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五大經濟學家群戰吳敬璉」的新聞登上了全國媒體的顯著版面，它不但非常重要，還帶有很強的娛樂性。
「吳敬璉講『市場』講了這麼多年，為什麼現在卻激發了那麼多人的不滿，問題究竟出在哪裡？這也許是最耐人尋味之處。」一個叫薛湧的美國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
自1月14日之後，吳敬璉就沒有在媒體上露過面，周南幫他推掉了所有要求訪問的請求。這時，他身在上海，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EMBA班講課，每週講4天，每天講7個半小時。這位自小就弱不禁風的肺結核患者到了晚年卻出乎意料地健朗，這連他自己都有點驚訝。發生在北京的輿論風暴當然干擾到了他的心情，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他面對的似乎是亂箭齊飛的狀況，所謂的「是非」，並不像過去那樣的涇渭分明，甚至可能是越辯越糊塗。他不是一個喜歡戲劇化的人。
在5位教授的懇談會開過4天後，2月15日，吳敬璉出現在北京中國大飯店的「香港上市中國公司研討會」上，面對眾多記者的追問，他沒有講話。在做了題為《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的學術報告後，未等會議結束，他便在大會保安及隨行的「保駕」下，悄悄「撤離」會場。不過，在大飯店一個很不引人注目的餐廳門口，正在打手機的他還是被緊追不捨的《中國經營報》記者攔住了。
記者問：「對5位教授聯手開會駁斥你的觀點有何感想？」吳敬璉說：「我沒仔細看。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讓大家來判斷這件事。主要得看意見的正確與否。正確的意見佔上風，就有正面的作用。現在到底誰是正面誰是負面，還得讓大家來判斷……現在不論我說什麼，都會有人批判的，而且是專門針對我說的話。我一說，馬上會有人批判。其實在刊物上，已經有批判了……我也不能再答辯了，因為再答辯的話，我們中國公司在海外市場甚至會完全不行的。」
整個對話只有10分鐘。記者在刊發的稿件中揣測說：「當大多數投資者的利益和中國的股市發生矛盾時，那些既得利益者勢必會維護自己的利益需求，而摻雜了諸多因素在內的中國股市作為新生事物的發展，道理上應該去保護它。但如果為此而損害了中小投資者的利益，這樣的辯論將無任何實質性的推動作用。曲終人散後，它所引發的問題真正解決嗎？此時，吳敬璉的沉默也許有他沉默的道理。」
大凡熟悉吳敬璉的人都知道，這位外表溫潤的南方人其實有著特別倔強的個性，他是不可能輕易放棄或妥協的。就在那段時間，他白天講課，晚上則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撰寫論文和編輯舊作。上海遠東出版社建議他把自己關於資本市場的思想梳理成冊，他同意了這一意見。
3月，全國「兩會」在北京如期召開，身處輿論漩渦之中的吳敬璉已「無處可逃」，他一出現在人民大會堂就被上百位記者團團包圍。媒體報道說：「在政協經濟組的每次討論會上，只要吳敬璉發言，幾十隻話筒和錄音機就遞到了他的嘴前，記者們的大量『圍攻』不僅影響了他的正常發言，也給會議的討論帶來了干擾。」不堪其擾的「兩會」新聞組只好破例做出了一個安排，它通知全國媒體：9日下午，吳敬璉將在京豐賓館召開一場個人記者招待會。
在招待會上，吳敬璉一坐下來就說：「什麼問題都可以問。」
記者們的核心問題其實只有一個：「您對股市的關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中小股民的利益，但有些中小投資者因為賠錢而指責您，您如何對待？現在最想對股民說什麼？」
吳敬璉答：「有時候現象和本質不是很分得開，從一個時間段來看，莊家的炒作的確會使中小投資者賺錢，但從整個週期來說是不可能的。單純的炒作或者說和投資無關的單純的投機不能創造物質財富，它也就是在不同的所有者的口袋中間再分配。一種最突出的情況就是當大量的銀行資金和政府資金入市，相當多的人都會發財。問題是這個銀行的資金和政府的資金早晚是要還的。它最後落在誰的身上？比如說去年有大量銀行信貸資金入市，可以把股價頂起來，這樣不但莊家可賺錢，中小投資者拿到的錢也不少。但是這個錢是空的，它的背後是什麼？如果是由物質財富做後盾的，政府把這些錢，全國人民的錢拿來了，投進去了，那就是全國人民做了貢獻……董輔教授也說過，『在我國證券市場中進行著激烈的短期投機，這是我們通常說的炒買炒賣。』如果（炒股）是這樣的概念，怎麼創造物質財富？我就不懂。說『全民炒股』是大好事，我不能理解。」
吳敬璉還有感而發地談及了他與一些學者的分歧，他說：「人們常常用兩分法來看待中國轉軌時期的社會矛盾，就是保守派和改革派，這個問題沒有那麼簡單。在改革的戰友之間，一部分人在改革的過程中會發生分化。這裡有認識上的問題，也有利益上的問題。」
在講完這些話後，吳敬璉十分感慨地再次引用了捷克革命家伏契克在《絞刑架下的報告》中所說的那句名言：「人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可要警惕啊！」
3月20日，吳敬璉南下江蘇，在南京大學做了一場題為「中國經濟發展走向」的講座，繼續闡述他的觀點：「中國股市泡沫經濟是存在的，我依舊堅持我的觀點。莊家是觸犯刑律的，莊家也是觸犯民法的，而且莊家和上市規則也不吻合，但現在誰都不把它當回事，而且在某些大型媒體上還可以公然討論『跟莊走天下』，這種視法律為兒戲的股市現狀太不正常了。別人不說，我歲數大了，不講白不講。」同時，他反對政府用托市的辦法來「拯救」股市。
3月24日，吳敬璉在北京參加《讀書》雜誌社的座談會，再談股市異象及經濟界的腐敗現象。
他說：「大致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逐漸可以看到有兩種極端的傾向：一端是打著改革的旗號主張為少數人弄權發財大開方便之門，實際上是支持建立權貴資本主義，另一端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主張回到集權計劃經濟和「左」的政策。這兩者互相以對方作為自己存在的依據，互相加強。於是，問題變得十分複雜。這兩條道路都是歧路。由於制度變遷有『路徑依賴』的特性，在錯誤的路徑上走得越遠，退出的成本就越高，甚至會鎖定在這個路徑之中。一旦鎖定，就會像諾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所說，除非經過巨大的社會震盪，否則就很難退出了。」
那麼這種複雜的局面，是否因為改革理論的匱乏而造成的？吳敬璉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認為：「在過去的中國改革過程中常常遇到這樣的情況——問題的是非曲直早已昭然若揭，作出正確的結論並不需要很高深的經濟理論素養，但還是作出了有悖於常理的判斷和錯誤的決策，這往往是與論者的利益取向相聯繫的。比如在改革方案的選擇上隱含的是選擇有利於尋租活動的方案還是選擇能夠剷除尋租條件的方案，道理本來是很清楚的，但有些人用各種似是而非的論據來維護前者和反對後者。例如80年代後期關於要不要放開價格的爭論，以及最近幾年關於股票市場的爭論，在我看來大體上都屬於這種情況。」
吳敬璉的這段言論是十分嚴厲的，他的指責對像直指某些著名經濟學家，因此就更招人怨恨了。
也是在3月的下旬，《十年紛紜話股市》一書出版。它不但出現在全國各大書店，甚至還被擺放在街頭的書報攤上，這在之前是沒有出現過的景象。吳敬璉專門寫了長達2萬字的前言《股市七題》，將5位教授與他的爭辯論點分為7個，進行了逐一的反駁。他決定以此作為爭論的總結，從此不再開口。
在這篇前言中，吳敬璉進一步強調了他對股市無序、過度投機和泡沫膨脹的擔憂。他認為，當前中國股市的股票平均換手率太高——2000年上海股市的換手率達499.1%，明顯處於過度投機的狀況，如果沒有投資活動與之並行，單純炒作並不能使物質財富增加。他寫道：「看來我對股市功能定位的設想的確與一些證券專家有原則的分歧。例如厲以寧教授曾經有一個『擊鼓傳花』的傳神比喻，為他心目中的股市定性。他說，股市是可能全贏可能全輸，就像擊鼓傳花遊戲，鼓聲停了，『花』在誰手裡誰就被套了，但是下一輪鼓聲再起的時候你還有機會把『花』傳出去。」他不能同意這種「靠『擊鼓傳花』遊戲就能增加國民財富」的觀點。
他似乎還特別在意吳曉求和韓志國等人對他的動機和專業能力的批判，因而專門就「專業精神」與「平民意識」發表了一番評論。他說：「老實說，我把詰難者指責我過多地為中小投資者講話，有太多的『平民意識』，看作一種表揚，只怕自己的工作當不起這樣的讚譽……經濟學是一門實證科學，經濟學家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是什麼』的問題。然而，經濟學涉及人們的物質利益，因而往往是現實性很強的一門學問，除了揭示事情的真相，在大多數場合還要進一步作應用性的研究，提出規範性的意見。依我看，這便是最起碼的專業精神，而關注社會公正和社會中人的命運也是經濟學家的本分。」
在《前言》的結尾部分，他寫道：「我在前面提到的詰難，有些來自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他們在過去為實現市場經濟改革的共同目標對我提供的幫助和支持至今記憶猶新，回想起來仍然令人感動。不過我總是覺得，爭取建立市場經濟，並不只是為了我們自己，甚至不只是為了我們這一代人。當我們作為時代的幸運兒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時候，不應忘了還有許多平民群眾，他們甚至沒有得到應有的平等機會去謀求體面的生活。當看到一些生活無著的下崗職工拿著自己的微薄積蓄無奈地投身於極不規範的股市而沒有別的出路的時候，我們不覺得自己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麼嗎？」
日後來看，吳敬璉與五教授的這場大論戰，從一開始就注定是沒有結論的戰鬥。雙方的論點互有交集。通過這場論戰，讓一個事實更為清晰地呈現了出來：進入新世紀之後，利益的博弈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超越意識形態，成為觀察經濟政策走向的第一指標。「改革」這個名詞，有時候已經成了一個可以被利用的工具。在這一點上，吳敬璉顯然是清醒的。
就在經濟學家們激烈爭辯的同時，中國的股市跌宕起伏。在2001年1月急跌之後再現漲勢，幾個月後，股市大盤再現高位，6月14日，上證指數達到2?245.42點，3天後，國務院發佈《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由於市場擔心證券供應量急劇增加，再加上股價操縱行為氾濫，內幕交易層出不窮，嚴重打擊了投資者信心，股價由此一路走低，開始了綿綿數載的大熊市，到2005年6月，上證指數跌至998點最低谷，前後歷時整整48個月。