出質疑的經濟學家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洛。他指出，如果投資決定增長，投資率越高，增長率也越高，那麼由於投資回報遞減的規律，西方國家的投資率應當不斷上升，而增長率應該不斷下降，但是這一切在20世紀前40年都沒有發生。他由此論證現代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並非投資，而是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庫茲涅茨對幾十個國家經驗數據的研究，也證實了索洛提出的原理。
在大量分析的基礎上，吳敬璉得出了結論：各國經濟發展中並不存在一個「不可逾越」的「重化工業階段」。中國在「十一五」（2006~2010年）的當務之急，是要努力實現早在1995年制定的「九五」計劃（1996~2000年）中就要求進行，但尚未實現的「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
在對資本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進行了批評之後，吳敬璉繼而對另外一種粗放增長模式進行了反思，這就是為很多人所津津樂道的出口導向戰略，他稱之為「粗放增長模式的延續」。
在吳敬璉看來，中國前20多年的經濟增長基本上是兩種戰略的成功，從1978年到1993年是進口替代戰略的成功，其後則是出口導向戰略的成功。正是因為後者的政策實施，緩解了由資源投入驅動的增長模式帶來的內需不足，從而將過度投資形成的過剩產能以大量出口廉價製造品的形式加以吸收，使高經濟增長得以維持，而這正是中國經濟保持幾十年高速增長的秘密所在。
可是，出口導向戰略的長期實施已經產生了兩個十分嚴重的消極後果。
一方面，它誘使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的「專業化」，使技術和產業結構升級緩慢。在出口導向政策的保護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貿易結構的長期保持，使中國雖然從出口額看似乎成了「世界工廠」，但是其中大部分卻處在價值鏈的低端，中國工廠缺乏自己的自主創新和專有技術，只能「以量取勝」。這使得我們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資源，承受著環境的污染，背負著「傾銷」的惡名，可是利潤的大頭卻不在自己手裡，出現了「中國買什麼什麼就貴，賣什麼什麼就賤」的畸形現象。
另一方面，這種出口導向政策是建立在人民幣匯率低估的前提下的。中央銀行為維持本幣低估，不得不通過入市干預，大量購買外幣。2003年，中央銀行平均每天收購2億~3億美元，2004年猛增到5億~6億美元。長此以往，這將使國家貨幣政策的運作處於極為被動的狀態，導致貨幣超發、流動性氾濫等問題，從而很可能造成通貨膨脹以及資產泡沫的形成及最終破滅。從亞洲各國的經驗看，從「東亞四小龍」到馬來西亞、印尼，凡是採用出口導向戰略的經濟體無一例外地在成功發展了一段時期之後，爆發金融危機，一些應對不當的國家更因此陷入長期蕭條。
因此，在吳敬璉看來，以數量取勝和匯率低估為基本特徵的出口導向政策的延續，已使中國的外部經濟失衡加劇，如果不加以轉變，就會出現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並存的複雜局面——到2009年下半年，中國經濟的實際表現又一次被他「不幸而言中」。
作為經濟學家和政策咨詢研究人員的吳敬璉深知，自己的責任不僅在於弄清增長模式轉型的理論，還要提出中國應當怎麼樣實現增長模式轉型、如何提高效率的具體建議。因此，他對各國提高效率的途徑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並且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以下四個基本的方向：
第一，盡量將農村富餘勞動力轉向效率較之農業為高的城市非農產業就業，努力提高他們的文化技術水平，促使他們創造的附加價值和獲得的收入得到提高。
第二，促進現有以簡單加工為主的製造業的產業鏈向能創造更高附加值的研發、設計、品牌銷售、售後服務等價值鏈（或稱「微笑曲線」）的高端延伸。
第三，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為生產者服務的生產性服務業，以便降低在現代經濟的總成本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高的交易成本。
第四，用現代信息化技術改造整個國民經濟，以便降低信息成本，提高社會的整體效率。
2004年中期，吳敬璉所在的兩個單位：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和國家信息化專家委員會，也開始了對「十一五規劃」的預研究。他就在這兩個平台上展示了前一段的研究成果，並對「十一五」的方針提出建議。
吳敬璉第一次公開發表自己的觀點，是在2004年7月的全國政協常委會的專題討論會上，他作了重點發言，題為《注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謹防結構調整中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傾向》。他論證了重型化道路之不可行，並提出警告說，「重型化」的快跑將使中國遭遇能源危機。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裡，他作為政協經濟委員會「十一五」課題組的組長，和經濟委員會的委員，以及來自國家發改委負責起草「十一五」文件的高級官員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取得了基本共識。最後受經濟委員會的推舉，他在全國政協2005年3月的全體會議上做了題為《「十一五」必須認真解決工業化道路和增長模式問題》的大會發言，受到委員們的熱烈歡迎。
在10月20日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舉辦的「十一五規劃」座談會上，吳敬璉發表了題為《關於發展模式和增長方式的選擇》的長篇講話，全面闡述了他的觀點——關於中國的增長模式必須實現由投資驅動到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的轉變。吳的講話引起了一個十分熱烈的討論。有的來自新聞單位的官員強烈反對吳的觀點，認為中國人應該有權享有像西方人一樣的高汽車佔有率、高能源消耗率等高消費水平；而且人類是地球的主人，地球上的資源本來就是用來滿足人的需要的。而大多數委員，包括原專家委主任、時任中央財經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鶴和專家委委員、發改委規劃司司長楊偉民這兩位資深的發展經濟學專家，則和吳敬璉持有大致相同的觀點。
和在經濟界不太一樣，吳敬璉在經濟學界的遭遇，就顯得形影孤單得多了。
站在吳敬璉對面的是他的「老對手」，北京大學的厲以寧，以及一些重要的經濟學家，其中包括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此外還有眾多的地方行政官員。
2004年12月13日，厲以寧在北京大學的一個學術論壇上明確表示，重型化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他說：「吳敬璉反對片面『重型化』，我是同意的。但是重化工的發展階段也確實存在……大國的發展不能繞開重化工的道路，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
接著，厲以寧以擅長的講故事方式來討論問題：「經濟學界流行一個故事，有兩個人到郊外去旅遊，忽然聽到老虎叫，一個人趕快蹲下，從背包裡把運動鞋取出來換上想跑。另一個人就說，老虎跑得比人快，你換運動鞋有什麼用？這個人說只要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第二個人不慌不忙，也蹲下把鞋脫了，爬到樹上去。老虎不會爬樹，吃不著，就往前追，把換運動鞋的人吃了。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點，經濟中的大風大浪是不能避免的，我們的企業不要認為能躲，躲有什麼用？換運動鞋也是躲。要有自己的絕招，有自己過硬的本領，你是武松，把老虎打死了就更棒。」他進而推論道：「當前的經濟學界正在討論一個問題：中國能否繞開重化工階段？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過輕工業階段、重化工階段、消費品製造階段，然後到IT階段，中國是不是也要跟他們一樣地經過一個重化工階段呢？經濟學界討論這個問題的最後結論是，小國可以繞開，中國是大國，無法繞開。因為我們要建立自己獨立的體系，13億人口的大國，沒有自己獨立的基礎工業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